张宗祥点校《国榷》稿酬风波全解析

张宗祥先生（1882—1965，字阆声，晚号冷僧，浙江海宁人）一生主要从事文教、图书事业，学识渊博，生平钞书成癖，共钞校九千馀卷，前无古人。经校勘出版的重要古籍有《说郛》《国榷》《罪惟录》等，其中《国榷》的点校整理，可以说是张宗祥费力最为深厚的，时间跨度也比较漫长。张宗祥曰：

此书予假蒋氏五砚楼旧钞本过录。蒋氏书，生沐先生（光煦）别下斋所藏。……

甲子（1924）至永嘉，承假携行箧中，因得全钞；中有二三空页。后至江南图书馆检视八千卷楼本，所缺亦同，乃知同出一源。丙寅（1926）、丁卯（1927）流寓沪上，颇思借刘氏嘉业堂所藏明历代实钞，一为校补。悠忽至今，竟未着手。以视先哲劬学著述之勤，愧悚奚似。乙末（1955）又据一钞本校补，并为分卷。

张宗祥《大小戴礼记合纂序》：

解放之后，即来杭州，任省图书馆职务。从公之暇，忙于整理谈孺木先生《国榷》稿者，几及三年。

是知张宗祥早年即已着手校勘《国榷》，及至1955年又据另一钞本校补，并为分卷，故有“谈先生有知，当不责予鲁莽也”一句戏谑之辞！

张宗祥后来之所以重拾校勘重任，盖古籍出版社有印行此书之计划。按，古籍出版社成立于1954年6月，是出版总署直属社，社长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编辑不足十人，有徐调孚（平湖）、张静庐（镇海）、章锡琛（绍兴）、陈乃乾（海宁）等。1956年12月，文化部关于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独立经营的请示报告，称根据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的指示，拟加强中华、商务的出版工作，将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组成中华书局的编辑部。1957年3月，古籍出版社正式并入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社址迁至北京东总布胡同十号，编辑部设古代史、近代史、古典文学、哲学四个编辑组，组长分别由徐调孚、张静庐、姚绍华（金华）、傅彬然（萧山）担任。

由于一方要出，而另一方也已做了很多校勘整理工作，故双方一拍即合，也商定好了稿酬数额。

但是因时代、政策等因素的变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在稿酬标准上以国家行政发文的形式调整过数次，而该书的出版恰好在调整之后，所以在点校、钞写费用的标准核定上，古籍出版社与张宗祥彼此产生了分歧。经过前后三年多的协商与内部讨论，中华书局从信义、承诺以及团结作者诸方面考虑，为张宗祥补足了最初“口头约定”的稿酬数额。

一、交稿时间与当时之约定（附稿酬核算标准）

据徐调孚的记载，张宗祥将整理好的谈迁史学名著《国榷》交给古籍出版社，时间为1956年（月份不详）。

当时的点校费是3元/千字，《国榷》字数可能超过4000千字，但张宗祥只负责校勘整理，后期的校对审核工作由出版社负责，故副总经理王乃夫于1956年12月15日签发徐调孚所拟的文件中有“拟送人民币壹万元”的批示。由徐调孚与张宗祥做了“口头约定”（未见文字凭证），总稿酬计为10000元，并于1957年7月预付5000元，馀款将在《国榷》正式出版后再行支付。按，《国榷》共4284千字，以10000元稿酬计，则为2.33元/千字。9月4日，张宗祥与古籍出版社函，大概讲到稿酬事。9月16日，徐调孚拟稿给张宗祥复信，曰：“依照我社规定，此类校勘旧书，一律不定合同，希谅。稿酬当以前函所定为凭。”据此可知，稿酬标准或总数，在之前的公函中（或即1956年12月15日），曾有约定。

古籍整理书稿的稿酬标准，举例如下：

点校稿：

资治通鉴　3元/千字。金灿然1956年4月17日所拟与陈述先生函曰：“工作报酬问题，《资治通鉴》一书加工报酬是万字卅元。所以定为万字卅元的原因是：为了标点《资治通鉴》，由范文澜等十几位同志组成了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了加工原则的设计、某些原则问题的和具体的组织工作。为执行这一工作，又以顾颉刚等十一位先生组成了专门小组，这个小组用具体办法进行了标点和审校工作。这样，可不必再另外请人审校，从而也就没有审校费的支出。这本书工作报酬是包干性质的，除了标点和为标点所必须的校勘工作之外，其他许多校勘工作，如钞稿、标点说明、最后详校清样等，均未另外计酬。”

四裔传　1元/千字。金灿然1956年4月17日所拟与陈述先生函曰：“《四裔传》的工作报酬所以定万字十元，主要是单指标点和为标点进行的校勘一项说的。另外的校勘工作和注释工作以及前言等，是要另外计酬的。我们以为，仅标点工作费用万字卅元，那太高了，把校勘工作、注释工作等包括在万字十元，一般的说，又嫌偏低了。因此，《四裔传》的工作费，标点部分按万字十元，其他工作另外计酬，我们以为不仅标准上和计算方法上都是比较合理的。诚如陈先生指出的，这里不是为了钱的问题，而是为了追求合理。”按，这种将古籍文本和校勘、注释内容区别标准的核算方式，在后来的古籍整理书稿中运用较多。

历代各族传记会注　3元/千字。徐调孚1956年7月17日所拟与中央民族学院关于《历代各族传记会注》的协议书：“（一）学院负责编辑加工工作，将本书进行编辑、标点，并加注释。完成后，分批交与出版社进行出版工作。（二）全书共分四编，分四册出版。第一编的排校印装日程如下：1、学院于六月底以前将最后改定稿交至出版社。2、出版社于七月交印厂付排，于八月起，陆续将清样送交学院校对，于九月全部送毕。3、出版社于十一月以前，将本书第一编出版。……（六）第一编之报酬办法，议定按每千字三元计算，于签订此协议书后，先按原稿字数致送百分之五十，于出版后再按排印页字数全部结算付清。第二编以下各册，临时再行协议。”

著作稿：

尚书通论　陈梦家著，1962年签订合同，12元/千字。

海瑞的故事　吴晗著，1962年签订合同，8元/千字。据上述文件，大致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稿酬标准的情况。而《国榷》以最初约定的总稿酬万元，也是合乎标准与情理的。

二、1958年7月文化部颁发稿酬之《暂行规定》

如前所述，新中国初期高标准的稿酬（所谓高稿酬，是相对于普遍收入者而言的），陆续引起多数人的不满。政府职能部门也因此经常讨论，及五七年反右对知识分子打压之后，稿酬标准逐渐降低，至1958年7月14日，文化部颁发《关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草案），于同年8月1日起在北京、上海试行。正式采用“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付酬原则。1958—1962年，基本稿酬的标准：著作稿4—15元/千字，翻译稿3—10元/千字（参见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文汇出版社2006年）。

该标准“试行两个多月后，北京和上海的一部分作者和出版社提出倡议，要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式的劳动，建议降低稿酬标准。文化部根据上述建议于10月10日发出通报，将《暂行规定》的稿酬标准降低一半”（王泽泗《我国稿酬制度的历史与现状》，载《中国出版》1992年），稿酬再次降低，即著作稿3—8元/千字，翻译稿2—5元/千字。按，一年后，文化部发现降低标准不妥，不利于繁荣创作和提高作品质量，于是进行更改，继续实行1958年7月制定的《暂行规定》。

由于是普降稿酬，古籍点校稿的稿酬降低至2—6毛钱每千字。

三、图书之成本、定价

1956年，文化部颁布《全国出版社一般书籍、封面、插页定价表》，确立了正文分类别、按印张定价的基本模式。自此后的二十八年间，除在1958、1963和1973年基于政治目的对定价标准向下调整之外，印张定价模式一直延续到1984年，成为完全计划经济时代图书定价的基本模式。

其制定的“保本微利”原则，或曰不能按照实际生产成本定价；或曰没有让出版社所创造的利润全部转化在价格中，而是让一部分利润（通常是大多数）有计划地让渡给社会，实现利润的重新分配。

定价类别分了十一类，共二十六个分类项目，最后都有相应的定价标准。古籍整理图书属于第六类，定价标准为：0.09元/印张（新闻纸。若使用更好的纸张如道林纸，可稍作增加）。

由于未能找到《国榷》一书的定价原始卡片，现参考中华书局两种书的“图书出版记录卡”，以为当时图书之定价情况：

《三国志》（平装）：49印张，4插页，5册，1963年12月14日发印，1版3次。“备注”一栏之下，罗列定价计算公式：49印张×0.09元/印张＋0.015元/插页×4插页＋0.035元/封面×5封面＝4.645元。而在左侧的实际定价里，写着

“5.30元”。

《辽史》（护封精装）：50印张，12插页，3册，1974年10月出版，1版1次。罗列定价计算公式：49.8125印张×0.09元/印张＋0.01元/插页×12插页＋0.01元/封面（平装）×3封面＋0.85元/封面（精装）×3封面＝7.453125元。实际定价里，写着“7.50元”。

上述两书之定价，其实只根据所用纸张以及按印张数核算印刷、装订之直接成本，并未考虑其他成本，如排版、校对、编辑、设计、稿酬、管理等诸费用。

当时古籍整理图书之直接成本各项费用名目与标准

如下：

　　印装费：0.023元/印张

　　纸张费：0.021元/印张

　　排版费：4—8元/千字

　　稿　费：按约定

《国榷》于1958年12月正式出版。1版1次版权页：

　　字　数：4284千

　　印　张：195.25

　　印　数：1—1000

　　定　价：29.00元

　　出版社：古籍出版社

　　印刷厂：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根据《定价表》核算：

196.25印张×0.09元/印张＋0.85元/封面（精装）

×6封面＝22.7625元

实际定价是29.00元。但此书之成本组成如下：

　　印　装　费：0.023元/印张×196.25×1000套

　　纸　张　费：0.021元/印张×196.25×1000套

　　排　版　费：4元/千字×4284千字(www.xing528.com)

　　布面精装费：0.40元/个×6个×1000套

　　稿　　　费：5000元（以另外5000元不付计）

不算校对、编辑、设计、管理诸费，总成本为33171元。发行折扣是70%，则总实洋20300元。《国榷》第1版1次亏损12871元。

四、出版时间与最初之沟通

《国榷》出版的时间，版权页标明是1958年12月，出版社依然署“古籍出版社”，而在中华书局的档案里，却都是以“出版于1959年1月”来记录的。且其出版时间，都晚于1958年10月10日文化部颁发的《关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草案）的通报。

徐调孚致张宗祥函拟稿

徐调孚1959年1月19日所拟与张宗祥公函，其事由内写“《国榷》稿酬作为结清”，文曰：

宗祥先生：

《国榷》一书，我局已经出版，样书二部业已寄奉，想早收到。稿酬标准，在整风以后已普遍降低，本书按照新标准，该致送断句费和校勘费共二千六百元正，因前已预支伍千元，我们即作为付清，不补亦不退。又，原书仍行寄还，请收。

此公函22日经财务组会签，曰“同意”，并于是日签发。

宋云彬1959年1月日记：

二十四日：昨日徐调孚语余，阆声钞校之《国榷》，原定致送稿费一万元，已先后汇去五千元，现在稿酬办法另有新规定，不拟再付。余谓应再酌付若干。金灿然在旁，谓余言甚是，当再考虑云。

二十五日：上午，写信给阆声。

按，宋云彬先生（1897—1979）与张宗祥同为海宁硖石镇人。1952年，宋云彬回浙江任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张宗祥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省文史馆副馆长，且二人还有姻戚关系。1957年宋云彬被打成右派，次年举家迁北京，任中华书局编辑，参与“二十四史”的点校、编辑工作。其后两人书信往返频繁。

1月28日，张宗祥复宋云彬函，曰：

老姻丈：

手书敬悉。近来多病，嫌烦，一无兴致可言，遂至稽覆。《国榷》稿费，已得中华来书，据云五千元已支领过头，旧说一概抹杀。这也好玩的事，我想不再过问。如有良心和信义，再寄一些来，我也不拒。……

2月28日，张宗祥又与宋云彬函，曰：

云彬姻丈：

近略能多坐，且亦从事《本草经》疏解矣。《国榷》一部，计六册，另邮奉。书局赠两部，一送图书馆，一自留作纪念。此乃另购，以践宿诺，到请哂存。……

此事至此，及其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未有再发现相关记载。

张宗祥致宋云彬函

从上述张宗祥的信里，我们能读到他的不满。中华书局在此事的处置上，虽说是根据文化部规定执行，并不违规，但也有“失信”之嫌。而对于处置结果，从张宗祥“不再过问”四字推测，双方似已默认了此事到此为止。

五、中华书局最终之处理意见

转眼到了1961年岁末，张宗祥与宋云彬函，又旧事重提，希望中华书局“能补足稿费一万元”。宋云彬并告诸古代史编辑室或局内负责同志，谓张宗祥“当时对此种做法，认为编辑部对钞校者的劳动不够尊重，任意降低稿酬，是不满意的”（具参见谢方《〈国榷〉稿费检查报告》）。所以在12月11日中华书局内部召开征求读者意见会议期间，关于是否补付张宗祥《国榷》稿费事，进行了一番讨论。

据宋云彬1961年12月日记：

十一日：上午，局中有小会，谈征求读者意见问题，也谈到了补送阆声《国榷》稿费问题。

十二日：致张阆声函。

中华书局讨论后，即安排编辑部谢方将《国榷》稿费问题作一梳理，并拟出处理意见。

会议次日，谢方写了一份《〈国榷〉稿费检查报告》。该《报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情况及问题”；第二部分是“处理意见”：

我们认为对《国榷》稿费的处理，是不够慎重的。按一般钞校费，千字三元，这是很高的标准（一般断句和校误费仅千字二—六角）。按《国榷》的性质，工作的难易，千字二元比较合理。但我们没有向作者说明这个理由，而是用另一种不讲道理的片面“通知”，说要将钞校费改为断句费和校勘费共计二千六百元。又竟说过去已付的五千元，不用退回，而将原来最初定的千字三元或共付稿费一万元的事却一字不提。这显然是对钞校者的劳动没有应有尊重。我们认为应该补给他稿费。补的办法是全部按新的标准，千字二元，并向他说明过去的标准不合理。计全书共四百二十八万四千字，以钞校费千字二元算，合共八千五百六十八元，除已付稿费五千元外，应补稿费三千五百六十八元。

此《报告》同日经丁树奇副总编辑圈阅后，即交萧项平副总编辑批示。

萧项平副总编辑同日批示：

《报告》所叙情况及问题符合事实，但处理意见仍不妥。应照王乃夫同志十二月十五日批发徐调孚同志所拟的一函中约定“拟送人民币壹万元”的数字，再送五千元。片面废除合同，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补就要补足，补得有理由，否则仍达不到团结作者的目的。

按，“王乃夫同志十二月十五日批发徐调孚同志所拟的一函”未详所以。（王乃夫曾于1945年任大众书店经理；1951年西北人民出版社成立，任副社长；1956年任古籍出版社副总经理；1958年4月任中华书局副总经理，同年7月调甘肃省文化局工作。稿件是1956年交到古籍出版社的，稿酬总计万元也是那时商定的，故王乃夫的批示时间应为1956年。）

梁涛然副总编辑1962年1月5日批示：

连钞写费在内千字三元致酬，不足之数全部补上。请调孚同志写信。

是月9日，徐调孚即据《报告》并诸领导批示，拟公函，有之前种种“不合情理，不尊重您的劳动是不应该的”，此番按“千字三元的标准致酬，共应付12852元”，“除已预付5000元外，特再补奉7852元”云云。此份拟稿函，未见签发，可能是大家对于超乎最初约定的标准付酬，又有了不同的意见。

另有一份由王季康1962年2月10日拟的公函，事由是“补付《国榷》稿费事”：

出书后没有按照原先约定的稿费数额支付。另根据新的稿酬标准计算，片面的决定。……这种处理是很不合理的。……

除之前曾致付5000元外，再补付5000元。此款即由银行汇奉，请惠收，并盼示覆。

此份公函，经潘达人副总经理、张北辰副总经理、徐调孚、傅惠时（财务科）会签，潘达人副总经理旁批曰：“此件请打字，发出前再请王季康同志校对一遍。”梁涛然副总编辑2月12日签发，且又批注曰：“请交灿然同志，电话汇报后再发。”在天眉，有金灿然2月14日的签名。按：“再补付5000元”原作“再补付7852元”，看笔迹，应是金灿然最后修改的。

由这份经编辑部草拟，并经组长徐调孚、财务科傅惠时会签，由副总经理潘达人、张北辰签阅，副总编辑梁涛然签发，并由总经理总编辑金灿然最终签字核发的文件，足见中华书局对此事之重视。尊重作者，尊重作者的劳动，这是中华书局从创办以迄于今，一百多年来，都一直秉承的精神（也可参看《中华书局藏近代名人手札》）。

据宋云彬日记，1962年2月4日、15日分别有寄张宗祥函，第二函即在上述发文之后，有可能即将书局会议讨论按3元/千字标准支付的情况告诉了张宗祥。

张宗祥3月3日复宋云彬函曰：

云老姻丈：

两书敬承。伍仟元已到，此即意外；且照原约，不必再望意外。

两个“意外”，第二个前冠以“不必再望”四字，疑是对宋云彬信里所提的回应（即被金灿然最终改掉的按3元/千字标准重新核定支付的“意外”）。

至此，《国榷》稿酬问题，终于落下了帷幕。

乙未孟秋朔，个厂于仰顾山房。

原载澎湃新闻2017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