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绝书》的作者身份及研究现状

作为古代典籍的《越绝书》,全书的篇幅并不多,而存在的问题却不少,由于其书不著作者姓名和成书时代,因而就成为后世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加上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八又异想天开地说:“《地传》具形势、营构始末、道里远近,是地志祖。”于是后来有些人便附和并直接将此书称为“地志之祖”,这么一来“一方之志,始于《越绝》”^[1]的说法也就创造出来,当然就又成为争论的一个大问题。尽管我们向来就认定它是一部史书,但在体例上却又与众不同。它既不是编年体,也不是纪传体,虽然有些类似《国语》或《战国策》,但又不尽相同,因而使历来目录学家在分类上无所适从。从唐初修《隋书经籍志》和五代、宋初所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分在杂史类,宋私家目录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亦列在杂史类,元修《宋史艺文志》则列于霸史类,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又分在载纪类。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如何分法,总都离不开史书的性质。

成书时代按理讲是与作者息息相关,一般说来,作者能够确定,成书时代自然也就解决了。关于《越绝书》的作者,历来著录就不一致。最早自然首推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史记正义》:“《七录》云:《越绝》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其后则为《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子贡撰。宋《崇文总目》除了子贡外,又加“或曰子胥”。宋代目录学家陈振孙对上述意见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越绝书》十六卷,无撰人名氏,相传以为子贡者,非也。其书杂记吴越事,下及秦汉,直至建武二十八年。盖战国人所为,而汉人附益之耳。”明代官私目录,或因袭子贡、子胥之说,或从陈振孙主张。到了明代中叶,杨慎便据该书篇《叙外传记》一段文字析“隐语”而得出是东汉初年袁康、吴平所作。此说一出,附和者不少,反对者也相当激烈。清代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亦依此法而定,因是官修,似乎遂成定论,于是许多著作沿袭而不改。如2001年出版的何晓明所著《姓名与中国文化》一书,还将此隐语用来作为试例,说明有些人姓名是隐藏在隐语之中,并在文中说杨慎“这一破译得到了学坛首肯”。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杨慎的说法提出之后,学术界曾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并不是所谓“学坛首肯”。即使到近现代,也从未出现过“学坛首肯”的现象。近代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将有清以来所有考评该书作者的观点加以辨证后说,“要之,此书非一时一人所作”,并指出《书录解题》云“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耳”,紧接着一句赞语“斯言得之矣”。陈、余诸人考订,不仅言之成理,而且相当精详,可惜未能引起人们丝毫重视,足见墨守之弊端,影响实在太深。唯其如此,我在《‹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2]一文中指出:“陈振孙和余嘉锡所言比较准确。该书实际上正像《战国策》一样,是当年一些政治家游说吴越国君,由战国后期人追记汇编而成,直到东汉还有人‘附益’,因而并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从而继余嘉锡之后,再次提出袁康、吴平并非《越绝书》作者的主张。后来为替周生春教授《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一书作序,从中得到很大启示,《吴越春秋》作者赵晔不仅正史《后汉书》中有传,地记《会稽典录》中亦有记载,而且历代谈论或摘引《吴越春秋》时,总也必然提到赵哗,这本是理所当然之事,再按此道理来查找被誉为“百岁一贤”的袁康、吴平,自东汉至明代中叶以前,竟然蛛丝马迹全无,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再看,析隐语与考证一样,必须有过硬的旁证,否则就很难成立,杨慎自然很清楚,为了找个旁证,反而漏洞百出,怎么也无法做到自圆其说,清代历史学家王鸣盛对其做法早已提出了批评。所有这些使我感到杨慎析出的两个人全然不像历史人物,实际上乃是子虚乌有。于是1998年初便在台湾《历史月刊》3月号发表了一篇《袁康、吴平是历史人物吗?——论‹越绝书›的作者》^[3],指出袁康、吴平不是历史人物,而是杨慎臆造的人物。非常庆幸的是2003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步嘉先生的《‹越绝书›研究》中也提出袁康、吴平不是人名,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越绝书》中“袁康”、“吴平”也是属于政治隐语,杨慎以及后人之所以遍寻书卷中不见其名,是因为这并非人名,杨慎从破解隐语一开始就把“袁康”、“吴平”放在文人隐语中比较,没有找到破解隐语的正确方向,所以不能自圆其说。而后人也没有对相关隐语作深入分析,从而就把“袁康”、“吴平”当作《越绝书》作者,所以尽管后人对杨慎说进行修正、完善,但是仍然令人疑云重重。

这里作者从隐语本身破解来说明“袁康”、“吴平”并非人名。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文章中一直只讲袁康、吴平是杨慎臆造的人物,但对那段隐语本身并未作任何评论。可见只要深入加以研究,这样的问题早就该解决了,令人遗憾的是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竟轻信杨慎之说,遂使两个子虚乌有的人物堂而皇之地在流传,如今到了应当将其从所有历史记载中清除出去的时候了,不应当让其以《越绝书》作者名义再继续去蒙骗我们的子孙后代了。至于成书时代,尽管有人提出东汉、三国、魏晋诸说,我认为最早成书应当是在战国后期,这要从此书主要篇卷的内容和文字风格来定,而不能从后人“附益”的内容来定,因为有些篇卷确实成于后人之手,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况且这些“附益”的内容,不仅大多不伦不类,而且很少有多少重要价值,大可不必抓住这些大做文章。

《越绝书》原来究竟有多少篇卷,历来就没有一个较为确切的记载,加之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原来篇卷有的是散佚了,又有人不断在“附益”,这就更增加了复杂化。李步嘉先生在《‹越绝书›研究》一书中虽然设立专章对篇帙进行研究,并将前人各种说法详加搜罗,终究无法讲清原委。尽管如此,对读者来说,还是有其重要参考价值。因为从中起码可以了解到历来学者所持各种说法。该书《德序外传》曾列了9篇:《太伯》、《荆平》、《吴越》、《计倪》、《请籴》、《九术》、《兵法》、《陈恒》、《德序》。而《篇叙外传》中所列8篇,除了少《德序》篇,《吴越》则作《吴人》。这是该书篇目的最早记载。而关于卷数的记载,最早要推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为16卷(见《史记》张守节《正义》引),《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为16卷。到了《崇文总目》已经只有15卷了,据记载“旧有内纪八,外传十七”,共25篇,北宋初已散佚5篇,自宋以后均著录为15卷,今传本为19篇,较宋时又少1篇。而古代史志著录一般只著录卷数而不标明篇数,这部校注就是按照今传本卷数、篇目。究竟散佚了哪些篇,历来研究者说法也不一致,我认为还是张宗祥所说比较近乎实际,他在《‹越绝书›校注》的《德序外传》篇末云:“《太伯》、《吴越》、《兵法》三者应当均有专篇,均在亡佚之数。”钱培名认为仅亡佚《太伯》、《兵法》,洪颐煊则说仅亡佚《兵法》,卢文弨更指出《太伯》当为今本之《吴地》。总之众说纷纭,不过我觉得卢文弨说法绝对不能成立,《外传记吴地传》所讲全是吴地的地名山川城池,而《太伯》所记肯定都是讲的太伯当政之时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这只要从流传的相关篇目研究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德序外传》讲得非常清楚,“观乎《太伯》,能知圣贤之分”,尽管有人以《外传记吴地传》开头有“昔者,吴之先君太伯,周之世,武王封太伯于吴,到夫差,计二十六世,且千岁,阖庐之时,大霸,筑吴越城”,便得出今本《外传记吴地传》应该就是《太伯》篇的结论,是无法令人接受的,难道这几句话就能说明“能知圣贤之分”吗?其实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至于《吴越》篇,应当是全书的总论。因为这部书讲的就是吴越两国争霸之事,故《德序外传》讲:“观乎《吴越》,能知阴谋之虑。”这就是说,看了《吴越》篇以后,就可以知道这两个国家当时各自的计谋和策略,也就是讲这两个国家当时对内对外政策。因此,这一篇是流传下来的任何一篇所无法代替的,如果这一篇保存下来,对于研究这部书的整个思想体系无疑具有重大作用。^[4]关于《兵法》一篇的亡佚,大家看法似乎都是一致的,认为这一篇确实是亡佚了。

关于该书的名称,许多人都作过解释,但很少有令人满意者。近代学者俞樾的说法,应当说比较令人信服。他说:“愚谓此绝字即绝笔获麟之绝。下云:‘贤者辩士见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又见子贡与圣人相去不远,唇之与齿,表之与里。’是以此书为继《春秋》而作。《春秋》绝笔于获麟之年,吴越之事,略而未详,此书踵而成之,直至句践之霸而绝,故曰:‘绝者绝也,谓句践时也。’”这就是说,《越绝》之“绝”,就是孔子作《春秋》获麟绝笔之“绝”,而吴越贤者见孔子所作《春秋》“略吴越”,故“览史记而述其事”。那么为什么不称“齐绝”、“楚绝”或“吴绝”呢?因为其书主要是记吴越之事,而吴虽大败强楚,又胜句践,北上称霸,但最后夫差还是败在句践手下,国灭身亡。唯句践最后称霸,此时为其富国强兵而立下大功的两位谋臣,范蠡远走他乡,文种被逼身亡,在作者看来,此乃不祥之兆,因而此书记载至此绝笔,故曰《越绝书》,正像孔子作《春秋》因获麟不祥而绝笔。如此解释顺理成章,所以笔者以为俞氏之说足以释此多年之谜。或许有人会说,句践之后,此书还记载了许多内容,关于这点,前人已有说明,而我在《‹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一文中也已讲了,后人曾对该书有不断“附益”,直至东汉、魏、晋。

关于《越绝书》的性质,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古代以来,历史学家和目录学家在分类上一直是将其作为史书看待的,要么分在杂史类,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列入载记类,总归都是属于史书。就是上文所讲万历《绍兴府志》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们所以讲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它很明显的是以篇(偏)概全,《地传》在全书中只有2篇。到了清人毕沅和洪亮吉便又创造出“一方之志,始于《越绝》”的说法。于是方志学界,特别是浙江方志学界总喜欢将它说成是我国流传最早的一部地方志。为此我于1990年在《历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了《‹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一文,从该书的著书宗旨、著作体例、编纂形式、记载内容等多方面论述了《越绝书》只能是一部地方史。为了说明问题,现将有关论点抄录如下:

如果我们冷静地对《越绝书》加以研究,则无论从其著书宗旨、著作体例、编纂形式、记载内容诸方面来看,它都与方志无共同之处。只能说它是地方史,而不是地方志。

首先,从著书宗旨来看,该书作者明确表示是拟《春秋》而作。首篇《外传本事》曰:“当是之时,齐将伐鲁,孔子耻之,故子贡说齐以安鲁。子贡一出,乱齐,破吴,兴晋,强越。其后贤者辩士,见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又见子贡与圣人相去不远,唇之与齿,表之与里,盖要其意,览史记而述其事也。”又说:“《越绝》谁所作?吴越贤者所作。当此之时,见夫子删书,作《春秋》,定王制,贤者嗟叹,决意览史记,成就其事。”而在卷末《篇叙外传记》又说:“圣人没而微言绝”,“发愤记吴越,章句其篇,以喻后贤”,“圣人发一隅,辩士宣其辞,圣文绝于彼,辩士绝于此,故题其文,谓之《越绝》”。如此不厌其烦地声称《越绝书》是继孔子《春秋》而作,因为孔子“作《春秋》而略吴越”,故决意“览史记而述其事”。因此,清人俞樾在解释“越绝”之时才说,即《春秋》绝笔于获麟之绝,其意在记吴越之事以续补《春秋》,而重点更在于越,故曰“越绝”。应当指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史家作史,一般都不敢自比孔子作《春秋》,更不敢说续作。司马光等编修《通鉴》,所以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即缘于此。刘恕曾当面请教:“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曷不始于获麟之岁?’曰:‘经不可续也。’”^[5]关于这点,清代史家王鸣盛还曾作过评论,说:“司马光《资治通鉴》托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魏、赵、韩为诸侯,以为周不能守名器,故托始于此,盖借此以立议论,示鉴戒,为名教防闲,其实公本意则不敢上续《春秋》,但续《左传》,而始于此。”^[6]可是《越绝书》的作者却毫无顾忌地声称他是在续补春秋,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春秋》原是一部史书,被推崇为经,乃是从汉代开始,这一思想倒可以为研究《越绝书》的成书时代提供重要线索。因此,这《越绝书》绝不是汉以后的产物,而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只不过后人作了一些“附益”,当然它的真正作者也不是袁康与吴平。即使是作些“附益”,也还是隐姓埋名,这与当时其他著作相比显然不同。

《春秋》既是史书,续补者自然也是史书,这是显而易见的事,那么既是写越国之事的史书,为什么要称《越绝书》呢?《外传本事》曾对此作了说明:“越者,国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齐、鲁,皆以国为氏姓,是以明之。绝者,绝也,谓句践时也。”并且又自问自答说:“何不称《越经书纪》,而言绝乎?曰:不也。绝者,绝也,句践之时,天子微弱,诸侯皆叛,于是句践抑强扶弱,绝恶反之于善,取舍以道……以其诚在于内,威发于外,越专其功,故曰越绝。作此者贵其内能自约,外能绝人也。贤者所述,不可断绝,故不为记明矣。”其实这样来解释书名,仍旧含糊不清,还是俞樾所说,能使人得其要领。特别是联系到作书之旨,再看俞樾之说,更觉其言之有理。总之,从著书宗旨来看,《越绝书》与方志全然不同,没有一部方志公开声明要续补《春秋》,因此说它是一部欲申明《春秋》大义的史书,而不是方志。

其次,从著作体例来看,《越绝书》也不像方志。该书既有经传之称,又有内外之分,这是任何一部方志也不曾有过的一种体例。《外传本事》对此解释曰:“经者论其事,传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颇相复载,或非其事,引类以托意。”其实这个解释并不能说明问题,“论其事”与“道其意”有何区别?从现存文字来看并无两样。如《计倪内经》与《外传计倪》两篇,同是记勾践与计倪论政,只是所谈内容不同,并无形式区别。或许原来亦在仿《春秋》经传的形式吧。

再者,从编纂形式来看,《越绝书》也不是方志。除《外传记吴地》与《外传记地传》两篇外,基本上都是采用问答形式,首尾两篇为自问自答,其余皆为句践与计倪、大夫种等人论政,与《战国策》相类似,而每篇又多有特定的目的要求,双方论述,大多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展开。关于这点,《德叙外传记》篇末曾有自述:“观乎《太伯》,能知圣贤之分;观乎《荆平》,能知信勇之变;观乎《吴越》,能知阴谋之虑;观乎《计倪》,能知阴阳消息之度;观乎《请籴》,能知囗人之使敌邦贤不肖;观乎《九术》,能知取人之真,转祸之福;观乎《兵法》,能知却敌之路;观乎《陈恒》,能知古今相取之术;观乎《德序》,能知忠直所死,狂懜通拙。”在这17篇中,每篇自具首尾,单独记事,不相连属。这种形式更与《战国策》相似,而与早期地记“编记杂说”、“人贤物圣”的特点并无相同之处。

还有,从记载内容来看,《越绝书》也不是方志。全书除《记吴地》与《记越地》传两篇主要记载吴越山川、地理、城邑外,其他都是谈论治国、用兵之道。所以张宗祥在为该书校注本所写的序中说:“越自句践归国,行计倪、范蠡之术,覆吴报仇,霸于中国。其道在富民贵谷,古所谓‘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耕三余一,耕九余三’之道,越尽行之,此其精神,详于《计倪内经》、《外传枕中》两篇之中,最此书之要旨也。”这一段话将该书的中心思想,作了简要的概括。虽然钱培名将它称为“复仇之书”,其他也离不开上述内容和思想。既是复仇,必然要讲两国交兵。既要取得复仇成功,非得首先富国强兵,方能达到目的,进而称霸中原。因此,中间既要谈治国富民,又要讲兵法权术。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文纵横曼衍,与《吴越春秋》相类,而博丽奥衍则过之。中如《计倪内经》、《军气》之类,多杂术数家言,皆汉人专门之学,非后来所能依托也。”

综上所述,从多方面考察,《越绝书》只能是一部地方史,而绝不是地方志。文章发表后,新华社还发了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里并作了广播,《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国内多家报纸分别以《‹越绝书›论述治国强兵之道》、《‹越绝书›是战国时论述治国的史书》、《‹越绝书›谈论治国强兵之道》^[7]等标题加以转载。其影响自然可想而知。此后我在《‹越绝书›散论》、《中国史学名著评介‹越绝书›评价》等文中,又多次论述了这一论点。

最近陈桥驿先生在《会稽天下本无俦》一文中,又谈论了这一问题,并且说“绍兴的《越绝书》是众所公认的中国方志之鼻祖”^[8]。因此,在这里我想有必要再向陈先生请教。众所周知,1982年陈先生在为乐祖谋所作的《点校本‹越绝书›序》中,对于《越绝书》的性质曾作过明确的表态,认为是一部历史书。为了说明问题,现将序中相关内容抄录如下:

对于《越绝书》的价值,也就是此书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历来颇有不同看法。

第一,此书历来公私书目多收入在杂史、稗史之类,《四库》收入载记类,说明此书是一部历史书。它不仅记载了春秋于越的历史,并且也记载了与于越相邻的句吴和楚的部分历史。……

第二,历来不少学者,还认为《越绝书》是我国地方志的鼻祖。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八说:“其文奥古多奇,《地传》具形势、营构始末、道里远近,是地志祖。”清毕沅在乾隆《醴泉县志序》、清洪亮吉在乾隆《澄城县志序》中,都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今人朱士嘉在其《宋元方志传记序》中也指出:“《越绝书》是现存最早的方志。”当然,按照今本全书十九篇来说,内容包罗极广,不能一律都作为方志看待。但其中卷二《吴地传》和卷八《地传》两篇,不仅把句吴和于越两国国都及其附近的山川形势、城池道路、宫殿陵墓、农田水利、工场矿山等记载得十分详尽,而且还写出了这两个不同地区即太湖流域和会稽山地的地理特征。关于太湖流域,篇中记载了太湖、无锡湖等十几个湖泊及其位置和面积。……在多山的会稽山地,篇中记载了十多座山岳的地理位置和其他情况。……对一个地区的山川地理作这样的记载,无疑为宋代及其以后的地方志编纂开创了范例。把这两篇作为我国最早的地方志,确是恰如其分的。

我们觉得,陈先生当时这样的论述还是相当有分寸的,尽管历史上真正讲《越绝书》是地方志鼻祖者也仅此三人而已,将其说成“不少学者”也还说得过去,并且也只是将《地传》2篇说成是“最早的地方志”。当然,对于这样以偏概全的研究方法并以此确定一部著作性质的做法,我们早就表示过是不可取的,但比起将全书都说成是地方志的做法毕竟还是有所区别。此后陈先生对这一问题,又在多篇文章中作过论述,有的还是持此种说法,有的已经是直指全书而言,但如此明确提出“《越绝书》是众所公认的中国方志之鼻祖”,自然就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前文已经讲了,历史上把《越绝书》说成是地方志的能够列出的也就是那么3个人,当然也就谈不上“众所公认”。而当代呢,在学术界也从来就未出现过“众所公认”此书为地方志的局面。众所周知,著名方志学家张国淦先生用毕生精力编写的《中国古方志考》一书,是收录我国古方志最全的一部书,正如作者的叙例中所讲,“本编所录,自秦汉至元代止”,“凡属方志之书,不论存佚,概行收录”,“凡古代所谓郡国之书及属于方志之一体者,并加收录,截至元季,悉用此例”。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古方志考》一书就如同一部中国古代方志编纂简史,它把元代以前全国各地所编修的各类志书尽收入其中,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当年曾给很高的评价。可是该书对《越绝书》就是没有收录,因为作者并不承认这是一部地方志。又如著名学者谭其骧先生还在1981年,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中,针对一些人将《越绝书》说成地方志就已经提出了严肃的批评。^[9]谭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方志与历史地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故他的批评自然是有其道理的。再如著名历史学家杨翼骧先生,他就是把《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一样作为一部史书载入其著作《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之中,如此等等,这么多著名学者都持否定意见,怎么还能说是“众所公认”?也许陈先生会说,所指的还是书中2篇《地传》而言。因此,回过来我们有必要对这2篇《地传》再作些说明。对于这部古籍,历来研究者大多认为成书于战国后期,后人又不断“附益”,陈先生在上述序中也同样持此看法。而后人“附益”最明显的亦是以卷三《越绝外传记吴地传》和卷八《越绝外传》2篇为代表,对此,唐代学者司马贞在作《史记索隐》征引越绝书时已经察觉,他发现书中所记许多地名并非战国时期所出现,所以在《史记孙子吴起传》中注时就加了一条按语:“按《越绝书》云是子贡所著,恐非也。其多记吴越亡后土地,或后人所录。”我们今天研究,大多数人亦都持此看法。既然这两篇乃为后人所“附益”,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先将这两篇定为最早之地方志,再推而及之,硬将越绝书说成是最早的地方志呢?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关于这部书的内容和价值,历来研究者谈论确实不少,但系统全面详尽的评论还不多见,大多仅局限于某一方面进行论述。如有的认为是复仇之书,这种思想,宋元以来已经存在,清人钱培名还是说“《越绝》,复仇之书也”。这种说法,实际上只是看表面现象,并未看到吴楚、吴越之间战争的实质,乃是当时的争霸战争。有的则认为这是一部兵书,清人洪颐煊便直接认为今本《越绝书》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五子胥》,《艺文志》的“杂家类”有《五子胥》8篇,“兵技巧家类”又著录《五子胥》10篇、图1卷,后者自然就是兵书性质。特别是《文选注》和《太平御览》曾分别引有《越绝书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越绝书水战法》、《越绝书子胥船军之教》等条文,可见洪氏之说很难说就毫无道理。这也足以说明《越绝书》原来确实是有兵法篇,而《文选注》和《太平御览》所引那些条文出自该书,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否则引者也不会无根据地冠以《越绝书》了,况且李善又是唐初人,能够看到原书显然也是毋庸置疑的。由于这些原因,再加上今传本中有《外传纪策考》、《内传陈成恒》、《外传记宝剑》、《外传记军气》等篇,故历来不少学者便认为这是—部兵书。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不确切,此书涉及军事内容确实不少,但它毕竟还算不上是一部兵书。我们只能说它是一部军事性很强的史书,这只要看了我们下面评价此书的内容,也就完全可以理解。

统观历代学者的论述,近代学者张宗祥在为该书校注本所写的序中所说则近乎事实:“越王句践归国,行计倪、范蠡之术,覆吴报仇,霸于中国。其道在富民贵谷,古所谓‘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耕三余一,耕九余三’之道,越尽行之,此其精神,详于《计倪内经》、《外传枕中》两篇之中,最此书之要旨也。”这里点出了句践行富民强国之策,“覆吴报仇,霸于中国”,最终还是为了达到“霸于中国”这个目的。所以我在《历史研究》那篇短文中指出,该书“反映春秋末年吴越两国争霸史实”。这个结论,正是从该书所载的内容概括出来的。关于这点,该书首篇《外传本事》其实也已有过说明,先讲了齐桓公九合诸侯,“兵强霸世之后,威凌诸侯,服强楚”;“吴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齐楚,诸侯莫敢叛者;乘,薛、许、邾耋、莒旁毂趋走,越王句践属刍莝养马,诸侯从之,若果中之李”。而句践“反邦七年,焦思苦身”,“躬而自苦,任用贤臣,转死为生,以败为成。越伐强吴,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约,率道诸侯;贵其始微,终能以霸”。不仅如此,而且在许多篇章中都记载了吴越两国的谋臣如何在为自己的君主出谋划策。要称霸,首先得富国强兵才行,如何才能富国强兵?这个思想集中反映在《外传枕中》里范蠡的几句话中:“且夫广天下,尊万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者,唯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这个思想在当时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就在同一篇中,他还提出:“天地之间,人为贵;物之生,谷为贵。”这种“天地之间,人为贵”的思想的出现,可以说是春秋以来,天命、鬼神思想不断地衰退,而重视人的作用的观点则在迅速发展的反映。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各类政治人物在进行辩论或说明问题时,已很少再有人援引天意、神意,而大多数以历史上的人事作为依据,争霸战争的胜利,战国七雄之间生死存亡的斗争,强弱兴衰的变化,无一不在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个思想也正是说明该书作于战国后期的重要体现。生产五谷,训练军队,争霸战争,都离不开人,这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千真万确的真理,正因如此,所以在《外传本事》中有这样两句对话:“问曰:‘吴亡而越兴,在天与?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贤矣。湿易雨,饥易助。’”这种思想与上文论述是完全一致的,这明显是进步的。还要指出的是,两国主要谋臣伍子胥和范蠡对两国势不两立的形势的分析和论述,又说明了人在其中的主导作用。在《请籴内传》中:“申胥进谏曰:‘不可。夫王与越也,接地邻境,道径通达,仇雠敌战之邦;三江环之,其民无所移,非吴有越,越必有吴。’”因此,他坚决反对贷粟与越,直至大声疾呼:“臣闻狼子野心,仇雠之人,不可亲也。”可见伍子胥对夫差的忠心。而在《外传记范伯》中,范蠡也说:“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既然如此,两国之间的战争就是不可避免了。因此,夸张武功的尚武精神也正是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特点,大国争霸也好,兼并战争也好,都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这就是范蠡所宣扬的只有靠武力的“兵”,百姓才“安其居,乐其业”。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只有富国强兵了。为了达到富国强兵,谋士们为自己的主子分别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计策,计倪曰:“兴师者,必先蓄积食、钱、布、帛,不先蓄积,士卒数饥,饥则易伤,重迟不可战,战则耳目不聪明,耳不能听,视不能见,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进之不能行……”又说:“人之生无几,必先忧积蓄,以备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强或怯,不早备生,不能相葬,王其审之,必先省赋敛,劝农桑;饥馑在问,或水或塘,因熟积以备四方。”^[10]范蠡则说:“天下之君,发号施令,必顺于四时,四时不正,则阴阳不调,寒暑失常。如此,则岁恶,五谷不登。圣主施令,必审于四时,此至禁也。”^[11]因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之变,从君主到庶人,都必须遵守这一自然发展规律,否则都将受到老天爷的惩罚。故范蠡在《吴内传》中又说:“人道不逆四时者,言王者以下,至于庶人,皆当和阴阳四时之变,顺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时之谓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君主庶人都必须做到不违农时,以和阴阳四时之变,并且提出警告说:“顺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发展农业生产,要做到掌握季节变化,不违农时,似乎已成为当时著名政治家的共识,计倪也说:“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审,举事有殃。”“欲变天地之常,数发无道,故贫而命不长。”^[12]他们都一再强调,农业生产与四时季节有着密切关系;范蠡在《外传枕中》里又说:“春生之,夏长之,秋成而杀之,冬受而藏之。”“寒暑不时,治在于人。”“阴阳错缪,即为恶岁;人生失治,即为乱世。”若是四时不正,则阴阳失调,寒暑失常,自然就做不到五谷丰登。当然,万一发生“四时易次,寒暑失常”的时候,人就应当在此时发挥作用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计倪内经》篇中,作者还对农业、气象与旱涝规律进行了探索,并用阴阳五行变化的观点进行解释:“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以智论之,以决断之,以道佐之。断长续短,一岁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物之理也。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是以民相离也。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故汤之时,比七年旱而民不饥;禹之时,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习源流,以任贤使能,则转毂乎千里之外,货可来也。”众所周知,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实行重农抑商、重本轻末的经济政策,士农工商,商总是放在末位,一直受到抑制,而在这篇中,作者竟提出了本末并举的治国思想,这无疑是非常可贵的,如说:“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货物官市开而至。”如此治国的经济思想,在古代封建社会中是不可多得的。以上这一系列关于发展农业、富国裕民的治国理论,确实都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所以后魏时的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就曾多次加以征引。而这些主张,在吴、越两国也都确实行之有效,先后都曾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而都才有可能北上中原争霸。在吴国,“昔者,吴王夫差之时,其民殷众,禾稼登熟,兵革坚利,其民习于斗战,阖庐囗剬子胥之教,行有日,发有时”^[13],实现了国富兵强,因而西破强楚,东平于越,北上中原称霸。在越国,句践自吴返越后,听从谋士们的计策,“乃坏池填堑,开仓谷,贷贫乏;乃使群臣身问疾病,躬视死丧;不厄穷僻,尊有德;与民同苦乐,激河泉井,示不独食。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谋同辞,不呼自来,皆欲伐吴。遂有大功而霸诸侯”^[14]。可见吴、越两国所以能够先后成为春秋晚期的霸主也就绝非偶然,既有一班谋士们的出谋划策,又有君主庶人上下同心,大家都不违农时,加强农业生产,遂使国家逐渐富裕起来;有了国家的富强,强兵自然也就随之而来。

上文讲到,历来许多学者都将此书视作兵家之书,就连近代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也说:“余以为战国时人所作之《越绝书》,原系兵家之书。”他们的讲法自然都有相当道理,因为要争霸首先要强兵,因而书中许多篇章确实都有论述富国强兵之道、战守之要以及政治、经济、外交诸方面与战争胜负的关系,还有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给战争胜负带来的重要影响。就如我们上面所论述的几段,谈的虽然都是农业生产发展方面的内容,但它同样又是强兵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那些政治家们谈论强兵的出发点。因为首先要有国家的富裕,粮食的丰足,才谈得上练兵、强兵和打仗。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用兵打仗最起码的常识。国家富了,经济实力强了,也就有了强大的后方,前方打仗也就无后顾之忧。这就是范蠡所说:“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这就表明在这些政治家的心目中,经济乃是军事的坚强后盾,有了民众,有了粮食,也就有了强大的军队,然后才有可能称霸。《兵法》篇的亡佚,当然很可惜,但流传下来的篇章中,还是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值得总结。如《外传记军气》就是专门对用兵中的天时、地利、人和等问题如何处理的论述,此篇开头便说:“夫圣人行兵,上与天合德,下与地合明,中与人合心。义合乃动,见可乃取。小人则不然,以强压弱,取利于危,不知逆顺,快心于非。故圣人独知气变之情,以明胜负之道。”文中还列举了伍子胥“相气取敌大数”。因为伍子胥、范蠡诸人既是著名的政治家,又是杰出的军事家,因此,他们在与国君谈论治国之道时,往往都是将富国与强兵连在一起,事实上也是无法将其截然分开,上引范蠡的那两句话就非常典型。他又说:“万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者,唯兵。”谈的是如何使百姓安居乐业,却又将兵的话题拉来,因为在那争霸战争非常激烈的年代,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要想让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自然是不可能的。这部书中许多篇章所反映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军事策略是相当丰富的,所以我们说它是一部军事性质很强的史书,但还不能说它就是一部兵书。历代史志目录分类上,均将其分入“杂史”、“霸史”等类,而从未见过分入“兵家”类,道理就在于此。

在阅读过程中,人们还可以发现,当时的这批谋臣还向各自的君主进言,在用人上要“谨选左右”,“躬身任贤”。还特地引用子贡的话:“荐一言,得及身;任一贤,得显名。”“伤贤丧邦,蔽能有殃。负德忘恩,其反形伤。”传曰:“宁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15]他们就是用这些语言,告诫君主既要谨慎选人,又要善待贤能大臣。关于这点,计倪所讲则非常典型:“夫仁义者,治之门;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闿门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谨选左右。左右选,则孔主日益上;不选,则孔主日益下。二者贵质浸之渐也。愿君王公选于众,精炼左右,非君子至诚之士,无与居家,使邪僻之气无渐以生。仁义之行有阶,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赏刑罚,一由君出,则臣下不敢毁誉以言,无功者不敢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从,不问其先,说取一焉。是故周文、齐桓,躬于任贤;太公、管仲,明于知人。”^[16]他在这里引经据典来论述君主选贤用能的重要性,要做到这一点,君主本人必须正身,不正身也就谈不上选贤。当吴王夫差逼死伍子胥以后,吴、越两国的大臣都纷纷发表议论,指出夫差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在自坏长城。《请籴内传篇》以作者口气说:“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今吴杀臣,参桀纣而显吴邦之亡也。’”而在《外传计倪》篇中,作者十分惋惜地写道:“哀哉!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嚭,乃此祸晋之骊姬、亡周之褒姒,尽妖妍于图画,极凶悖于人理。倾城倾国,思昭示于后王;丽质冶容,宜求监于前史。古人云:‘苦药利病,苦言利行。’伏念居安思危,日谨一日。”为了说明伍子胥对吴王夫差忠心,赤胆忠心地护卫吴国,书中多次记录了伍子胥向吴王进谏的内容,而在《内经九术》篇中,则将最后一次进谏内容全文录出。越王句践返国后,先是“婴以白璧,镂以黄金,类似龙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种献之于吴”,“吴王大悦”。伍子胥进谏曰:“不可,王勿受。”讲了许多不能受的原因,指出“大王受之,是后必有灾”。“吴王不听,遂受之而起姑苏(亦作胥)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尸哭。”接着越又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吴王大悦”。伍子胥再进谏日:“不可,王勿受。臣闻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聪,桀易汤而灭,纣易周文而亡,大王受之,后必得其愿。胥闻越王句践服诚行仁,听谏,进贤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胥闻越王句践冬披毛裘,夏披络,是人不死,必为利害。胥闻贤士,邦之宝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于末喜,殷亡于妲己,周亡于褒姒。”这个讲谏,可以说字字句句都表现出伍子胥对吴国、吴王的忠贞。然而,吴王夫差不仅听不进子胥的逆耳忠言,反而“以申胥为不忠而杀之”。对于这种是非不分、自坏长城的愚蠢之举,就连越王句践亦为伍子胥鸣不平,在越国大败吴国之后,句践就曾当面训斥夫差说:“昔者上苍以越赐吴,吴不受也。夫申胥无罪,杀之。进谗谀容身之徒,杀忠信之士。大过者三,以致灭亡,子知之乎?”^[17]该书作者在《外传纪策考》中对伍子胥为吴国的富强所做的重大贡献,直至最后被吴王迫害身亡、矢志不变的高贵品质,曾给予高度评价:“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躯切谏,亏命为邦。爱君如躯,忧邦如家。是非不讳,直言不休。庶几正君,反以见疏!谗人间之,身且以诛。”最后还借子贡之口说出“胥执忠信,死贵于生”的结论。可见当时人们对伍子胥的看法称得上众口一词。基于以上这些事实,我们觉得《越绝书》中所记载之吴、越两国谋臣,许多都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家,他们为各自的君主在富国强兵方面真正起到了出谋划策的作用,对于自己的君主和所在的国家,一般都做到了赤胆忠心。这与《战国策》所记载的那些游说之士全然不同,他们既没有坚定的政治主张,也没有固定的政治立场,朝秦暮楚,见风使舵,凭着自己的口才辞令,以达到爬上政治舞台、猎取个人功名富贵的目的,两者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自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特别要指出的是,吴、越两国的谋臣,大多来自不同国家,一旦受到所在国家的重用,便忠心耿耿为这个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奋斗,直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伍子胥、文种虽效忠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主子,最后得到的乃是同样的下场。尽管如此,他们那种忠于国家、敢于直言、忠于职守的正直的政治家形象,却永远地流传在人世间。他们的言行,许多都是永远值得借鉴的。诸如“苦药利病,苦言利行”,“居安思危”,“见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聪”,“贤士,邦之宝也;美女,邦之咎也”,“盛衰存亡,在于用臣;治道万端,要在得贤”,等等,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经验之谈。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越绝书》记载的是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因此,在研究论述这部地方性历史书的内容价值时,首先得从这个方面着眼,因为它是全书的主要内容,正像孔子的《春秋》,虽然也记载了许多自然现象,诸如天象变化、自然灾害等等,但它毕竟主要记载了以鲁国的历史为主体242年间各国发生的大事。由于吴、越贤者“见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于是“览史记而述其事也”。既然如此,如何看待它的内容和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它仅是一部地方史,但它记载了春秋晚期大国争霸的历史,这些内容并不局限于吴、越两国的战争,还涉及吴伐强楚,北上中原称霸,最后还有越国的称霸。其所记内容,也已超越了一般地方史的范围,已经带有“国际性”战争的内容和价值,因此,长期以来一直为学者们所重视。

我们说《越绝书》是记载吴、越两国争霸战争的历史,并不是说它的内容就是记载两国之间的打仗。其实它和其他史书一样,记载不可能是单一的,必然要记载许多相关的问题,因此就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诸如吴、越两国的民族、民俗、方言、地名、冶炼、水利兴修、古城建筑等等。如书中多次说明,“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这就是说,这两个相邻的国家,在风俗民情方面大体上是相同的。两者都地处水乡,行动要靠舟船,又都是食渔盐之利,形成共同的民俗民情也就在情理之中。书中还有《外传记宝剑》一篇,对于研究当时的冶炼技术、铸造水平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正如张宗祥在为该篇作注时指出:“宝剑为五金合冶而成,故上言五色并见,莫能相胜。此又言金锡和铜而不离。凡火力不齐,五金不合,则剑不成。”可见铸剑在各方面技术上都是要求很高的,它自然就反映了当时冶炼的最高水平。还有许多其他内容,有些文章也已论及,限于篇幅,就不多讲了。这里我想要特别讲一下的是,这部书中许多人物在论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说明某个问题时,往往都用阴阳五行思想来加以说明,并且反映也比较突出。计倪告知句践,“阴阳万物,各有纪纲”,“金、木、水、火、土更胜”,作为君主,必须掌握,“审金木水火,别阴阳之明,用此不患无功”。尤其有趣的是,他还将五行直接与五个方位联系起来,“臣闻炎帝有天下,以传黄帝。黄帝于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吴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辨佐之,使主水;太皞治东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仆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并有五方,以为纲纪”^[18]。这将金木水火土与东西南北中直接联系起来。古人还将五方之位与一年四季相配:东为春,南为夏,西为秋,北为冬,中为季夏。这么一来,五行、五方和四季便联在一起,这就说明,我们的先人将三者看作是有其内在联系的,而在五行之间,又存在着相生相胜(克)的关系,四时冷暖变化,作物播种、生长、收藏,都由五行相生相胜推演变化所生。因此,五行之间必须协调,否则“阴阳不调,五行失序”,就会发生灾祸。可见古人是通过五行来研究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及相互间的影响变化关系的,因而五行成为古代思想家们一种基本哲学概念。计倪在讲述黄帝治地按五行五方分配之后,接着还说:“是以易地而辅,万物之常。王审用臣之议,大则可以王,小则可以霸,于何有哉?”而在《外传枕中》篇里,范蠡亦与越王大谈“金、木、水、火更相胜,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为邦宝”。在范蠡看来,“八谷贵贱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决矣”。可见计倪、范蠡之教句践治国安邦、富民强兵,总都离不开阴阳五行之教,这几乎成为他们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可是这种思想至今都很少见到有人加以研究。当然,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是,由于这部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因而其内容和思想都显得很杂,书中既主张尚武,强调兵的作用,有法家思想;又宣传儒家的仁义之教,大讲忠信之道,文王、周公、孔子等人的治国理论随处可见,并称“仁义者,治之门”;阴阳五行,相生相胜,自然又是一家。然而十分奇怪的是,这些思想往往又是出于一人之口。由于追记而成,所以许多内容免不了摘抄有关书籍,尽管摘抄时不加引号,人们一看熟悉的句型,就会联想到它是来自何书,“成大功者不拘于俗,论大道者不合于众”^[19],“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20],“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聪”^[21],等等,大家读了以后,总觉得似曾相识,如果按原书去查对,也仅是个别字作过变动而已。所以,这部书的中心思想究竟属于哪一家,看来也很难下结论,因为作者编写时的手法就是一切为我所用,只要有利于自己的说法,不论是哪一部书的内容,照样都可以拿来,何况后来“补益”者又那么多,内容之杂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如何看待前人所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的说法,这里有必要和大家讲一讲。对于前人研究的成果和所下的结论,本来非常明确,那就是凡是正确的就采用它,不正确的则加以否定,从来就没有人说过前人的结论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前人的记述都是准确无误的,否则我们还要研究什么呢?因此,对前人的说法,必须作科学的分析,而不应当盲目地随声附和。此说最早首推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八所说:“其文奥古多奇,《地传》^[22]具形势、营构始末、道里远近,是地志祖。”这里作者还是相当有分寸的,人家是讲《地传》“是地志祖”,而没有讲《越绝书》是地志祖。当然,对这样的说法我们也并不同意,我们早就讲过,研究一部书的类型和性质,不能用一两篇的内容来定全书的性质。正像《汉书》中有《地理志》,不能说《汉书》就是地理书;有《艺文志》,也不能说就是目录学书;即使该书有10个志,同样也不能说它就是政书体,道理是一样的。一部书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决定全书的性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能以篇(偏)概全,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道理。后来清人毕沅在乾隆《醴泉县志序》、洪亮吉在乾隆《澄城县志序》中都先后讲了“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众所周知,毕沅只是一官僚政客,他虽喜延聘学者为其修书,但并不是自己所修,就如《续资治通鉴》一书,为其通稿者乃是著名史学家邵晋涵,因而他许多序文多为其幕僚门客所写,章学诚就曾代其写过多篇府县志序文,像章氏这样的幕僚显然不会很多,一般多为只懂些八股文,而不懂方志。“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其实也就是指始于两篇《地传》而已。因此,对前人有些研究结论,应当持审慎态度,千万不要作无原则的随声附和。

通过上述评价,大家可以了解到,这样一部字数并不多的古籍,存在的争论问题却是不少。其实如果能够深入认真地加以研究,抛弃墨守成规和成见,本着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这些争论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况且有的问题别人早已解决了,只不过有的人视而不见而不承认罢了,这种做法并不是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不利于学术的发展。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读者,这是一部记载春秋晚期吴、越两国争霸史事的地方史,而绝不是地方志;最早成书于战国后期,历经秦汉魏晋常有人作“附益”,就像许多古书一样,成书后常有后人“附益”,如著名的编年体史书《左传》,顾炎武早就指出其“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千万不要以为有东汉或魏晋时的内容,就一定认为是这个时期所作;书的作者正如书中所说是“吴越贤者”,这就说明写《外传本事》时已无法确指作者为谁,只能就说“吴越贤者”。至于袁康、吴平不仅不是该书作者,历史上也根本就不存在这两个人物,完全是子虚乌有,是杨慎臆造的人物;而书的名称《越绝书》之“绝”正是取孔子作《春秋》因获麟而绝笔之意,因为越国最后一个称霸,而称霸以后,句践便得意忘形,再也听不进谋臣们的意见,逼死了文种,逼走了范蠡,足智多谋的范蠡从此浪迹江湖,越国的前途也日薄西山,故至此绝笔而不书,实属情理之中。

《越绝书》作为古籍来说,篇幅并不多,每篇文字也并不太长,但是由于成书于战国后期,因此,文字难免艰涩难读,“古奥多奇”,除了专门研究以外,将其通读的人显然不会太多,因为从民国至今连一部注释本也未出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曾出版过两部点校本和一部白话本,其中以李步嘉先生的“校释本”为最佳,白话本问题最多,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对于古籍整理,我们向来主张只作注释,特别是详注,以帮助一般读者阅读,而反对翻译。长期以来的事实说明,要将古籍的内容翻译成白话,能够翻译得非常贴切,应当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古代文字,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心理状态,在今天来说大多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许多古籍译本所出现的问题和笑话,已经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应当引起学术界和出版界高度重视,树立对社会的责任感。但是,古籍注释工作乃是一项相当细致、复杂的古籍整理工作,通过整理、点校、注释,使古籍走向社会、走向大众的一项工程。许多事实证明,并不是凡能阅读古文的人都能够从事、胜任这项工作,还必须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特别是历史基础知识。所以我一直认为,校注工作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科研工作,因为它涉及的知识面实在太广。就像《越绝书》这样一部古籍,看起来其篇幅、内容并不很大,但涉及的知识面却实在太广,天文、地理、历史传说、历史典故、历史人物、古代方言、古代物产、古代风俗、古代建筑等等,凡所涉及,都得作注,仅此列举,就足见其复杂性。绍兴社科院张仲清先生长期从事吴越文化研究,尤其对《越绝书》研讨亦已多年,经过长期研究和积累,于最近完成了20余万字的《越绝书》校注工作,并请我为之作序。我在阅读书稿后,深深感到作者花在书中的功夫实在是相当深厚的,尤其是能够博采众家之长,丰富了注释的内容,因而我亦从中受益匪浅。归纳起来,全书具有三大特点:

首先,针对读者往往在阅读每篇文章后不知所云,得不到要领,于是在每篇文章之前都设一题解,将本文的主题思想或写作宗旨,作一简单说明,文字长短不一,但确实能够起到导读的作用。如《内经九术》篇《题解》曰:

越王句践在臣吴返国以后,为了达到雪耻复国的政治目的,不时地向群臣问计。本篇所记,是句践问计于大夫文种,文种向越王句践献“伐吴九术”之事。

文种所献“伐吴九术”,在吴国来说是阴谋,但对越国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计划。在当时,吴越两国力量对比十分悬殊,越王句践若要完成雪耻复国大业,一方面需要富国强兵,另一方面则要千方百计地削弱吴国。所以九术之中,三术治内,六术谋吴。治内三术贯穿于“生聚教训”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当中。谋吴六术,归结起来,就是腐蚀吴国君臣的意志,离间吴国君臣的关系,消耗吴国的国力。美人计、离间计、借力杀人计环环相扣,从而影响了两国战略态势的变化,越国由弱转强,赢得了主动权。但说到底,谋吴六术的成功则需要有一个基本条件:吴王愚昧昏庸。这叫作“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家天下的君主制时代,君主的明智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夫差的愚昧昏庸导致吴国灭亡,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据《吴越春秋》,越王败吴后,听信谗言,怀疑文种有篡国图谋,赐文种以属镂之剑自杀,其理由是“九术之策,今用三已破强吴,其六尚在子所,愿幸以余术为孤前王于地下谋吴之前人”。三策指本篇所述两策加《请籴内传》的“请籴”一策,其实在谋吴过程中,是九术连用,并无彼此,只是此三术对于劝导为君者加强自身修养,关心国计民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通过这一番说明,什么是“九术”以及每一术所指的内容是什么,就非常清楚了,特别是其针对性,即“三术治内,六术谋吴”,作了解释以后,再阅读原文,自然就通顺得多了。又如《请籴内传》的《题解》是:

“请籴”是文种“伐吴九术”中的第三术:“贵籴粟槁,以空其邦。”(见《内经九术》)是越王句践质吴三年返国之后与吴“交锋”的第一个回合,借以试探吴国君臣对越国的态度。文中又与第七术“强其谏臣,使之自杀”连用。

吴国君臣对越国的“请籴”,是卖还是不卖,这跟当年句践兵败求和,是许还是不许一样,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造成了对立冲突,导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越王句践的阴谋得逞:得粟且又离间了吴国君臣。

伍子胥的被杀,是吴国的悲剧。对越王的“请籴”阴谋,伍子胥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越王之谋,非有忠素。请籴也,将以此试我,以此卜要君王,以求益亲,安君王之志”,“狼子野心,仇雠之人,不可亲也”,显示了他的深谋远虑和洞察力。由于吴王夫差的自大愚昧和沽名钓誉,听信伯嚭、逢同等的谗言,视敌为友,计害忠良,把吴国推向了灭亡。这里说明了一个道理:国之兴亡,在于用人。作为君主,必须“亲贤臣,远小人”。

这则题解看来就更加需要了,因为它不仅介绍了本篇的主题内容,更重要的是起到了前后呼应的作用。由于本书的篇目编排顺序,因多次变动,前后内容大多并不衔接,阅读起来就有零乱的感觉。如《内经九术》排在第十二卷,第十四篇,而作为“九术”之一的《请籴内传》则编排在第五卷第六篇,这样编排显然是很不科学、很不合理,但这是长期来历史所形成。为了解决这一不合理给读者带来的困难,故这个《题解》开宗明义就指出:“‘请籴’是文种‘伐吴九术’中的第三术,‘贵籴粟槁,以空其邦’(见《内经九术》)”。这就告诉读者,“请籴”乃是文种向越王句践所献的“九术”之一,并且是“九术”中的第三术,因此,不妨将两篇同时阅读,可以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这样既节省时间,又容易理解。题解的导读作用在这里就显而易见了。

其次,此书的注释详尽,真正做到了广征博引。下面我们也举例说明,为了同时说明古籍翻译很难做到意义绝对贴切,这里我们列举本书中两句话,先将刘建国的《白话‹越绝书›》对这两句话的翻译列出,再将本书对这两句话所作的注释也全文抄录,供读者一道来评论。

一、“兴乐石城,走犬长洲。”(出自《记吴地传》)白话本翻译是:“到走犬长洲欣赏音乐歌舞。”这句翻译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此书注释是:(www.xing528.com)

[兴乐石城]钱培名曰:“兴乐石城,原脱‘石’字,‘城’误‘越’,又自‘越’字以下,断入下节,致不可通。今悉依《吴越春秋》补正。”张宗祥云:“‘越’疑衍文,或越下脱一‘宿’字。”乐祖谋校:“各本‘兴’下均有注:‘一作与。’”仲清按,乐祖谋校本作“兴乐越”。检之《吴越春秋》卷四作“兴乐石城”。钱说是。“越”当是“城”字之误,并漏“石”字。今从钱说补正。石城,在今苏州市西南15公里处之灵岩山。《吴郡志》卷十五:“刘逵注《吴都赋》引扬雄《方言》云:‘吴有馆娃宫,吴人呼美女为娃。……’又云:‘砚石山有石城,去姑苏山十里,阖闾养越美人于此。’”顾炎武《肇域志》云:“灵岩山,在县西三十里。一名石鼓山,又名砚石山,又名石射堋山。今吴王离宫也。《郡国志》云:吴王离宫在石鼓山,越王献西施于此。”仲清按,《吴越春秋》卷四徐天祜注:“在吴县东北,吴之离宫。越王献西子于此。”疑误。

[走犬长洲]《吴越春秋》徐天祜注:“有走狗塘,田猎之地也。”走犬:狩猎、游猎。走,使动用法,使……走(奔跑)。长洲:指长洲苑。在今江苏苏州市西南,太湖北。《吴郡志》卷八云:“长洲,在姑苏南、太湖北岸,阖闾所游猎处也……长洲苑,《旧经》云,在县西南七十里。”《苏州市志》(1995年版):“有在吴县胥口、望亭、东山等说。”

通过这两个注释,将“兴乐石城,走犬长洲”这句话就明白地表达了出来。与上引白话本那句翻译两相对照,我们无需再作任何评论,读者都会非常清楚的。

二、“龟山者,句践起怪游台也。东南司马门,因以炤龟。”(出自《外传记地传》)白话本翻译是:“龟山上句践修建了一座怪游台,在司马门的东南,在上面夜间点火照龟的活动情况。”

此书注释是:

[龟山]一名飞来山、怪山。南朝宋时于山南坡连山建宝林寺,因称宝林山。山巅建浮屠,后俗称塔山,在浙江绍兴市区南。海拔约33米。

[怪游台]观星台。《吴越春秋》卷八:“立增楼冠其山巅,以为灵鱼。”

[司马门]王宫的外门,为掌管军政的官员驻地。《史记项羽本纪》:“至成阳,留司马门三日。”裴驷《集解》:“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总言之,外门为司马门也。”司马贞《索隐》:“按:天子门有兵阑,曰司马门也。”仲清按,此所言“东南司马门”,当为龟山东南句践小城之西门。

[炤龟]古代一种占卜方式,即用龟甲占卜。卜时灼龟甲,视其裂纹以判吉凶。炤同“灼”,用火烤。嘉泰《会稽志》引《越绝》即作“因以灼龟”。龟,龟甲。古人每有军事行动,必预先占卜。龟山即为句践时期的占卜场所。

通过上述两句话的注释阅读,我们可以这样说,该书的注释工作,确实做得相当详尽、相当仔细,我们说它集思广益、广征博引,吸收众家之长,绝不是出于虚夸之辞。因此,通过这样的注释,也基本上解决了阅读难的问题,特别是配上每篇前面的题解,对于阅读自然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

该书的第三个特点,则是校勘工作后来居上,吸收了前人在校勘工作上所取得的各种成果,因而有可能做到精益求精。明清以来,《越绝书》就曾多次得到刊刻,民国时期亦曾出过《龙溪精舍丛书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丛书集成本》等。195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宗祥先生的校注本,在当时来说称得上最佳本。张先生在该书研究上确实是下过功夫,也提了不少宝贵的见解。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乐祖谋的点校本。1992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步嘉的校释本。到目前为止,从校勘角度来看,此本称得上集大成之作。而校注本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兼取众家之长,吸收了各家的校勘成果,自然就有可能做到后来居上,并且在详细精到的注释方面,在目前国内还是第一部。对于各家的不同意见,作者在校注中不仅一一予以指出,还提出自己的看法。如《越绝外传本事》篇中讲到句践“行霸琅邪”,这个琅邪郡治在山东胶南西南。秦代所设郡治大都在原诸侯国都所在地,因此越都琅邪以山东胶南为确。又如《越绝吴内传》中的“历山”、《越绝外传记地传》中的“鸟田”、《越绝篇叙外传记》中的“色斯而举”等条,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有了这部《越绝书》校注,阅读这部古籍,大体上应当是不成问题了。

我们一直认为校注工作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因为它涉及的知识面太广,要想做得完善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这部先秦时期成书的古籍,流传过程中又不断经后人“附益”,问题很多,校注起来又增加了复杂性。因此,该书的校注工作,虽然总体是相当成功的,能够做到这样当然是很不容易的,但也要指出在个别注释中,用词、用字不够贴切之处还是存在的。这就再一次说明,一部古籍的校注工作要做到十全十美是很困难的。

仓修良

2008年初夏序于浙江大学独乐斋

(原载张仲清校注《越绝书校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注释】

[1]清人毕沅在乾隆《醴泉县志序》、洪亮吉在乾隆《澄城县志序》中都有此说。

[2]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3]此文后收入《史家•史籍•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

[4]关于亡佚之篇名,各家说法不一,限于篇幅,这里只能讲个人观点,理由也无法一一展开。

[5]《通鉴外纪后序》。

[6]《蛾术编》卷十一,《通鉴续左传》。

[7]《人民日 报》(海 外 版)1990年8月14日,《光 明 日 报》、《解 放 日 报》1990年8月15日。

[8]《中华读书报》2008年2月20日第4版。

[9]报告载《江海学刊》1982年第1期。

[10]《计倪内经》。

[11]《外传枕中》。

[12]《计倪内经》。

[13]《外传记吴王占梦》。

[14]《外传计倪》。

[15]《外传记范伯》。

[16]《外传计倪》。

[17]《请籴内传》。

[18]《计倪内经》。

[19]《外传记范伯》。

[20]《外传计倪》。

[21]《内经九术》。

[22]指《外传记吴地传》、《外传记地传》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