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新版序言解读

《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一书1990年出版以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海内外都引起了反响。首次印刷很快销售一空,再版重印后,又很快售完。1993年台湾里仁书局购买版权后,在台湾地区出版了繁体字本,甚至销售到东南亚一带。该书出版10多年来,我们听到过不少读者和朋友的赞誉和鼓励,也收到不少读者的很好建议,希望能够修订再版。同时,我们也做了认真的审视和回顾,深深感到此书还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为了对广大读者负责,以便该书更加完善,决定做较大的修订和补充后再进行出版。

这次修订主要解决3个问题:一是对原有内容进行校刊修改和补充;二是对原有3卷未收的重要史学著作进行补写,我们在初版《前言》中已经讲了,“本书原计划共收100种史学著作,但由于有些作者未能按时交稿,为了不影响全书的出版计划,只好忍痛割爱,如《大唐西域记》、《大金国志》、《明实录》等便是如此”。这就是说当时就在计划之内的14部史书未能收入,这次修订当然首先考虑加以补写。此外,考虑到为了给广大读者多增加一些史学知识,又新增了与史学有关的几部著作,关于这点,下文再作论述;三是增补现代部分史学名著,这也是这次增补的重点,共收名著70部,分成第四、第五2卷。从这3点可知,这次修订变动是比较大的,2项所增加之著作远远超过原有3卷之部数,因此,约请撰写的作者人数之多、工作量之大也就可想而知。

前3卷新增的36部著作中,有少数并不是名副其实的史学著作,但其与史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中间有笔记、有目录、有史学工具书、有类书、有丛书。我国历史上私家笔记非常丰富,有的内容史料价值很高,早已引起史学家的注意。大史学家司马光在主编《资治通鉴》时,就曾明确对其助手提出要求,除对正史采摘以外,还要注意对私家传记、小说笔记等的采用。范祖禹主要负责唐代长编的编写,司马光在给他的信就曾说,除《旧唐书》、《新唐书》的纪、志、传均需采录外,“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需采集。他也许怕范祖禹不太理解,还特地指出:“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1]

事实也正是如此,据史料记载,《资治通鉴》的编写之中,确实用了不少笔记小说材料。因为那些好的私家笔记,对历史研究同样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就如我们这次所选的洪迈《容斋随笔》,就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笔记,单从历史内容而言,就有对史书的评论、对史事的评说、对人物的评价、对古籍的考汪与辨伪等等。由于内容丰富,言之有物,故问世九百年来,读书人大多喜爱阅读,并且得到很高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之曰:“辨证考据,颇为精确。”^[2]像这样一类笔记,其价值并不亚于杂史、野史。又如目录学著作,是伴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作为当代史学史专著而言,必然也都有目录学这一内容,事实上好的目录著作,还可以起到如章学诚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3]的作用。况且目录之学又是读书入门的重要学问,早在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一书中就曾指出:“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总是乱读。”^[4]又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5]正因如此,我们将其选入《四库全书总目》,因为它是我国封建时代由官府组织编纂的最后一部大型书目,正如黄爱平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评介文章开头所说:“它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在目录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具有总结集成性质和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价值。”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部书目目前社会上流传有两种名称,一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的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来海南出版社于199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先后出版的均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中华书局于1965年出版,1981年和1997年又先后两次再版重印,均称《四库全书总目》。如果不作说明,一般读者很可能将其看作是两种书目。这种情况对出版界来说,本可采用统一书名,完全可以避免给读者造成不必要的错觉。笔者认为,既然确实是有提要,那么就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是更加名副其实吗?其实中华书局在该书《出版说明》中因称《总目》,在行文中有些字句就不太顺当,如“《总目》对书籍的评价”,实际上是《总目提要》对书籍的评价。又如“《总目》中对于一些古籍的考订”,也只是《总目提要》对于一些古籍的考订。因为单纯的《总目》既不能对书籍作评价,也不能对古籍作考订。单纯的《总目》是不存在这些功能的。就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尽管在学术上有着重要价值,在目录学发展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但它们同样不具备这些功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这里不妨提示一下,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不要忘记“目”是什么?《说文解字》:“目,人眼也。象形、重,童子也。凡目之属皆从目。”段注:“目之引伸为指目、条目之目。”因此,这里的“目”自然就是指书目,一部书的篇目,或次序编排的群书之书名。我们再看书后所附的两个内容,却又偏偏都称“提要”,即《四库撤毁书提要》和《四库未收书提要》。而大家都不陌生的余嘉锡先生对这部书所作的“辨证”,亦叫《四库提要辨证》,而不叫《四库总目辨证》。而中华书局在出版该书的说明中还有这么一段话:“本书为余嘉锡先生的学术专著之一,它系统地考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乖错违失,并对所论述的多种古籍,从内容、版本到作者生平,都作了翔实的考证。”所有这些难道都不值得考虑吗?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四库全书总目》这个书名就不好用了,而是要说明另一种称呼似乎更加明确,更加贴切,更加符合实际而已。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时,为什么要冠以那个书名,显然也是有所考虑的。这里我们有必要说明,我们讲这些,无意于批评中华书局等出版社的相关人员,因为他们是按照原书《凡例》“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而付印。我们所以要在这里作如此说明,目的在于告知广大读者,这部著作目前实际上是存在着两种称呼,尽管有的文章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但它毕竟是客观的存在。我们也要告诉读者,这个问题还存在着争论,三两句话也很难说清楚。然而我们收入该书时,仍称《四库全书总目》,一则是该书评介作者所用底本为中华书局本,再则是我们一向尊重作者本人意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本书初版《前言》中已经讲了,“尤其对于观点性的问题,我们是采取文责自负的原则,因为这样能更好地发扬‘百家争鸣’精神”。实际上,如今的提要是源于西汉刘向校书时为每部书所写之《别录》,对此,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其《清人文集别录自序》中就曾这样讲:“别录之体,犹提要也。……昔刘向校书秘阁,每一书已,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谬误,随竟奏上,载在本书,后又裒集众录,谓之《别录》,盖即后世目录解题之始,名曰《别录》,谓纂辑群书之叙录,都为一集,使其别行云耳。”^[6]如今有人将刘向的《别录》误解为《总目》,显然是不妥的,《别录》虽然已经亡佚,但有些书的“别录”毕竟还有不少著作征引过,而这些征引都是对某部书的介绍,而不是某部书的书名标题。后来演变,亦有称解题者,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就是都要对每一部书加以评介,这是单纯的目录著作所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在上文中说,无论是《汉书艺文志》还是《隋书经籍志》,尽管它们在学术发展史上地位都很高,但却都不具备这个功能,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选入这部书还有一个用意,那就是要让广大读者知道,《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同时从评介中还可以了解到什么叫作丛书以及丛书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有鉴于目前社会上对丛书和类书分辨不清而造成了许多认识上的错误,曾有好几家新闻媒体,把《四库全书》说成是我国最大的类书,而将《永乐大典》又说成是我国最大的丛书,为此,在这次增补中,我们将《永乐大典》也列入其中。通过对这部书的评介,读者可以了解到这部最大类书的编纂过程及其巨大规模,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百科全书”。同时读者也可以知道,这部类书的史料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它曾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已经失传的重要史书,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刘珍等人的《东观汉记》等等,清朝编纂《四库全书》时,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经失传的各类典籍500多种,其中史籍也占到了相当数量,所有这些对于史学史和有关历史研究都有其重要价值。于此可见这部大的类书对中国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这次新增补的著作中,还有一部《史姓韵编》也不是正式史书,而是史学工具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二十四史”人名索引,在现代人名索引工具书出版之前,在研究“二十四史”检阅人名时起过非常便捷的作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受到学术界一致好评,万国鼎就盛赞该书作者汪辉祖和章学诚等人是索引的“先觉”。当代引得创始人洪业亦称“《史姓韵编》这一部书真是可宝贵的工具”。胡适在多次讲演中一再提及《史姓韵编》,并将其列入《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可见这些大家对该书的重视。通过关于该书的评介,读者可以了解我国古代历史学家,早就有为史书做索引的情趣。为一部书做索引,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很大的方便,但是,它既不是现代学者的专利,更不是外国人的专利,只不过越到后来,编得更加方便、更加进步罢了。还有一部比较奇特的《洛阳伽蓝记》,似地非地,似史非史,尽管大多数研究者都倾向认定“《伽蓝记》是一部融史笔和文采于一炉的佳构”,但还很难说它是一部史学名著。只不过由于它的内容对于研究北魏的政治历史、社会风情,特别是洛阳都邑的盛衰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因而一直被视为北朝文献的三大精品之一,当然就有必要向读者推荐和介绍。

这次增补最多的当然还是20世纪所产生的史学著作,增补了2卷之多,计70部。因为20世纪是我国史学变革时期,也可以说是转型时期,是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完成过渡的时期,史学研究各方面都表现出创新的意识,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对象乃至研究观点,都有明显的创新表现。因而在这100年之中,曾产生过许多杰出的史学家和许多著名的史学著作。这些著作遍布于史学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有中国通史、断代史、各类专史、历史地理、人物传记、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中外关系史,还有世界通史、国别史等等。许多史学著作大都已经采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编写而成。特别是考古方面的一再出现惊人的新发现,甲骨文、金文、帛书和简牍的先后出现,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明清档案文书的开放,都不断在扩大史学研究工作者的视野,当然也就不断地在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同样是中国古代的历史,由于有诸多方面材料的新发现,因而不仅研究的内容要变,观点、结论也都要变。如以前研究殷商的王位世系,总都是根据史书和其他文献记载而加以研究,而王国维则采用甲骨文于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2篇文章,论证了殷墟甲骨文中所记载的殷商先公与先王的名号,同时也证实了《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殷商王室世系是可靠的,当然也纠正了《史记》中的个别错误。其方法则是地下发现的资料与文献记载作对照研究。这无疑就打开了史学研究的新视野,开拓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途径。唯其如此,王国维曾被郭沫若誉为“新史学的开山”^[7]者。对于20世纪众多的史学名著,我们不可能一一向大家推荐和介绍,只能选择其中一部分。至于选择哪一些,我们也曾请教过史学界多位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其中有林甘泉先生、刘泽华先生、施丁先生、陈祖武先生等。我们还邀请了胡逢祥先生、周国林先生、张书学先生等作过一次小型的座谈,最后确定了选入书目。我们在考虑向大家推荐的史学名著时,一者是看该书问世后对史学界所起的影响,也就是说看它在我国新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再者便是这部书代表着史学研究某个领域的重要成果。还有一点就是从能够为广大读者提供必要的史学知识出发。当然,这三者实际上是统一的。如我们选了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就在于大家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著作,全面系统地论述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则是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论述和总结;侯外庐的著作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思想通史》和《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因为我们认为前者是迄今为止内容最完整、资料最丰富、观点最鲜明的一部中国思想史;陈垣的史学著作很多,我们仅选了他的《史讳举例》和《通鉴胡注表微》两书,因为避讳是我国历史上一种特殊风俗,在长期的中国古代社会里,一直影响着史书乃至所有的文献记载,因此,它在辨别古书的真伪和史料的正误上,都起着其他手段无法代替的作用,《史讳举例》正是学习避讳学的一把重要的钥匙;陈寅恪的著作我们选了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又选了他的《柳如是别传》,因为这部著作是作者以诗、史互证,熔文学与史学为一炉的一部史书,也是他以诗文证史方法的总结;对于钱穆的史学著作,一般都选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他还有《国史大纲》,然而我们最后选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因为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我们在第三卷中已经选入,两位同时代的史家,撰写了同一时期的同一内容,读者若是能够在一般了解基础上,将两部著作对照阅读,肯定会得到很多启发。诸如此类,说明我们在选入每部书时,确实是经过多方考虑的。还要指出的是我们这次向大家推荐评介的,并不限于大陆的史学家著作,而是包括了港台和长期旅居在国外的史学家著作,因为他们不仅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史学的承传者,而且也都是中国新史学的共同创建者,他们的史学论著在新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中都起到过各自不同的作用,为我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此,我们这部《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自有史书以来史学发展的大荟萃,可视为中国史学发展史的一部长编,有志于了解和研究中国史学发展的广大读者都会从中得到益处。

这次新增的第四、第五两卷,原计划收入当代学者所著史学名著共77部,但由于有些约请的作者未能如约交稿,为了不影响全书出版计划,只好也忍痛割爱,如张光直的《青铜时代》、董作宾的《殷历谱》、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蒙文通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

通过对每部名著评介文章的审阅和编定,特别是对当代学者所撰名著评介的审阅和编定,深深为老一辈历史学家们那种求真务实的治史精神和对历史研究的敬业精神所打动。他们在历史研究中重史实,重证据,没有确切可靠的史料为依据,任何权威人物和权威著作所讲都不足为信。作为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人,知识的主要来源就是书籍和各种文献(当然包括考古新发现),读书就是取得知识积累资料的重要手段。老一辈历史学家著书立说,总是抱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我们今天如何呢?就很难说了。当今社会浮躁风气盛行,在学术界尤其如此,普遍流行着不太要读书,偏偏却又非常爱写书,至于所写之书对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都全不在话下。据新闻媒体披露,有位红极一时的文人接连出了3本书,竟被一位有识之士查出100多处文史知识硬伤,其中有些还是常识性的。这种情况够得上是触目惊心吧,可是这位作者照样若无其事,把社会责任感丢得一干二净,管它什么谬种流传,自然全不在意。许多老一辈史学家辛勤耕耘一生,也只留下一两部著作,已经是很不错了,如今据说只需两三个月就可以“打”出一部书来,更有的只用9天时间就“打”出一部20万字的书稿,创出著书立说的奇迹。当然这是老一辈史学家所望尘莫及的,我辈自然也只得甘拜下风。有一次学术会议期间,有位作者拿出2本新出版的书籍,其书名我与施丁先生竟然都很不理解,当时还曾自嘲一番,2位教授都读不懂的书名,其内容肯定是深奥莫测,如此之类的书究竟写给谁看呢?记得在给学生讲课时,每当讲到晚明的社会,总要讲一下当时出现的怪现象,大家束书不观,却又争先恐后地要写书。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明人学无根柢,而最好著书,尤好作私史。”^[8]不料我们今天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针对明末的不良学术风气,顾炎武曾提出严厉的批评,并且提出写文章必须有益于社会,因为无论写什么文章,都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不能无补于国计民生,否则将一无价值。所以他指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乎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妄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9]顾炎武的文章虽然写于300多年前,但我觉得这段引文却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想当年,老一辈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曾激励了一代治史人的成长。如今我们不仅要向广大读者推荐评介老一辈史学家的史学著作,更要向大家推荐介绍老一辈史学家们的这种治史精神和对社会负责的高尚品德,这一点我们觉得尤其重要。最近看到某报一篇文章,标题是《文章千古事,岂能乱弹琴》,其内容是批评谁倒并不重要,这个标题我觉得很有意义,很具有普遍性,所有要写书作文的人,不妨用它来自律自戒,岂不甚好?!

这次约请为名著写评介的作者称得上阵容庞大,并且具有2个特点:一是德高望重的年长学者积极参与撰写。其中王钟翰老先生已经93岁高龄,当我们电话约请时,竟十分爽快地就答应了。徐规、卞孝宣、陈桥驿3位老先生都是80以上高龄,都欣然应约,并提前交稿。至于年逾古稀或年近古稀者,那就更多了。真正做到了老、中、青三代学人共同来完成这一意义重大的文化工程。当然,主力军还是中青年学者,他们都是学有专长,对于所评介的名著都有专门研究。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邀请了台湾历史学家来和我们共同完成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共同评介先人为我们留下的共同的宝贵文化遗产。因为台湾、大陆所有学术文化内容无一不是同根同源,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铁的事实。台湾、大陆历史学家共同来完成这一史学著作,本身就说明了学者间的深厚情谊是任何力量也阻隔不断的。细心的读者或许还会发现,在我们这次的写作队伍中,有许多位先生已经参与3卷本撰写,这次又能欣然应约再献佳作,其精神更加令人敬佩!这里我们也怀着沉痛的心情告知广大读者,在为3卷本撰写评介的作者中,有多位先生如赵光贤、陈连庆、袁英光、吴枫等都已先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对他们的仙逝,我们深表哀悼!并在此寄托我们永远的怀念之情。

这次增订是在前3卷基础上加以扩充的,初版《前言》中已经讲过的关于体例和其他有关原则要求完全适用于增订本内容,因此,这次所写的序言不再重述。不过这次推荐的名著中,有的是两部著作属同一位作者,这种情况下两部就排在一道。

此书在编纂过程中,还承胡逢祥、陈祖武、刘泽华、周国林、张书学等先生代为约稿。尤其是胡逢祥先生,还代为审读了大量的文稿,本欲请他共同署名,出于他对我的尊重,执意不肯,因为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只好在此加以说明。鲍永军、张勤两位同志帮我做了许多具体工作,责任编辑温玉川编审更为本书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这部书能够顺利出版,除了全部名著评介作者鼎力支持外,与上述诸位的鼎力相助也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此书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智慧结晶。在此,对为此书做出贡献的所有专家学者,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而对于广大读者长期以来对此书的热情支持、关心和爱护,我们也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继续欢迎大家对我们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

(原载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版)(www.xing528.com)

【注释】

[1]《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三,《答范梦得》。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八,《子部•杂家类》。

[3]《校雠通义》自序,载《章氏遗书》卷十。

[4]《十七史商榷》卷七,《汉书•叙例》。

[5]《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记集解分八十卷》。

[6]《清人文集别录》,中华书局1963年版。

[7]郭沫若:《十批判书•古史研究的自我批判》。

[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八,《史部•传记类》二《今献备遗》。

[9]《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