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中华书局的合作关系探析

顾颉刚先生是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大师，而1949年以前他个人的著作却没有一本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根据现存档案，顾先生最初是以一个出版者的身份与中华书局联系合作事宜的，而且后来还因印行中小学教科书事成了竞争对手，甚至呈文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

顾先生于1954年8月22日奉命到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当顾先生将工作计划并历年积稿交给历史所所长尹达时，尹达评之为“大而无当”，在顾先生心中激起了某种“被征服者”的屈辱感。

就在顾先生进京的第二天，中华书局编辑部姚绍华即登门拜访，商谈《史记三家注》点校事；可以说自此之后，顾先生业务上的每一件事，都与中华书局休戚与共。

1955年6月11日，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邀顾先生参加民进，第二年顾先生当选为民进中央委员。

20世纪60年代初，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曾与历史所所长尹达、民进中央秘书长徐伯昕商定：“顾颉刚的学习由民进领导，业务由中华负责，工资归历史所发给。”像顾先生这样以学术为终身的学者而言，业务是其生命存在的意义，可见顾先生与中华书局关系之深厚。1965年10月26日，顾先生因结肠手术，在《预立遗嘱》里表示：“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请他们组织委员会整理。”四十五年之后暨顾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之际，中华书局出版了《顾颉刚全集》，完成了顾先生的遗愿，践行了一个学术文化出版机构的使命。

以下分五部分，简述顾先生与中华书局交往之大概。

一、初次的碰壁与《文史杂志》之合作

1936年，顾先生在北京主持通俗读物编刊社，为唤醒民众的进步，希望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个新动力”，同时编辑出版《民众周报》。但是由于当时在北京印刷，不仅纸张低劣，而且销售不广，为求得上海各书店能够承印并广为推销，遂致函中华书局，谓“素仰贵书店热心文化运动”，“望能双方合作，为大众文化而努力”，并开列合作条件。时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批示：“照现在纸价，谁都不能办。恐怕是纸无办法，不是印刷问题。……决退还。”第一次谋求合作，顾先生碰壁而返。

顾颉刚《文史杂志复刊词》

1941年6月5日，顾先生抵重庆，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主编。该杂志此前一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但1943年自商务港厂沦陷后，“出版极迟，常隔三四月始出一期”，至有“愆期达一年之久”者，顾先生“为各方骂得要命”，10月8日日记：“王云五频要社中增加补助，直欲将社中经费完全榨取而后已，迫得我与之决裂，今日双方毁约矣。”10日，顾先生访时任中华书局编辑所副所长金兆梓，“谈《文史杂志》交印事”。未几，订立印行该刊之合约。

1944年1月11日，《文史杂志》第三卷一、二期出版，发行七千馀份，“誉声载道”，顾先生非常高兴，感谢中华书局“改善之力”。后来还编有“古代史专号”、“唐代文化专号”、“社会史专号”、“佛教专号”、“戏剧专号”、“民俗专号”、“朱逷先先生（希祖）纪念专号”等专号。《文史杂志》本来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办，但在顾先生主编、中华书局印行下，成为抗战期间后方非常重要的大型学术期刊。

二、进京后第一任务：总校《资治通鉴》

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向吴晗说起标点《资治通鉴》事，要范文澜组织专家在一两年内整理出版；另要将杨守敬《历代疆域图》用新方法改绘。根据顾先生日记，11月2日成立“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以范文澜、吴晗、黄松龄、董纯才、翦伯赞、侯外庐、向达、顾颉刚、尹达、黎澍、刘大年、金灿然、王崇武为委员，以范文澜、吴晗为召集人。

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中，范文澜曾敦请顾先生主持标点工作，因为顾先生年事最长，且曾从事过《史记》白文点校。顾先生表示，此事非范老亲自主持不可，自己则可校阅书稿。后以王崇武为召集人，顾先生任总校对，标点者有：聂崇岐、齐思和、张政烺、周一良、邓广铭、贺昌群、容肇祖、何兹全。11月8日，召开标点《资治通鉴》第一次讨论会。

之后，样稿陆续交来，顾先生开始审阅，这在日记中多有记载。1954年11月15日：“看王之屏所点《通鉴》两卷。……之屏所点《通鉴》颇多误处。料想他人，亦必如此，盖大家任务太多太忙，必不能细细研究才下笔也。予任总校，要在十个月内整理出二百九十四卷之书，一一改正他人之误点，其不遑喘息可知也。”29日，召开《资治通鉴》标点第二次讨论会，顾先生提出，以委员会所定十个月完成之期限，“就我一个人的总校言，则绝对不可能”，希望延长时间或添请校对人员。于是商定由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与顾先生分任校阅工作，改变总校对制，组成四人校阅小组，分工复校其它参加者的点标稿。

1955年2月17日，召开“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编杨守敬地图委员会及工作人员全体会议”。24日，与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商谈《通鉴》标点事，开复校小组会”。4月21日，“聂筱珊来，共商标点疑问。徐调孚来，同讨论《通鉴》排印事”，下午又与徐调孚、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会，议定：“《通鉴》至六月底，交廿册与古籍出版社，此后每月廿册，至十月底完毕。明年六月，古籍社全部印出。”

那么，《资治通鉴》为什么要如此迅速地出版呢？1956年2月5日，顾先生到怀仁堂应宴，日记记载：“毛主席、周总理均慰问予去年之病，谓《资治通鉴》不必这样赶。予答云：‘领导上说，已报告毛主席，时间不能改变。’”不管怎么说，《资治通鉴》还是按期完成了出版任务，开创了应用1951年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新式标点符号标点大部头史籍的先河，同时也推动了古籍整理事业的蓬勃开展。

《资治通鉴》第一版的出版者是古籍出版社，但由于1957年初该社的业务、人员、办公楼等都并入中华书局，以及后来图书的修订再版都是由中华书局完成的，所以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都成为了中华书局的出版品种。

三、整理《史记》及“二十四史”总其成

1954年8月23日，即顾先生抵京后的次日，中华书局编辑部姚绍华登门拜访，约请整理《史记三家注》。顾先生“大喜过望”，因为顾先生“发愿整理《史记》已历三十年”。9月1日，到中华书局，商谈《史记》标点事宜。10月5日，拟《整理史记计画》交姚绍华。由于当时顾先生承担了《资治通鉴》的校对任务，所以顾先生就请北大同学贺次君到北图校勘《史记》的不同版本，并从中华书局预支的稿费中供给他生活费。

《资治通鉴》出版后，顾先生即着手《史记》的点校。因为在顾先生的心目中，《史记》整理要分四个步骤：“第一步出标点的‘金陵本’，略加改正，并附索引；第二步出‘史记及三家注校证’；第三步出‘史记三家注定本’；第四步出‘史记新注’。”由于顾先生“一因事忙，二因多病，三则过于求细”，所以推延了出书计划，迟至1958年8月才将《标点史记凡例（稿本）》交到中华书局。

1958年9月，毛泽东指示吴晗，要求标点前四史。13日，吴晗、范文澜、尹达、金灿然、张思俊等召开标点前四史工作会议。会议决定：除前四史之外，“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后将此报告送呈毛泽东，毛批示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9月15日，宋云彬以“待罪”之身（1962年前还没有摘帽）到中华书局上班。10月，开始审阅顾先生标点本《史记》，发现有不少点错或标错的地方。11月6日，在金灿然的召集下，顾先生“到中华书局，开会，讨论《史记》标点事”，会议决定：由宋云彬另觅一金陵本，并在顾先生标点本的基础上重新加工，完工后连同顾先生的标点本送聂崇岐看一遍，作为定稿发排。该书于1959年9月出版，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之书。10月2日，顾先生到中华书局访副总编辑傅彬然，“看新出版标点本《史记三家注》”，傅告之曰：“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史记三家注》，国庆献礼，毛主席打三次电话索取，览后表示满意。”顾先生感慨道：“斯我辈多人之积年辛勤之收获也。”

这期间，其他各史也逐渐展开，但进度缓慢。为了提高各史的整理水平，决定外地院校承担的各史由分散点校改为在北京集中点校。中华书局向周扬报告，要求把承担点校的有关同志借调到中华书局工作，得到支持。1963年，中宣部与高教部联合发函给有关高校，借调唐长儒、陈仲安、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刘节、罗继祖、郑天挺、王永兴等到翠微路中华书局工作，原北京的陈垣、刘乃和、邓广铭、翁独健、冯家昇、傅乐焕则仍在家工作，每周一次业务会，讨论点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段时间，史称“翠微校史岁月”—至1966年5月结束。此时，前四史已全部出版。(www.xing528.com)

1971年4月7日，由当时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与原学部留守组军代表、出版口及中华书局有关同志，共同到干面胡同顾先生家，向顾先生传达周总理的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是夜，顾先生“未成眠，计划工作人员名单”，后作《整理国史计画书》。29日，召开讨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标点事。出席会议的有吴庆彤、宋云彬、徐调孚、高亨、白寿彝、许大龄等二十馀人。顾先生又作《标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应注意的问题》、《“二十四史”标点工作我所望于中华书局者》等文。

但是顾先生因为身体状况所限，此项工作实际由白寿彝负责。到1977年底，《清史稿》出版；1978年春，最后一种《宋史》出版（版权页作1977年11月）。至此，点校出版工作全部完成。

顾颉刚《标点史记凡例（稿本）》

虽然说这套整理本是现今最为通行的版本，但是顾先生从出版之初就表示还要重新点校，对很多史的校勘记被删除非常不满，指出：“只要用事实说话，不多说空话，就不能说是繁琐考证。”顾先生曾说：“凡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一个人的生命不过数十寒暑，固然可以有所创获，但必不能有全部的成功。所以在学术事业发展的长路上，自己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迈进一步，同时也应该推动后人更比自己迈进一步。”2005年，中华书局启动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并采用了对每一史另做“校勘长编”的方式，说明存在的问题以及处理的理由，不仅吸取了顾先生的意见，同时也是对顾先生最好的纪念。

四、庞大的《尚书》整理计划

翻译《尚书》为现代语，是顾先生“五四运动”后所发之宏愿，几十年从未忘却，只因生活动荡始终没有正式进行。1958年年底，《史记》标点完成。自1959年始，历史所派给顾先生的工作任务就是整理《尚书》，而领导任务则由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萧项平主持。1月31日，中华书局要求顾先生停止所有其他图书的整理，务必将《尚书今译》于9月交稿，为的是10月出版，可以向国庆节献礼。

6月25日，顾先生就《尚书今译》的具体工作计划，给金灿然、萧项平等写了一封四千多字的长信，详细说明了《尚书》整理的困难以及《尚书今译》书稿完成的具体计划，并希望中华书局可以配给自己两个人：一个是高级助手，可以代为搜集材料，整理材料；一个是低级助手，代为钞录资料、誊钞稿件以及缮写钢板蜡纸。信末附录为整理《尚书》拟联系之四十六位专家名单，涉及研究版本、声韵、文字、训诂、语法、历史、地理、天文、经学、子学各领域。因为在顾先生设想中，早已有一庞大的《尚书》整理计划，即“《尚书》学十书”：①《尚书》校文，②《尚书》文字合编，③《尚书》集说，④《尚书今译》，⑤《伪古文尚书》集证，⑥《尚书》学史，⑦《尚书》通检，⑧《尚书》学论文选，⑨《尚书》简注，⑩《尚书》学书录，做出来的目的是“此后整理古籍者有绳准矣”。当然，这样做的目的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对于中华书局而言，希望顾先生“作出最详尽的解释和最妥当的翻译”，所以不厌其烦的提出问题，要求修改；对于顾先生而言，也“喜欢把材料搜得多，问题钻得深”，因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学问也有钻得很深的，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经书设有专室研究，我若轻易下笔，则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学者冷眼看着，如有差错落在他们的眼中，将立刻受到不容情的批判，势必有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所以“不得不十分小心，以期不辜负党的厚望”（1964年9月7日与陈慧、徐伯昕函）。这也就是后来中华书局给文化部函中所提出的：“考虑到顾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他的助手问题似仍不能不加考虑。”

1959年7月8日，中华书局金灿然、姚绍华亲自到顾先生家商谈《尚书今译》事，顾先生日记记曰：“今日金灿然同志来，态度甚好，允配给助手二人，帮助钞写，搜集资料及学习整理工作，此殊解决我心事。”从这一天开始，顾先生恢复了循序渐进的《尚书》整理工作。11月，中华书局派尹受来帮助顾先生任钞写，尹受工作努力，学习刻苦，顾先生十分满意。后又派编辑孟默闻协助顾先生整理《尚书》。

是年7月，顾先生至青岛疗养，偶遇刘起釪，刘表示愿意追随顾先生进行《尚书》研究。顾先生遂向中华书局提议，希望调刘来京为高级助手。为此，中华书局金灿然向周扬、齐燕铭等领导人以及中宣部、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等部门频繁申请、联系，商调刘起釪事。1960年的商调，因刘原单位不同意而未果。为此，1961年上半年，金灿然与南京史料整理处主任王可风面谈。12月1日，又致函文化部干部司商调刘来京，并附“请调干部登记表”一份，表中“拟调至何单位任何职务”一栏，所填为“中华书局作社外编辑顾颉刚先生的助手”。

1962年1月16日，文化部干部司同意调刘来京。1月24日，中华书局致函南京史料整理处，告知文化部已经批准中华书局调刘来京工作事。3月16日，又致函南京史料整理处，询问刘来京报到日期；23日，南京史料整理处致函中华书局，告刘暂缓来京并要求寄回档案材料。4月30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询问刘不能到京的原因。5月7日，王可风复函金灿然，询问编制及进京户口问题；12日，刘致函顾先生，谓得组织上正式通知，可调往中华书局。6月11日，金灿然致函文化部齐燕铭、徐光霄，请求解决顾先生助手问题，徐批示谓“目前自外地调人有困难”；19日，中华书局致函顾先生，告调刘进京事最近已向有关部门打了报告；25日，顾先生致函金灿然，谓刘来函，并催办调京。7月8日，金灿然致函齐燕铭，催办调刘进京；20日，康生办公室致函齐燕铭，送上刘致顾先生信，齐燕铭8月1日批示：“此事已解决。”8月6日，金灿然致函齐燕铭并转文化部人事司，附与王可风信拟稿；同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通知刘自己先行来京；7日，文化部徐光霄办公室致金灿然函，退回齐燕铭批示；9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通知刘可先行来京；17日，中华书局致函文化部干部司要求解决刘进京户口问题；21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通知刘先行来京准备，户口问题已报有关部门。9月7日，金灿然致函齐燕铭，关于刘来京户口问题，干部司仍未上报；30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要求见信后即请办理刘调职手续。10月5日，王可风致函金灿然，谓南京史料整理处人员编制在科学院近代史所，已报北京所中，一经批示，即可办理调出手续；8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刘干部简历表收到，要求转来刘政治历史问题和审查结论等材料；同日，中华书局致函近代史所刘大年，希望得到支持，以便尽快解决，并电话联系，获同意；20日，金灿然致电王可风，谓调刘函近代史所已发出。11月4日，刘致函金灿然，报告缓期到京；6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询问刘为何迟迟不来京，要求刘来京日期车次确定后先行电告，以便派人去车站迎接；10日，南京史料整理处致函金灿然，谓刘本月15号前到京；22日，刘来京报到。顾先生日记：“刘起釪君今日到京矣，此事接洽四年而成，可见北京添进一干部之难，盖市人委、文化部、宣传部各关都须打通之故。”可见当时调一人之难，亦可见中华书局为顾先生配助手事之重视。

是年9月，中华书局特设一间办公室，为顾先生专力从事《尚书》工作之用。自刘起釪来后，金灿然又先后致函南开大学郑天挺、郑州大学嵇文甫，借调青年学者李民进入中华书局，与刘起釪一起协助顾先生整理《尚书》。直至“文革”起，此项工作被迫停顿，幸好所有资料未有散失。

1975年9月20日，顾先生日记：“起釪言，中华书局所拟出版计划，本定四年，送至毛主席处审阅，主席言：中华专出古书，而古书有极难解者，如《尚书》非有十年时间不可。因令重拟。为此，这个工作又将落到我身上，但我体已衰，只能帮起釪找些资料，由他作主干。”10月21日，顾先生改刘起釪《尚书今译》计划书。至此，《尚书》研究工作，开始逐渐恢复。

1980年12月25日，顾先生逝世。刘起釪独立担负《尚书》整理工作，中华书局编辑部曾告诫刘：“应该完全摒弃一切外力邀请写的东西，消除干扰，杜绝一切外骛，全心全力整理《尚书》。”中华书局编审杨伯峻生前给刘最后一信，也勉励其务必完成，“不可使千秋万代有所责望”！刘起釪积三十年之心力，耗二十年焚膏继晷之功，至1999年10月终于完成了《尚书校释译论》这部皇皇巨帙，并于2005年4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实现了顾先生“最后才下手去作”的“《尚书》全书的考定”工作。

五、从《史林杂识初编》到《顾颉刚全集》

1955年，顾先生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整理《浪口村随笔》。并得于鹤年等人相助，于1961年2月编定《史林杂识初编》。后因出版社分工，该书转由中华书局出版，1964年1月24日顾先生见到样书，日记记载：“《史林杂识》今日始见到，中华印刷，清楚悦目。……此为中华书局出版予写作之嚆矢。”顾先生自认为该书优点有二：“随时随地可以提出问题，亦随时随地可以解决问题，牖启青年治学兴趣，一也。文辞雅而能俗，谨而能肆，庄而能谐，开文言文之一派，二也。”首印2200册，两星期即售罄。后编《史林杂识续编》，可惜未成。

1961年8月，中华书局金灿然、萧项平向顾先生建议，除出版其《尚书今译》和《史林杂识》外，更应将其一生著述编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顾先生日记1962年6月7日记载，本年需向中华书局交稿中有“古史论文集（地理）”一种。是年11月，中华书局与顾先生签订《尚书今译》、《古代地名汇考》和《近三百年著述考》三书约稿合同，顾先生回信中说：“承你局好意，允许接受我这三部稿件，真是我极大的光荣。”可惜都未成。

197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请顾先生作《工作规划》，其中就有“修订已发表的论文和未发表的文稿，编成分类文集”的规划。后中华书局又重申前议，顾先生即请助手王煦华拟编《古史论文集》目录（拟编六册）；并于1980年5、6月间，亲自编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于1988年出版《古史论文集》第一、二册，1996年出版第三册。

自顾先生逝世后，顾先生的助手王煦华与顾先生的女儿顾潮、顾洪三人负责顾先生《全集》的收集整理工作。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集》整理初具规模，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中华书局未能接手。《全集》遂落户江苏某出版社，该出版社经过数年排校，面对巨大的人、财、物的投入，以及出版的遥遥无期，选择了中途退出。

顾先生在1979年4月13日的日记中提到：“予之心事有三部书当表章：一、吴燕绍《清代蒙回藏典汇》，二、孟森《明元清系通纪》，三、钱海岳《南明史稿》。”2003年7月起，中华书局先后将此三书纳入出版计划，并分别于2005年（《清代蒙回藏典汇》）、2006年（《南明史》、《明元清系通纪》）先后出版。

其时，中华书局听闻顾先生《全集》将由山东某出版社出版之后，非常遗憾。2005年1月21日，当听闻该出版社已放弃了出版顾先生《全集》计划时，中华书局及时与顾潮老师取得电话联系，始知是山东两家出版社将联合承担此项目，而此时这两家出版社的负责人正在赶往她家—签顾先生《全集》出版合同—的路上。中华书局表达了愿望，得到了难以形容的理解与支持！顾潮老师说：“多少年来，就是想让你们出，你们就是不要。”这一次，终于不再放弃。三天后，中华书局与顾潮签订了《全集》的出版合同。

经过六年编辑、校订，在顾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日，中华书局出版了《顾颉刚全集》。这一切，冥冥中似乎自有天意！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