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词的起源与演变及相关作品

一

关于宫词的起源，前人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以为宫词起源于唐朝，如洪伋《宋文安公宫词跋》中说“宫词古无有，至唐人始为之”，毛晋亦以为后世宫词创作“虽有数家，而（王）建为之祖”（《三家宫词》卷一），蒋之翘也认为宫词“始唐人为之”（《香艳丛书》三集卷四），这是就实际以“宫词”为名的诗体而言的；而朱彝尊反驳道：“不知《周南》十一篇，皆以写宫壸之情，即谓之宫词也奚而不可？然则《鸡鸣》，齐之宫词也；《柏舟》《绿衣》《燕燕》《日月》《终风》《泉水》《君子偕老》《载驱》《硕人》《竹竿》《河广》，邶、鄘、卫之宫词也；下而秦之《寿人》，汉之《安世》，隋之《地厚天高》，皆房中之乐。凡此，其宫词所自始乎？”（《十家宫词序》）其后，程嗣章、屈振镛等继之（程嗣章观点见《明宫词自序》，屈振镛观点见《启祯宫词合刻序》），而清人史梦兰则进一步指出，“三百篇以《关雎》《葛覃》为风始，《关雎》《葛覃》，宫词之权舆也”（《全史宫词·发凡》）。其实，三百篇本来不属于宫词，但由于宫帏是王化之基，所歌咏的即使是琐事，然国祚之兴替，已尽展其中了，所以史梦兰所谓的“《关雎》《葛覃》，宫词之权舆”，只是就其作用而言，这与王国维述宋元戏曲，谓起于古之优孟巫祝，（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一章：“知《诗》之神为尸，则《楚辞》之灵保可知矣。……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其实是一样的，不过是推其源流罢了。

或问在宫词产生以前与之相近的诗体有什么，我们能想到的就只有“宫体诗”了，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梁简文帝曰：“予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梁书》卷四）其《咏内人昼眠》诗曰：“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纹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娼家。”《隋书》谓“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卷七十六），“浅而繁”则内容空洞，“匿而彩”则辞藻华丽，这是艳体诗，属于乐府。因为宫廷乐府诗付诸音乐的特性，是不可能作为赋的形式来记录宫廷内部的生活事情的，他只能以歌词的形式，传达于乐官的口中。隋炀帝醉心南朝艳曲，如《东宫春》诗曰：“洛阳城边朝日晖，天渊池前春燕归。含露桃花开未飞，临风杨柳自依依。小苑花红洛水绿，清歌婉转忙繁促。长袖逶迤动珠玉，千秋万岁阳春曲。”多是以艳曲之声调来填新词，后世宫词之中虽也有类似的句子，但不至于像这般地摹拟。

《杨太真外传》记载：“开元中，禁中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数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会花方繁开……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立进《清平乐词》三篇。……上因调玉笛以依曲。”且李翰林别有《宫中行乐词》八首。周拱辰《宫词》自序说“古今为宫词者多矣，大概仿青莲之《行乐词》”（《圣雨斋诗集》卷五），李调元《南宋宫词》自序谓“宫词者，所以记宫中行乐之词也”（《童山诗集》卷五），就是源于此。

但后世也有以“宫体”名宫词的，如周履靖说自己“婆娑竹树之下，块然无所用心，日取古人陈编讽咏之，见诸家宫体华艳幽妍，种种动魄，即其用事用意，未能尽奥妙，而语久之，不觉口滑”（《唐宋元明千家宫词》卷十三），遂作宫词二百首；孟彬《十国宫词》自序亦谓“搜十国遗闻，用赋百篇宫体，匪敢补史之佚，窃附识小之私”云（《香艳丛书》二集卷二），也是将之看成宫体了；又钱位坤《宫词纪事》自序称，“梁简文好作纤靡之辞，号为宫体。体以宫名，不必宫也。王建、花蕊则专言禁掖之事，盖皆遘婴板荡，感深小宛，托于宫以明志”，实际上，钱氏混淆了两者的概念，但他所说的“体以宫名，不必宫也”则拓宽了宫词的范围。蒋之翘说宫词“原本离骚美人之思，自写其情，而不及事。虽曰宫词，亦曰宫怨”（香艳丛书》三集卷四），浦江清亦以为，“凡宫中所唱词曲，题材不一，不必皆是宫词，我们通常称为宫词者，单指宫怨一类题目的诗词，或者是描写宫闺琐事的连章，如王建、花蕊夫人等的宫词”（《词的讲解》），这是宫词最初的形式，可是到了后代，它的变化是很明显的（详后）。

毛晋绿君亭刻本《二家宫词》

如果据名而论，那么“宫词”两个字到唐代才出现，以前是没有的，毛晋谓王建《宫词》百首“天下传播，仿此体者虽有数家，而建为之祖”（《三家宫词》卷一），管世铭亦有“宫词始于王仲初”说（《读雪山房唐诗序例》），后世为宫词者都有是言，所以这是定论。而《全唐诗》所收录的，除王建、花蕊各百首，王涯三十首（实存二十七）之外，其馀寥寥诸人，一二数首而已，如顾况《宫词》六首，其四曰：“九重天乐降神仙，步舞分行踏锦筵。嘈一声钟鼓歇，万人楼下拾金钱。”又谓张祜以宫词得名，可惜其现存的诗集中题为《宫词》的也只有三首，其中五绝二首，一曰“故国三千里”云云，且所作之词，多为宫怨。后人以王昌龄《西宫春怨》《秋怨》《长信秋词》为唐人宫词之先导，争相辑收，大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王叔承《宫词》自序所谓“词家不以多寡为盛衰，则王少伯古宫词不数首而秾雅俊逸，真遗响千春”（《列朝诗集》丁集卷九），此之谓也。

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我们所谓的“宫词”，在体裁上一般是指七言绝句的连章，正如浦江清所说的；虽然唐朝就已经有其它诸如五言绝、五言律、七言律等形式的宫词，宋代还有词体宫词，且后世也有人及之，但那毕竟只是零星少数。

其名或者又作“宫中词”，如王建《宫词》百首，《全唐诗》就题作《宫中词》。宋白《宫词》自序也说“宫中词，名家集中有之”（《十家宫词》卷四），元人张光弼的诗也题作《宫中词》，自序有“宫中词唯陕西司马王建一百首为得体”云云（《张光弼诗集》卷三）。秦兰徵《天启宫词》，国家图书馆藏有两个钞本，都题作“天启宫中词”，而其馀刻本则皆署“天启宫词”。

那么有“宫词”二字者就是宫词了吗？也并非如此。如元稹的《连昌宫词》，实乃连昌宫之词，而不是连昌之“宫词”，而且也比较长，属歌行一体，馀如田锡的《华清宫词》、饶智元的《永寿宫词》、吴伟业的《永和宫词》等，与之相同。而以年号、朝代为名的“宫词”，就属于宫词之列了，如王世贞的《弘治正德西城宫词》、刘芑川的《开天宫词》、李必恒的《前明宫词》、吴士鉴的《清宫词》等；又有以历史时期为题的，如吴省兰的《五代宫词》《十国宫词》、吴养源的《东周宫词》、冯登瀛的《历代宫词》等。而元人杨允孚的《滦京杂咏》，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效王建之体，叙銮舆避暑诸事（卷一百六十八），但是题目既不署宫词，所以也就不能属于宫词之列了。否则，宫词岂有尽乎？但同时也要注意，有的虽然题作宫词，而内容实际与杂事诗、咏史诗没有什么区别（详后）。

二

前面讲到《杨太真外传》记录的“宣赐翰林学士李白，立进《清平乐词》三篇。……上因调玉笛以依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据《旧唐书》载：“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也，汉世谓之三调。”《清平乐》其中一章曰：“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名花指牡丹，倾国指贵妃，从内容来说，这便是宫词了。况且李白别有《宫中行乐词》八首，《本事诗》记：“玄宗尝因宫中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咏出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李白。”从这两个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清平乐》是为行乐而作的歌词，《宫中行乐词》则是对宫中行乐的记录。

需要强调一下，《清平乐》不是宫词，虽然宋白有“春营小殿号披香，宣借天孙作学堂。李白宫词多好句，侧书红壁两三行”一诗（《十家宫词》卷四），但这只是说，它可以被认做是宫词的先导。明代词曲家王骥德说“唐之绝句，唐之曲也”（《曲律》卷三），清代沈德潜也认为“绝句，唐乐府也。篇止四语，而倚声为歌”（《说诗晬语》卷上），唐绝句是可以用来歌唱的，历代记录也比较多，那么王建的百首宫词，“天下皆咏于口”（《唐诗纪事》卷四十四），大概也是传唱开去的。《唐才子传》载“建与张籍契厚，唱答犹多。工为乐府歌行，格幽思远。二公之体，同变时流”，以是知之。宫词等同于歌词，如《楼村诗注》记“（前蜀）后主《宫词》曰：‘辉辉赤赤浮五云，宣华池上月华新。月华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尝宴近臣于宣花苑，命宫人李玉箫歌此词，侑嘉王宗寿酒，音节抑扬，一座倾倒”（《五代诗话》卷一），又王叔承说自己创作宫词时，“客游长安，念禁庭事，非山谣所宜，则联掇故宫流泽，残芳竟点，染落成此卷，命吴姬倚酒歌之”（《列朝诗集》丁集卷九），于是知后代宫词也有以歌词的形式用来传唱的。

唐人喜作宫怨诗，所以宫词与宫怨其实并不能完全分别或对立，如长孙翱《宫词》“一道甘泉接御沟，上皇行处不曾秋。谁言水是无情物，也到宫前咽不流”，失宠宫嫔的哀怨了然于纸上。我们说王建是宫词之祖，那么他的百首诗又怎样呢？钟惺说“王建宫词，非宫怨也”（《唐诗归》卷二十七），贺贻孙则以为“怨之深者必浑，无论宫词宫怨，俱以深浑为妙，且宫词亦何妨带怨”云（《诗筏》），欧阳修则以为王建宫词“多言唐宫禁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往往见于其诗”（《六一诗话》），作为诗人的王建，虽然是就事直书，但诗中所蕴涵的讽刺意味还是很深的，他写给王枢密的诗“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也正好体现了这层意思。唐人写宫廷诗很流行，但多注意在怨，蒋之翘则谓“至王秘监仲初，则以上家起居充依密记，如汉秘辛璅璅瑟瑟者，悉著之，只言事而不言情，命曰宫词。后人递相祖述宠之，谓可补二史诸小说之阙。繇是宫词与宫怨有间矣”（《香艳丛书》三集卷四），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中记载“张枢践敡朱华，为宣词令、阁门簿书，详知朝仪典故。其姑缙云夫人，承恩穆陵，因得出入九禁，备见一时宫中燕幸之事。尝赋宫词七十首，尽载当时盛际，非其它想象而为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宫词的创作，不能凭空想象，这也正是宫词与宫怨有着明显区别之所在。此是一种—外臣写内事。

花蕊夫人生活在宫中，写下宫词百首，从这些宫词中我们不难看出五代前蜀的宫廷生活，这不仅仅是朝代的生活画面，因为浮靡奢华下的社会，他的统治一定不会长远—王衍在位只有七年；宋徽宗有《宣和御制宫词》三卷，杨升庵读之，以为如“游大内”（《美人诗宫词》卷四）；南宋杨太后也有宫词五十首传世，其实张昱早已经指出，“大抵宫中词论富有天下，贵为天子，不可以文章工拙称。必非想象，必亲见，皆非闾巷之士可拟而赋者”（《张光弼诗集》卷三）；明宁献王朱权也认为，“山人不能扬舲，海人不能骤骥，所处之地非也。大概宫词之作，出于帝王宫女之口吻，务在亲睹其事，则叙事得其真矣”（《宫词小纂》卷一）。此是一种—宫中人写宫中事。

“外臣写内事”与“宫中人写宫中事”，正如岳珂《棠湖诗稿》（即宫词集）自序所说的“王建，则世托近幸；花蕊，则身处宫闱。故其所述，皆耳闻目见”，是乃宫词之正体。(www.xing528.com)

和凝有《宫词》曰：“九重天上实难知，空遣微臣役梦思。葵藿一心期捧日，强收狂斐拟宫词。”（按，据史书所载，和凝在后唐知贡举，后唐灭亡后，到后晋就官拜丞相；后晋灭亡后，到后汉又封鲁国公，这难道也是葵藿之心欤？）宋白所说的“宫中词……皆所以夸帝室之辉华，叙王游之壮观；抉彤庭金屋之思，道龙舟凤辇之嬉。然而万乘天高，九重渊邃，禁卫严肃，乘舆至尊，亦非臣子所能知、所宜言也。至于观往迹以缘情，采新声而结意，鼓舞升平之化，揄扬嘉瑞之征。……言今则思继颂声，述古则庶几风讽也”（《十家宫词》卷四）与之相同，然而述古中的“风讽”，一般也很少，即使有亦较为隐晦；又，宋王珪执政至宰相，共十六年，平生未尝迁谪，朝廷大典策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他的百首宫词，没有放逐感愤之意，所以他的诗多富贵气。其他如周彦质、王仲修、张公庠等几家的《宫词》大致也是如此。北宋是一个文化特别繁盛的时期，文人的失意虽然不能避免，但文化的开放，风讽不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此是一种—鼓舞升平景象，歌颂皇恩浩荡。

胡伟《宫词》，集唐宋人诗句而成，共二百多首，今存百首。前半也是称颂帝王天家之辉煌，如“清晓丁东集佩环（吴可），数行鸳鹭各趋班（和凝）。太平天子朝迎日（王建），日绕龙鳞识圣颜（杜甫）”（《十家宫词》卷十），后半则是抒发宫女之幽怨，从而也反映出作者的不遇之情，如“翠翘红粉尚争春（郭功甫），无奈宫中妬杀人（李白）。摧辇不来金殿闭（雍陶），君恩和泪落埃尘（李泰伯）”。后来沈行、李天馥、陈长源、余兆芳、胡勉等仿此，都有宫词集句组诗（沈行有《宫词集句》百首，见周履靖辑《唐宋元明千家宫词》卷十七，明末刻本。李天馥有《古宫词集唐》百首，清康熙年间刻本。陈长源有《晋安陈长源先生集唐》二卷，卷一为《宫词组韵》六十首，清同治三年刻本。余兆芳有《集唐人诗句宫词》一卷，明万历二十一年鹅湖华宗泽刊；按，是书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著录，未见。胡勉有《宫词集句》，道光十九年胡培翚辑刊本，又同治二年肇智重刊；按，是书《安徽艺文志》别集著录，未见）。从整体上来说，这种诗里面带有明显的哀怨，也就是借他人之笔墨，以浇作者心中之块垒而已。此是一种—集句，并开后世集句之风（不只是宫词）。

岳珂《棠湖诗稿》自序谓“比因棠湖纶约之暇，适犹子规从军自汴归，诵言宫殿钟簴，俨然犹在。慨想东都盛际，文物典章之伟观，圣君贤臣之懿范，了然在目。辄用其体，成一百首，以示黍离宗周之未忘”，明末钱位坤所撰的《宫词纪事》，自序有“十七年之沐浴深仁，与三百日之扇扬无度，视听难回，罪知惟命。过幽兰而泣鼎，自然流涕；登芒山以赋诗，何妨绝倒。痛悼先皇，诃诋权幸。倘亦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云云，屈大均谓王誉昌的《崇祯宫词》“乐而止于不淫，所以述烈皇帝之德也；哀而至于不伤，所以述烈皇帝之遇也，寓黍离之旨于关雎之化之中矣”，对先皇的称颂，以及对权幸的痛斥，表现在了每一首的诗中；民国时前清官员更是以遗老遗少自居，所作宫词，更是充满了失落的情绪，如黄荣康的《清宫词本事》、李瀚昌的《清季宫词》、夏仁虎的《清宫词》等，都流露出了对前朝的怀念。此是一种—改朝换代后的故国情结。

元人杨维桢以为，“宫辞，诗家之大香奁也，不许村学究语。为本朝宫辞者多矣，或拘于用典故，又或拘于用国语，皆损诗体”（《铁崖古乐府·逸编》卷八），当然，用典则艰涩，用国语则流俗，作为一种诗体的话，宫词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且元人喜好和诗，杨维桢谓“天历间，余同年萨天锡善为宫辞，且索余和什。通和二十章，今存十二章”云，可惜萨天锡的二十首《宫词》今已不传。廼贤易之《金台集》有《宫词八首次偰公远正字韵》，顾瑛、柯九思、张昱集中也都各有和诗，多寡不一。而历史上宫词和作最多的要数周履靖了（另据《乌程县志》载，王济有《和花蕊夫人宫词》一卷，《夷白斋诗话》《唐宋元明千家宫词》《坚瓠集》皆仅录三首，馀恐已佚），据他自己编辑的《唐宋元明千家宫词》，其中他的和诗共有三百十五首，可谓空前，但这些离宫词的原意已经很远了。此是一种—和诗。

明蜀成王朱让栩有《拟古宫词》百首，所写的内容与朱权的《宫词》相似。作为藩王的他们，写出这样的诗体毕竟显得小气，当然他们是不会寄托某种失意情绪在里面的。明初的文风有点萎靡，以至于整个朝代的诗风不振。朱有燉的《拟唐宫词》、黄省曾的《拟古宫词》《拟洪武宫词》等，也都是如此，没有音韵的美可以传唱，也没有哀伤的情可以反复，更没有隐约的事可以勾勒。此是一种—拟古而无自寓之情。

倪伯鳌有《十洲宫辞》三卷，自叙谓历代宫词“皆写己之不遇，而忠君爱国，用是以见拳拳。予也结发场屋，始自丙午，迄今十三载，每不合于时好，然忠君爱国，自分未敢忘也。因取王建诸诗及唐禁中事，撰为百篇。虽迹疏前轨，邈焉寡俦，而夕秀既披，朝华如在，使他日凤阁鸾衢，得有所攀附，以无谬于夙心，斯又君子所不弃者”，作者的目的很明显，无非是“忠君爱国”。上面讲到的朱让栩，也发现了这个情况，他曾经编纂过《古今宫词汇集》一书，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幸亏他还作了一篇《序》，有“洎唐而宋，或工词，或谭理，至我国朝，渐及盛焉。上下数百……臣道不可不讲也……模写宫闱，寓言臣不忘君之念”云云（《长春兢辰稿》），可见当时风尚，而这种题材一直也很流行。李澄中谓孔尚任少负才，不得志，所撰《拟古宫词》百首，“不过怅西宫之秋月，叹长信之寒鸦，如昌龄比物连类之所为，其于掖庭之事，概乎未之及焉，不待御衣龙马之篇而世已晓然于其旨矣。独是东塘以才藻受知圣主，立拜国子博士，薄命之叹，吾知免夫。虽然，其尚虑入宫见妬也哉”（《续古宫词序》），也正如孔尚任宫词中写的：“脂浓粉淡列宫门，一色新妆厌至尊。故作长鬟如野妇，传来嬉笑亦君恩。”把自己不得志之感情，丝毫无遗地写进了所谓的宫词中，我们能从中读出怎样的宫闺之事呢？大概是没有的，因为作者的本意不在记录。其它如乔承华的《宫词》百首、徐宗道的《宫词》百首、冯如京的《宫词》六十首等，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正张谦宜“绝句之有宫体，大约皆文人忧忿”之谓也（《斋诗谈》卷二）。此是一种—拟古以自托。

蒋之翘说自己“欲颦效仲初”，但觉得王仲初“所咏事皆行乐”，所以他的《宫词》“幽凄哀惋，缠绵悱恻，大抵多怨音”（《香艳丛书》三集卷四），而其中有大半是写客氏与魏忠贤的，有讽刺意味。同一年年底秦兰徵也撰《天启宫词》百首，序中称自己“居诸既暇，沉湮是惧，用是采辑旧闻，谱诸声律，草率芜陋，萃为百首。非特风云月露，愿踵仲初之后尘；抑谓诽谤传言，欲备董狐之择采”，黄文焕跋之，谓“文微间该，刺弥旨严，有风人之遗，得春秋之意，自是炯鉴千古，即谓之诗史亦可”，且诗下有详细的自注，多数是批判的口气。明末写宫词的有好几家，大都以一种痛恨、惋惜的笔墨描述这段伤心的历史。从范围来讲，有的又超出了“宫词”的界限，如：“思善门前日未斜，宫娥竟摘杜鹃花。谁怜望帝魂无主，男子但乘黄犊车。”（钱位坤《宫词纪事》）自注曰：“有妄男子直入思善门，自言先帝后，天神命我为帝，寻下金吾，杖杀之。”但就是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如果没有被弯曲，历史，这是最好的见证。此是一种—事有所本，言皆有征，所谓“宫词虽细，亦史事之支流也，可以存一代之典章，纪一时之风尚，明一朝之得失，见一事之是非”者是也（夏仁虎《清宫词·序例》）。

李天馥《古宫词集唐》自序有“愁地茫茫，情天漠漠，泪珠事业，梦蝶生涯，此固在昔同伤、于今共悼者也”云，邓之诚以为：“同时人多以宫词之咏，盖无为董鄂妃作。天馥特别白之，曰：‘古以集唐为之，终不能掩其寄托。’”（《古宫词集唐跋》）又说：“词中‘日高谁足犹庸起，薄命曾嫌富贵家’，明言董鄂先入庄邸。又云‘桃花满地春牢落，万片香魂不可招’，明言悼亡。”（《清诗纪事初编》卷五“李天馥”条）所谓“顺康之际，诗人喜作宫词，皆有所指，非漫然拟古”是也，如徐釚诗“玉辇平移下九霄，君王新幸董妖娆。东风自闭葳蕤锁，不用黄金贮阿娇”（《清诗纪事初编》卷三“徐釚”条）。清末文廷式的《拟古宫词》六十六首，用意与之同。此是一种—以拟古诗体来反映时事，但较为隐晦。

邓之诚虽然说“顺康之际，诗人喜作宫词”，但现在能看到的也非常有限，如果题作《宫词》，即使是拟古，也会引起统治者的注意，毕竟有一个“宫”在里面。康熙年间有一刻本，名为《两朝宫词》，即秦兰徵《天启宫词》和王誉昌《崇祯宫词》的合刻本，扉页题“进呈御览”字样，《崇祯宫词》后附王誉昌《自题宫词卷后》诗一首，诗前小序有“近闻内府备有是编获呈御览，深蒙嘉赏”语，但是到了乾隆年间，这《两朝宫词》中的《天启宫词》却成了禁书。所以清人写当代宫词的诗人几乎不存在，董文骥有《宫词》八首，写的内容虽然较为直接，但属于颂声，如：“黄老闲翻半卷馀，亲来御案检文书。韩彭壮士如归命，三宥还应托后车。”（《微泉阁诗集》卷十三）清初文人比较激进，充满着分发意气，然而文字狱的到来，完全击碎了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所以躲到故纸堆的选择成了文人唯一的出路。这使得宫词的范围空前的扩张，从东周、秦、汉、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金、元，一直到明朝的都有，乃至于像《全史宫词》这样的辉煌巨著也出现了。但是此间的作品，正如张海鹏《宫词小纂》序中所云“泽畔骚人，江头野老。青衫善湿，听谈天宝之年；红豆能歌，惯记黄初之事。鬓丝蝉榻，且叹且言；茧纸乌栏，或歌或泣。是乃宫词之变格，实为野史之支流。……或题标洪武，撷金粉于南都；或事采汉唐，拾胭脂于北地”，缀史氏之笔墨，杂稗家之传言，连事成诗，诗遂为史，而其实质可以说是咏史之附庸、乐府之别子。正如吴大丙叙蒋如洵之宫词有谓“蒋子眉生咏史诗成，以《十六国宫词》名之”（《宫词荟录》卷一），又如其他几家作者说自己的宫词就是“仿南宋纪事诗”体的（如饶智元《明史宫词》、杨芃棫《清宫词》等），而这时候宫词所涉及的范围，是越来越宽广了。根据几种列有参考书目的《宫词》进行统计，有的作者引用图书最多达六百馀种。此是一种—根据史书、野史、笔记而成，带有考据性质，相当于咏史诗。

光绪年间，出现了像胡延的《长安宫词》、颜缉祜的《汴京宫词》，从空间位置而言，叙述的是光绪与慈禧逃亡西安（《长安宫词》）及返回京城路过开封（《汴京宫词》）时所发生的事，因为作者感知遇之恩，所以都是赞颂圣恩之声，如胡氏的“前旌不用载飞鸢，雨里何妨降玉泉。此是唐虞巡狩地，明堂高对华峰颠”等诗，这与张昱的《宫中词》又有不同，一者为避暑，一者为逃亡，但所记录的行路过程以及个中发生的零零琐琐，可以说都是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此是一种—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然而存在着“纪恩遇偏多”的不足（宋育仁《宫词二种跋》）。

民国时期出现了几种《宫词》，一部分是以遗老的心态写的，而另一部分则带有了革命之后的新思想，如佚名的《庚子宫词》，其自序有“吾国自海通以还，积弱渐襮，外侮叠起。迨夫同光之际，金轮专国，黄巾之流，谬举义军。媟渎宫闱，终至寇乱，客兵擐甲，升于庙堂。……迄

于改元，将以周召之共和，谋民物之康济。讵知君子道消，群雄争长，城狐社鼠，相与凭陵，浩劫于今，未能遽已。独居深念，窃复忧之”，杨芃棫则谓“故宫非一代之故宫，奚悲禾黍；胜地犹昔年之胜地，未改河山”（《陋庵小草》），其间悲哀的色彩依然存在，但是整体上来说，已经不是“长嚎短叹”的心情了。然而面对民国初年所出现的“群雄争长”局面，同时也渗透到了这些“宫词”中，即使还带有陈腐的“辫子”腔调，但毕竟是接受了一些维新的观念、革命的气息。此是一种—渗入了新的时代思想。

“宫词”这一诗体从唐代出现，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渐至消失，经历了一千多年而盛衰不绝。其中所演绎的形式、内容、功能等的变迁，又多多少少反映了每一个时期的文学特征。如今“宫”是没有了，“宫廷生活”也早已不复存在，文人们有怨恨也不可能以“词”的形式来寄托了。—因为观念在改变一个民族的思想时，同时也改变了这个时代的艺术题材、文学精神。

原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