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图书馆珍贵方志丛刊》前言优化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这一优良传统,至今已有2000年历史。而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曾经历了地记、图经和成型方志三大阶段。特别是自隋唐直到清朝乃至民国,每个朝代的中央政府总是三番五次地下令各个地方政府,必须按时编修,限时上呈。所有这些,史书都有明确记载,有案可查,有些命令,甚至对具体编写内容都有明确规定。因此,我们说我国的方志编修,任何时候都是政府行为,由中央政府下令,各个地方政府执行编修。因而无论任何时期、任何地方都是普遍的、连续不断的,这种情况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有的。尤其是到了宋代,方志成型以后,历朝竟还会留下8500多种各类志书,这是我国一个伟大的、特有的文化宝库,这中间蕴藏着许多史书不曾记载的重要史料,可以补史书记载之不足。可见这座文化宝库是非常丰富的,非常重要的,不同学科、不同行业的人,从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各种资料。所以,我们应当很好地重视它,珍视它,更要很好地开发和利用它,使它能够在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非常可喜的是近年来已有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过各类方志丛书,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去年开始陆续推出的由全国数十家著名图书馆收藏的《稀见方志丛刊》,则是其中别具特色的一种。我们说这套方志丛刊其最显著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都是“稀见方志”,这就是说,这些稀见方志以前很少在社会上流传过,其中有许多都还是钞本和稿本,还有许多则是该地建置后首次所修之志书,长期以来一直分散收藏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之中,当然也就很少有人能有机会看到,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么多的稀有方志,大都还是“藏在深闺人未识”。就以已经出版的《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而言,这些方志之中,有些原是清末藏书家方功惠碧琳琅馆旧藏,后归清邮传大臣盛宣杯愚斋收藏,有的还盖有“方功惠藏书印”、“读耕齐之家藏”、“愚齐图书馆藏”等藏书印章,当然这些志书弥足珍贵;又如收藏在陕西省图书馆的明代天顺年间刊刻的《襄阳郡志》,万历年间著名藏书家黄居中、黄虞稷父子的藏书目《千顷堂书目》中竟然没有著录此书,而千顷堂乃是一家享有盛誉的大藏书楼,当时藏书已有6万余卷,却尚未收藏到这部志书。到了近代,著名方志学家朱士嘉所作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也未著录此书,可见传本之少,洵可珍贵。书中钤盖有清乾隆年间太仓藏书家陆时化的藏书印,据吴唅先生的《江苏藏书家史略》载:此人“嗜法书名画,精鉴别,聚书万卷,瞒善本而手校雠之。”又书中还有丹徒赵氏积微室藏书印等。后来又不知于何时流传到北方,并为陕西省图书馆所收藏,这就不得而知了。封于这部志书,《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时称刊刻时间为明天顺三年(1459),但阅读其内容则可发现在学校、廨舍、坛场、桥梁、津渡、科举、岁贡等目的文中,却多次出现天顺四年的内容条文,可见此志的刊刻不会早于天顺四年,或许稍迟一些,关于这一点,该书《提要》作者亦已指出。再如收藏在内蒙古图书馆的《绥远通志稿》就更加特殊了,作为绥远省,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因为它仅仅存在26年,1914年曾置绥远特别区,1928年(有的作1929年)改置省,省会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1954年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因此存在时间很短,尽管如此,仍为我们留下一部100卷的省志稿,这也再次说明我们特有的这一文化传统的普遍性,这种现象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据文献记载,绥远改置省后,首任省主席李培基马上创立了绥远通志馆,先后聘任了馆长、副馆长和总纂,当时荣祥亦参与纂修。到了1936年,《绥远通志》的初稿已接近完成,时任省主席的傅作义从北京请来著名学者傅增湘任总纂。傅接任后,又请来了学界名流吴廷燮、瞿宜颖、谢国桢等人参与修纂,七七事变发生后,纂修工作陷于停顿。1938年应伪蒙疆政府的要求,傅增湘继续了通志的编修,并请来吴丰培、孙楷第等多位学者相助编修,至次年定稿完成,交伪蒙疆政府内务部。1943年,通志稿竟由日本东亚文化研究所带到东京影印出版,两年后适逢美军轰炸东京,影印成品与定稿遂都付之一炬。1960年和1970年,荣祥等人对绥远通志馆的原稿,先后2次进行了修订,最后定稿100卷,300余万字。这部志稿现收藏在内蒙古图书馆,当然社会上不可能有过流传,今若将其正式出版,自然又是学术界一大福音。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这部志书的编修真是历尽艰险,而十多位学者先后参与其事,真正称得上是专家修志。尤其是吴廷燮、瞿宣颖两位,更是著名的方志学家,前者先后编纂过《奉天郡邑志》、《奉天通志》、《北京市志稿》等;后者则于1930年已经出版了《方志考稿》(甲集),这是我国第一部方志著作提要,全书著录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山西、江苏8省方志600余种。既是提要,实际就是对600多种方志进行评论。此书之作,乃是瞿宣颖以天津任振采天春园所藏志书为取材,时任氏已聚方志1500种,而瞿宣颖本拟将这些志书全部写出提要,以成“乙集”、“丙集”之计划,后因故未果,但他个人阅读方志之多却于此可见。

这套《稀见方志丛刊》第二大特点就是“乡土志”特别多。乡土志其实也是方志的一种,只不过在编修过程中,不够规范化而已,不过,实际情况也并非全是如此,有的乡土志篇目设置相当规范,只是名称不叫县志、州志,还是称乡土志。这里不妨举例说明,如民国13年(1924)钞本《白水县乡土志》,在其篇目中,就没有历史沿革、职官、人物等内容,而只记白水的气候、习尚、冠婚丧祭、岁时、物产、陶器、矿产、药材、木属、草属、果属、疏属、毛之属、花之属、羽之属、虫之属、介之属、方言等内容,这显然就是一部典型的“乡土志”。又如清末稿本《泾阳乡土志》,现存卷三,主要记载各类人物,门目有耆旧、孝友、忠义、义行、节烈,其他内容均不载,这实际上还是汉魏时期流行的耆旧传形式,当然,这只是乡土志中非常特殊的一种,实际上不应属于乡土志,因为乡土志一般都要记载该地的山水、物产、风俗等内容。我们还是举例说明,如修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朝邑乡土志》(陕西省图书馆所藏为宣统年间钞本),全志约30000字,分历史、地理、山水、政绩、兵事、氏族、道路、宗教、物产、耆旧、户口、实业、商务等门目,在历史门目中还列有沿革表。就其内容来看,已经相当齐全,其实已经称得上相当规范的县志了。如果将其与明代韩邦靖的《朝邑县志》和康海的《武功县志》相比,真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朝邑县志》全书仅5600字,分总志、风俗、物产、田赋、名宦、人物、杂志7类。而《武功县志》,全书也仅20000字,分为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7目。对这两部志书,清代许多人将其吹捧很高,梁启超对这些吹捧者曾作过严厉的批评,指出“耳食之徒,相率奉为修志楷模”。大家可以想象,5600字如今只是一篇中等篇幅的论文而已,若是写一部内容丰富的县志可能吗?对此,笔者在拙著《方志学通论》中已分别作过评论,这里不再重复,目的仅是用这两部志书来说明,许多内容丰富的乡土志,其文献价值,绝对都在这类县志之上,而不仅是这2部县志。我们不妨再列举收藏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民国初年编修的《崖州直隶乡土志》为例,该志仅两卷,上卷为历史:分沿革、政绩、兵事、耆旧、名宦祠、乡贤祠、忠孝祠、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下卷为地理:分区域、古跡、祠庙、桥梁、市镇、学堂、山、水、海岸、道路、物产、制造、商务等共25目。其内容可与光绪二十六年所修之《崖州志》相互参考,并可补其不足。即如“商务”一目,记崖州每年生产、营销进出口物资种类与数量,是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海南贸易经济的重要资料。因此,我们切不可忽视乡土志这一重要的地方文献。在这套《稀见方志丛刊》中,乡土志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就以《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而言,所收关于陕西的著作共52种,其中乡土志就有22种,可见数量之大。又如南开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稀有方志中,就有《沐阳乡土志》和《滁州乡土志》2种,都是稀见的孤本。现在都将其出版,必将有益于广大学人和各地方志编修工作者们。

这套《稀见方志丛刊》第三大特点就是稿本多,钞本多,还有的虽是刻本,但留存的已经不多,并且还是该地首次所修的志书,当然也就显得珍贵。上文已经谈到,内蒙古图书馆所藏之《绥远通志》,就是一部非常珍贵的稿本。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清宣统三年(1911)所修的《昭觉县志稿》四卷,亦很珍贵。昭觉今属凉山彝族自治州。宣统二年,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请设县,是为此县置县之始,宣统三年志稿完成,可见建县与修志实际上是同步进行。加之志稿编纂者徐怀璋又曾任昭觉设治委员,奉命经办昭觉县筹建工作,因此志稿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诸如当时的公文奏牍、法令法规等。举凡城市规划、经费筹措、道路管理,乃至物料工价,无不具载。尤其是志稿中所记载的凉山彝族情况,如家族、户口、风俗、文字等,都有重要反映。在第三卷记述风俗时,还将彝族经典传世之作《勒武特亦》(亦作《勒俄特衣》)收入,并译为汉语,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这部志稿确实非常重要。该馆还收藏有完稿于1953年的《南浔镇志稿》4卷。南开大学图书馆亦收藏有《新城县志》、《蒲城县志》2部志稿。陕西省图书馆则收藏有3部志书稿本。至于钞本,那就更多了,陕西省图书馆所藏稀见方志共55部,其中钞本竟有31部。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稀见方志20部,其中钞本则有8部,这些比例都是相当大的。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钞本其价值甚至与稿本相当,如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修于宣统二年的《朝城县志略》并无刻本,只有3部钞本传世。又如万历《开原圃说》,修成后无刊本,仅有钞本4部传世。类似这样的钞本,其价值自然就很珍贵了,而这样的钞本在许多图书馆所藏之稀见方志中大都存在,只不过多少不等而已,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了。还要指出的是,在这众多的稀见方志中,有许多都是该地区现存最早的志书,如康熙《中部县志》4卷,是在明志失传后中部县的第一部县志,该志对万历三年(1575)以后的资料作了详细补充。又如顺治《邠州志》4卷,是在嘉靖、万历2种明代志书均已失传之际,知州苏东柱于顺治六年(1649)续修重梓。再如康熙《山阳县初志》3卷,乃是明成化十二年(1476)山阳建县后首次修志,故名“初志”。这些志书对于这些地方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这套《稀见方志丛刊》更重要的一大特点,还是在于这些方志所保存的丰富资料方面,因为在这众多的方志之中,有些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所记内容称得上是五花八门,对于研究这些地方的历史、民情和经济发展都有相当价值。就以光绪《黑龙江述略》6卷而言,编纂者徐宗亮,光绪十三年(1887)被黑龙江将军恭镗聘为幕僚,在此期间,在搜集大量官府档案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修成此志,记事止于光绪十五年。全志约55000字,分为疆域、建置、职官、贡赋、兵防、丛谈6门。众所周知,咸丰十年(1860),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4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强行割归俄国。该志书在《疆域》门中对黑龙江的疆域沿革做了较为精确翔实的考证,记述了大片中国领土被沙俄鲸吞的过程。在《建置》门,对黑龙江(瑷珲)、卜魁(齐齐哈尔)、墨尔根(嫩江)、兴安等7城的建置经过及台站、卡伦、电报局设置过程都作了详尽的记述。《兵防》门则记述了该省陆师、水师设置的经过及练军的兴起。此外,《职官》、《贡赋》等门也都有较详细的记述。该志的显著特点,是强调实边御侮的思想,自非一般庸人所修志书可以比拟,因为它有真实的充实内容。又如万历《开原图说》2卷,亦是记载东北地区情况的一部地情书,它是一部带有军事地理性质的地方文献。鉴于明代中叶起边患连年,出于边防的需要,因此对于边防上的重镇、关口、卫所,以及沿海要地亦多修有图志。这就进一步说明,地方志的编修和发展,完全适应当时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当时就先后产生了《九边图志》、《四镇三关志》、《西关志》、《海宁卫志》等,而万历《开原图说》,亦是这种性质的地情书。开原乃古代肃慎之地,明代在此设3万卫,为东北军事重地,明万历以后,中央政府与东北少数民族关系紧张,开原地位益显重要,其“东北制诸夷,西北制诸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冯瑗编纂了《开原图说》2卷,上卷详载开原所属各戍堡地理位置、军事部署、兵力配备,并附作者按语。下卷叙述建州女真各部世系与有关情况,以及作战营圆、对敌形势等。在万历以后,东北地区对峙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开原图说》显然成为一部极为重要的军事地理著作,亦可说是当时军情的总汇。这样一部在军事上如此重要的著作,出于军事上的机密,当时没有刊本,完全在情理之中,当然后世也就极为少见。再如康熙《江都县志》和乾隆《通州志》2部志书,则是研究造两个地区在漕运和盐务方面所起重大作用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通州素为漕运重地,东南7省,岁人数百万粮以实京师,四方商贾云集;扬州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繁荣的重镇,“盐漕之络绎,商贾之辐辏”,就是这里突出的特点;江都则是扬州之附郭,自然也就处处体现出扬州之特点,整个商业的繁荣,直接渗透到市民社会生活之中,尤其是漕运、盐务两大内容自然就成为这2部志书的特色。还有《当阳县志》也很特殊,其《典礼》一门记载特详,对文庙祭祀的礼器、仪注以及祭祀时所用之乐谱、舞谱都有详细记载,这是其他方志中所不多见的。不仅如此,由于当阳是关羽陵所在地,而阙羽在清代被尊奉为“武圣”,故该志《典礼》门在文庙之后又有武庙。至于边疆地区许多稀见方志,大多保存有比较丰富的少数民族资料,如乾隆《广西府志》还专设《土司》一目。而有些县本身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其县志内容多记少数民族之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如上文已经谈到的宣统《昭觉县志稿》便是如此。又如民国6年(1917)所修之《同正县志》,亦是如此。同正今为广西扶绥,旧名永康州,原由土司管辖治理,明代中叶改土归流,自然都为少数民族居住地。再如乾隆《乾州志》4卷。其第四卷“红苗风俗”,辑录地方文献,记载当地土家族民情风俗相当详细。还要指出的是,陕西省许多稀见方志中,还较多的记载了西方传教士在该地传布天主教、耶稣教,广收信徒的史实,仅在南郑—处,就有天主教徒2270余人。可见这些志书所记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并且所记内容亦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而在不断变更和增加,充分他现出方志的时代性特色,遗在每部志医的篇目设置中就可以一目了然,限于篇幅,边里不再举例说明。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这些稀见的地方志书,除了保存许多重要史料和地方文献外,有些志书对于研究方志体例的发展变化亦有参考价值。明代以来,方志编修在体例上形成两大系列,一个是细目并列,即将所记之事一一都列目。另一种则是分纲列目,而在分纲列目中又有多种分法。如有的以天、地、人为总纲,然后再列细目,明代学者王世贞将其称为“三才体”(启蒙读本《三字经》上有“三才者,天地人”之语)。清代赵弘化的康熙《密云县志》就是如此,分天文、地理、人事。亦有按土地、人民、政事3门编设总纲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唐枢的万历《湖州府志》,有人将其称为“三宝体”,因为它是源自《孟子尽心篇》中“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的说法。清代所修的《续修台湾县志》就是采用了这种体裁。我们在查阅这些稀见方志时就发现,编修于光绪年间的《略阳乡土志》,则按历史、地理、格致分为3卷,下面再分10门43目,所记内容包括政绩、兵事、宗教、实业、方域、物产、商务等内容。这种分类法就相当于明清时期产生的“三才体”或“三宝体”。但是它的分法,却充分反映出志书产生的时代特色。众所周知,清代中后期以来,自然科学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发展,三大类中“格致”的出现,就是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而“实业”、“商务”等门目的出现,同样是在反映新时代的曙光。而且,看来这种分类法,还不是个别现象,如编修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留坝乡土志》,全书亦是由历史、地理、格致3部分组成,就是明证。又如编辑于乾隆初年(1736)、刊刻于乾隆四年的《襄阳文献录》,则是一部典型的地方文献汇编,该书在分类汇辑文献时,分为“人”、“文”、“景”3编,这种分法也很特殊,其分类编辑的方法,同样值得地方文献工作者借鉴。其“人编”4卷,收录本地自古至清顺治、康熙年间人物傅记资料,举凡傅纪、像赞、事状、墓表、祠祀等文字记载统统收入;“文编”1卷,收录自元代杨士弘始襄城人之诗文著作,大部分还附有作者小傅;“景编”4卷,则收录襄城山川、河流、城垣、建筑、墓冢、古迹等处的文献资料。第十卷为“死事”,第十一卷为“宦蹟”,第十二卷篇“寓蹟”。如此编辑一个地方的文献,还是不多见的,其中保存了许多罕见的珍贵文献。所以我们说,以上种种分类方法,无疑都丰富了方志编修体例的多样性,对于研究方志编修体例发展历史同样具有参考价值。(www.xing528.com)

以上我们从几个方面简单介绍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已经出版和正待陆续出版的一些稀见方志的情况,旨在说明在遭些稀见方志中确实蕴藏着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这些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有些资料遁可补史书之不足。可是,长期以来,这些稀有方志分散收藏在全国各地图书馆中,确确实实是“藏在深闺”,许多真正需要使用的人,卸无缘相识。如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将其分别结集出版,为学术界做了一件大好事,为大家利用这些方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然,对于这些稀有方志来说,今后也就可以发挥出各自应有的作用了。不过,由于条件的制约——文章篇幅所限,同时也未能尽阅所有稀见方志——我的介绍,还只是肤浅的,也就是说可能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可以肯定,这些稀见方志中所蕴藏的许多有价值的资料,还有待于更多的研究者与使用者进一步去发掘与利用。

仓修良

2006年8月序于浙江大学独乐斋

(选自《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图书序跋精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