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属于地方文献,由于其特殊性而具有许多特有的文献价值,并且在近年来许多学术研究中已经体现出来。如葛剑雄先生的《中国移民史》就曾采用了一些家谱中的资料。家谱对于研究移民史、人口史、宗法制度、社会经济、人物资料、家庭教育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多次大的社会动乱,诸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和几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每次动乱中总有大批人口被追逃亡。最明显的如西晋灭亡后,有6个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出现史称“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因而大批汉人被迫南移,王、谢等大族更是举族南迁。今天江苏南部和浙江境内,许多家族都是那个时代迁过来的。再一次就是金人南下,宋王朝南逃,又形成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这次波及范围就更加广了,有的已经南移到江西、福建、广东一带。由于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因而原居住在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的达官贵族家族便纷纷定居临安。也有的是局部移民,大多为封建政权为了巩固其统治而采取的措施。就以明朝而言,洪武初年,朱元璋徙江南民14万于凤阳[15]。其中不少是地主。洪武二十四年(1391),迁徙天下富户5300户于南京,洪武三十年又徙富户14300余户于南京[16]。又由于张士诚曾定都于半江(今苏州),因而朱元平璋平定张士诚之后,曾从这里迁了一批富户到苏北,这从许多家谱中都能看到。当然,研究这一问题,并非少数家谱所能奏效的,正如葛剑雄先生所说:“尽管一二部、一二十部家谱也不一定找得到完整的答案,但如果能集中若干种有关同一次迁移的家谱,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具体的分析。在这类资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再运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就会获得相当可靠的结果。”[17]
作为一部完整的家谱,一般都要登录该家族所有成员的姓名、生卒年月日、婚姻、子女等。当然,宋代欧阳修、苏洵所修之家谱,还是以男子为中心,妇女均未入谱。到了后来,则男女均要入谱,当然不登正式世系而别编为牒,实际是注释之意。我们在上文中所引章学诚《家谱杂议》中就曾讲到:“至其人之字号、历官、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嫡庶、窀穸方向,不待旁行斜上而始识者,则谱字往往别编为牒。”根据这些内容,我们就可以研究人口的增长、寿命长短、婚姻状况、性别比例等,从而可以计算出现代人口学研究所必需的基本数据。当然,记载内容比较完整的家谱毕竟并不很多,特别是女性人口记载不全,如只记载儿子结婚年龄,而不记载女儿出嫁年龄,这就势必影响统计的准确性。同时我们已经讲了,如今传世的家谱大多为晚清和民国时期所修,明代已经很少,所以家谱资料一般只能用于研究明清以来人口状况,再早的家谱可靠性就成问题了。尤其那些记载世系很早很完整的家谱,如从彭祖开始、从大禹开始、从周公开始,等等,越发不可信。
许多大家族都有集体的族田,有的称祠田、香火田、义庄田,其收入一般都用在全族公有事业上,除了祭礼等费用外,有许多还用来办义学,供家族中经济贫困的子弟读书。因为田地多,租给外人或本族人耕种,这就有租佃关系。有的家谱中对这些内容都有记载,诸如田亩数、坐落何处、每亩租额、每年收租数量等;有的除置田产外,还经营店铺和其他商业。这记录无须造假,一般都比较真实,对于研究地方经济发展自然很有价值。
众所周知,宗法制度在中国延续了3000多年,所以会延续如此之久,与家族制度有很大关系。而每一部家谱都要记录这个家族在族长领导下的家族组织系统、族规、族约、婚丧礼仪制度、管理方法等。族长权力很大,族规管理很严。这些家谱为研究宗法制度的影响提供了具体而详细的资料,具有其他史料无法比拟的作用。
家谱中关于人物的资料非常丰富,因为在家谱中除了记载世系外,生卒、仕宦、子嗣、婚嫁等都有记载,那些在家族中有地位、有影响的人,一般都还有传记。众所周知,欧阳修编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时,就曾使用了大量家谱资料。因而有些历史人物由于种种原因,史书失载,往往从家谱中可以得到弥补。如南宋大史学家郑樵的生卒年,史书无确切记载,而学界流传的大多有误,笔者于1962年作过考证,刊于同年10月号《历史教学》上。次年报载厦门大学郑樵历史调查组发现了几种郑氏族谱,据族谱所载郑樵生卒之年,还与笔者考证相合。而在这些族谱中,还发现了以前未曾见过的郑樵佚文《荥阳谱序》,这是一篇可与《通志氏族略》互相发明的重要文章。在文章中,他阐述了对谱牒撰修的主张,并对谱学的盛衰、图谱私记之弊端、郑氏族祖之源流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研究郑樵学术思想,特别是谱学思想有很大价值。这样重要的文章,正是依附于族谱而得以保存下来。在浙江省收藏的家谱中,保存于绍兴鲁迅博物馆的绍兴宝祐桥百岁堂周氏稿本《老八房祭簿》上,有周恩来于1939年亲手用毛笔写的“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公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等字,现为国家一级文物。又绍兴《越城周氏支谱》乃是周树人(鲁迅)家谱,为清光绪三年(1877)宁寿堂木活字本。还有上虞《罗氏谱》则是著名学者罗振玉的家谱,为1924年贻榖堂木活字本。海盐《张氏族谱》是著名出版家张元济的家谱,为1934年木刻本。还有一部家谱大家会很感兴趣的,即《定海小沙陈氏宗谱》,是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原名陈平)祖谱,系1937年永春堂木活字本。可见在众多的家谱中,确实有许多是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当然,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内容确有价值的家谱毕竟不是太多。许多家谱都是胡编乱造,乱造世系,伪造始祖,乱造官阶,假托伪造名人作序题跋,有的则是从别人家谱中抄来稍作改变,夸大祖先官爵功绩,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因此对于家谱资料必须持审慎态度。
关于家谱的价值,我还想强调一点,应当重视研究家谱中的家训内容。我们研究发现,家训是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家庭教育形式,它是随着家谱、宗谱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以前一直不加分析地一律视作封建糟粕而弃置勿论。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就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非常宝贵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我们可以这样说,所有家训,都教育子弟读书上进,勤俭持家,从未见过要子孙去杀人放火、赌博偷盗的。只要我们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中优秀的精华,对于发展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弘扬优秀的传统道德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上文讲到欧阳修在《欧氏谱图序》中列举他们的祖训是“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虽然只有4句话,但已经非常明白地告诉子孙做人处世的道理。我们觉得,这4句话只要适当加以改造,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即将“以忠事君”改为“以忠事国”,其他3句可以一字不改地适用于今天。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家训一直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而这种家训又分为单独的流传与附在家谱、宗谱之内2种。前者早期有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以儒学教育子弟,影响深远;后者以清初朱用纯的《治家格言》最为典型,流传最广。《治家格言》是一篇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家训名篇,几乎成为清代以来直至近代家庭教育的必读内容,人们习惯称之为《朱子家训》。内中许多词句,对于做人处世,至今仍有其教育意义。若是全社会每个家庭的成员都能按此要求去做,可以想见社会的公德意识必然大大提高,和谐的社会必然很快实现。至于家谱、宗谱中的家训,亦多强调对族人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教育。现以浙江钱氏家谱为例,钱镠在《武肃王八训》中就教育子孙,要“绍继家风,宣明礼教”,“子孙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须是破家灭门,千叮万嘱,慎勿违训”。后来又作《遗训》10条,指出:“唐室之衰微,皆由文官爱钱,武官惜命,论言讨贼,宣言复仇,而于国计民生全无实济。”因此,他要求子孙,“心存忠孝,爱兵惜民”。这就是钱氏家训的基本内容。当然,钱镠身为帝王,所述既有其针对性,又具有特殊性。再看《临界钱氏宗谱家训》,其中也教育子孙要遵守国法、按时缴纳赋税,对子孙教育尤为看重,指出“人之贤达,岂尽生而克肖者,多为教诲所成”。这不仅承认人不是生而知之,成功与否取决于后来的教育,而且承认人有资质高低之不同,应当视其资质之高下而施教,“视其质之聪俊者,授以经史,俾其知圣贤之义理,识屡代之兴亡,效法先哲,惩戒奸邪;幸而荣名立朝,亦可光宗耀祖,大显家声,即不幸穷约终身,亦不失为守道名儒。其于秉姿钝鲁者,莫如课之农桑,终岁勤劳,苟获五谷之储,一缗之绩,足以仰事俯育,不致高堂冻馁,妻儿啼饥。所谓勤读可荣事,勤耕可养家”。靠勤奋而能做官,靠勤耕而能养家,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合情合理的。家训没有反映高人一等的教育思想,而是提出了要用因材施教的方法来教育资质不同的子孙。这种教育思想对于当前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无疑都具有现实意义。正因为钱氏各个宗谱、家谱中所载之家训都非常注重教育,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所以钱氏家族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人才辈出。这种现象竟能延续数十代,历千年而不衰,直到近现代仍是如此,人才如此密集,在众多族姓中显得很突出,这一现象是很值得研究的。还在宋代,王安石似乎已经察觉,他在《内殿崇班钱君墓碣》中就曾指出:“钱氏之有籍于朝廷者,殆不可胜数,而以才称于世尝任事者,比比出焉。”[18]可见家训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传播了传统伦理道德中许多有益的思想,如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相互帮助、与人为善等内容,而且在家庭教育的内容、方法与形式上,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方面。我们在研究家谱、族谱时,千万不要忽略这个内容。
综上所述,作为地方文献之一的家谱,只要很好地研究,就可以发现它确实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但是这并不是说,每部家谱都具有这些价值,同时也要坦诚地告诉大家,有许多家谱甚至是毫无价值,尤其是那些胡编乱造的更是如此。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许多研究家谱的论著普遍存在一些片面性,对此葛剑雄先生早已指出,“反映出一些学者对家谱的局限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有的文章还夸大它的作用。近时读了一篇文章,讲家谱提供的地名资料,则明显存在着夸大其词的现象,因为文中所列举的绝大多数地名,在历代所编的历史地理著作和地方志中都可找到,即使是很小的地名,在府县志或乡镇志中都有记载。尤其是历史上出现过不同名称的古地名,历史地理著作和当地的地方志都有记载。我们上文已经讲了,宋元时期除了欧阳修、苏洵所修两种家谱外,就没有别的家谱流传下来,即使明代后期所修家谱,流传下来的为数也并不太多。而元明以来,各地修志已经非常普遍,单是明代所修方志,如今流传下来的就有993种,而地名又是地方志记载的主要内容之一,还在方志发展的初期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对于各地地名的沿革就已经记载了。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是希望家谱研究者不要随意夸大家谱的文献价值,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家谱。
(原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1期,2009年)
【注释】
[1]《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
[4]邵晋涵:《南江文钞》卷九《余姚史氏宗谱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
[5]载《历史文献研究》第1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www.xing528.com)
[6]《颜氏家训•风操篇》,清乾隆长塘鲍氏刻本。
[7]赵翼:《陔余从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
[9]沈约:《弹劾于源》,《萧统文选》卷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0]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中华书局1987年版。
[11]《南齐书•贾渊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
[12]《梁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73年版。
[13]《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4]《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6]《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刊。
[17]葛剑雄:《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6期。
[18]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九,上海书店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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