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方志的发展：中国方志史的缩影

在学术交往过程中,我深深感到陈捷先教授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方志文化,可以说更是一往情深。因此,他在这本书中不无自豪地说:“中国方志文化自宋元以后,不但影响全国各地修方志,也影响我们亚洲邻邦修方志。”中国方志“成为全世界文化史中的一项特有瑰宝。”书中反复说明,台湾方志的发展,“堪称中国方志史发展的缩影”。特别是在该书最后一章《结论》中做了概括性的论述,指出台湾地区的方志,不论其内容文字篇幅多少,或是义例上的有所差异,“不过归结说来,都是由宋、元、明、清各朝方志一脉演进下来的,……不论他们是师法宋元周应合、张铉的也好,明代的张鸣凤、董斯张也好,或是清代初年的陆陇其、朱彝尊也好,基本上都是要存真考实,有利辅治,以发扬光大儒家的伦理和致用世教为鹄的,这是传统方志学中的一道主流,也是一股经世的伟大力量。清代台湾地区的方志,由蒋、高、陈、范等学者与循吏,将此一传统优良文化引进来,再由后世学者循此法度而行,因此各地方志虽有好坏优劣之处,但因奠基坚实,以致都能有相当的水平”。非常有趣的是,作者在综合论述台湾修志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时,却用方志学大师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所提出的“八忌”为例,这个“八忌”是章氏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时所提出的。诚如陈先生所言:“正如其他各省、各地的方志一样,清代台湾地区的地方志书也是各有其缺陷与问题的。”我们不妨对照一下,章氏的“八忌”是:“忌条理混杂,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装点名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而该书所列八目为:“纲目组织,时有混乱;记载详略,漫无标准;引录诗文,多有偏好;古迹名胜,着意强调;翻案攻讦,常不能免;浮夸事功,不顾事实;旧记错误,沿用不改;传说神话,载录过多。”在每目之下,并列举数种志书为例进行分析和评论,足见作者对这些志书研究之深透,决非浮光掠影者所能做到。单就这种研究精神而言,我们方志学界也该大力提倡。尤其是所列八目,在当前或今后的修志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还要向广大读者介绍的是,该书最后的几点“结语”写得非常精彩。由于书是在台湾出版,能够看到原书的人不可能很多,为了让广大读者都能看到,特将“结语”全文抄录如下:

第一,中国传统方志之学,源流悠久,几乎可与有文字的历史相比美。特别经宋元明清诸朝,不断进步发展,成为全世界文化中的一项特有瑰宝。台湾地区,开辟虽为时较晚,但就方志学一端而言,无论在志书的内容、体例方面,或是性质、作用方面,都是正常而前进发展。两百多年的清领台湾期间,方志学堪称中国方志史发展的缩影。大陆方志的精华,在台湾地区当时编纂与出版的方志中,可以一览无遗,尽窥全貌。

第二,清代台湾地区的方志,由于继承了宋明以来大陆方志学术的优良传统,加以当时在本地参与修志的循吏与专家们,都能认真从事,因而成书的方志几乎都有着存真考实的优长,也具备资治与辅治的功能作用,终于使得在宝岛成书的方志成为清代台湾学术文化中的最佳产品。我们应该珍惜这批先人留下的文化产业才是。

第三,由于地方志书有其不可避免的缺点,如人情的影响、乡土的观念、资料的不足等等,各地方志的内容常会有偏颇,甚至失真之处,尤其上举的“八忌”,几乎是所有方志常见的缺点。严格地说,连“二十五史”中也是各有其缺陷的。因此,我们利用清代台湾方志来研究台湾地区早年开辟史实时,就应该特别注意小心,例如古时疆界的不实,早期悬案的处理,若干人事是非的剖定等等问题,都是不能人云亦云的。(www.xing528.com)

总之,清代台湾地区成就的几十种方志,既是台湾早年开辟历史的文献宝库,也是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珍藏。我们应该贵重这批文物；若是利用它们,则更需用严格的史学方法、客观的分析精神,披沙拣金,鉴别真伪,求取可信材料,写出可信历史才好。

这短短的数百字,既讲了我国传统的方志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又讲了台湾方志乃是中国传统方志的缩影,“是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珍藏”。作者更加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应该珍惜这批先人留下的文化产业才是”;“我们应该贵重这批文物。”这些感情深厚的语言,不仅充分反映了陈捷先教授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而且也揭穿和批驳了“台独”分子的谎言。

读了这部书后,收获很多,感想不少。当然,对于书中的个别提法和结论,笔者并不完全同意。这些学术问题这里就不做论述,今后在学术交往中再进一步讨论。

(原载《中国地方志》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