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之谱的起源时间及演变过程

作为一个家族的私家之谱究竟产生于何时?从已有研究谱学的文章来看,显然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在西周时期已经产生了,有的则说在氏族社会已经产生了。这两个说法是不可信的。我们认为谱牒著作起源于西周,而私家之谱的产生则是秦汉以后的事了。关于这点,我在《试论谱学的起源》^[5]一文中已经有过论述了。私家之谱的大量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当时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促使了这种私家之谱的大发展。

第一,门阀制度是私家之谱发展的基础和政治条件。两汉以来,由于地方豪族地主的势力不断发展和膨胀,形成了累世显荣的门阀制度。这些世家大族大多聚族而居,多者数千家,少者千余家,方圆数十里,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群体。他们凭借着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只要得到推荐,就很快能够登仕。加之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又是为巩固世家大族利益的用人制度。因为当时的所有政权,与这些世家大族是休戚相关的。就以东晋政权而言,就是得到北方南下的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得以重建,其中琅邪王氏拥戴之功居多。因此,王导位至宰相,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当时社会上就流传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谣。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司马氏所重建的东晋政权是与世家大族共有的天下。根据史料记载,王、谢两家在江浙一带占有了大量的良田。这些世家大族为了巩固其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和特权,维护门第制度,又各自标榜自己的郡望,以达到垄断权势的目的。于是便大写家谱、族谱,不仅显示自己祖先做过高官,而且要表明自己门第的高上、郡望的优越。于是就出现了颍川荀氏、陈氏,平原华氏,山阳郗氏,河东裴氏、卫氏,扶风苏氏,京兆杜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等,都成为一时著名的郡望大姓。对这种现象,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在《史通邑里》篇中就曾指出:“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这些世家大族便纷纷编修族谱、宗谱,以防止寒门同姓的假冒,垄断自己固有的特权。

第二,当时社会上避讳流行,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必须懂得谱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避讳之风盛行,因此,无论在官场还是社会活动中,都得熟悉谱系,否则不仅要得罪人,而且还会引发是非,乃至招来大祸。就连当时著名学者颜之推亦深感无可奈何:“今人避讳,更急于古,凡名之者,当为孙地。吾亲识中有讳襄、讳友、讳同、讳清、讳和、讳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无憀赖焉。”^[6]一位学者尚且发出如此感叹,其影响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北齐高祖高欢,其父名树生,据《北齐书杜弼传》载:“相府法曹辛子炎谘事,云须取署,子炎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杖之于前。”杜弼为之辩护几句,高祖又骂杜弼,并“叱令出去”。因不小心而触犯帝王的忌讳,就要遭到如此厄运。因此有些人由于自己的名字触犯了帝王之讳,宁可弃官不干,免得引来大祸。此时不仅帝王的名字需要避讳,就连后妃亦是如此。著名的如郑太妃小名叫阿春,因此“春”字就得避讳,故当时地名中凡遇“春”字悉改为“阳”字,富春改为“富阳”,宜春改为“宜阳”,而历史书凡称“春秋”者,皆改曰“阳秋”,于是就出现了《晋阳秋》、《汉晋阳秋》等书名。而在日常社交中,凡涉及对方父祖之名时必须回避,否则将会引起对方的痛哭流涕。据《北史熊安生传》记载,北朝儒生熊安生,会见徐之才、和士开二人,“以徐之才讳‘雄’,和士开讳‘安’,乃称‘触触生’”。这自然不是笑话,而是真实的历史事实。由于避讳之风盛行,家谱就显得更为重要,不了解社会上那些重要的谱系,真是寸步难行。据《南史王曾孺传》记载,谱学家王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传为佳话,也说明作为一名谱学家确实不太容易。

第三,婚姻门当户对要以家谱为据。在门第森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必须门当户对方能通婚。门户之别在当时是不可逾越之鸿沟,如有违者,必将遭到制裁。所以南宋历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就曾指出:“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要证明确实是门当户对,宗族之谱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为所有宗谱、家谱都必须注明郡望,从而也就可以知道门第之高下。许多出身寒门的大官僚,在得到高官以后,总是千方百计想通过联婚手段,高攀衣冠世族,以改变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拥有大权的侯景向梁武帝请婚于王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梁武帝回答说:“王谢高门,可于朱张以下求之。”^[7]而宠贵一时的赵邕想与范阳卢氏联婚,卢氏不从,逼出人命,“邕坐处死,会赦得免”^[8],还是落得个“除名”的下场。门阀豪族王源将女儿下嫁于富阳满氏,世族出身的历史学家沈约认为门第不当,专门写了奏疏弹劾王源,并要求把王源“宾以明科,黜之流伍”,把他从士籍中清除出去。^[9]这些事实都说明,在门第制度下,世族与寒门之间的通婚限制是很严的,而社会上的舆论比法律还要严厉。因为联姻与选官一样,社会都很关注,特别是上层社会,一旦出现“越轨”现象,很快就会有人弹劾,何况一般官吏由于职能关系,必须熟悉各地的谱系关系,当然对于郡望、姓氏和婚姻关系也都比较熟悉,似乎这些内容都是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所以我们说门当户对的婚姻现象同样是促使家谱、族谱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社会动乱,家族之间为了联系,需要编修家谱、族谱。从东汉末年到隋统一的400年间,除西晋短暂的统一外,我国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地主割据政权之间的斗争、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在西晋灭亡后的120多年间,各族统治者先后在北方建立了许多政权,有所谓“五胡十六国”,其实共有7族23国。这些割据政权旋起旋灭,给广大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中原广大人民避乱南迁者十居六七。编修家谱、族谱就成为保持家族之间联系的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名门望族,郡望乃是他们享受特权的重要标志,而家谱、族谱则是他们享受特权的重要凭证,离开故土后,这个凭证自然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也都是促使家谱、族谱编修发达的重要因素。而那些世家大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甚至将自己的郡望也带到江南,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侨置州郡。这都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世家大族南迁后所作所为,因为这些郡望都是他们标榜门第高尚的招牌,而家谱、宗谱则又是保护他们高门望族的护身符。所以他们无论迁到何处,这些家谱、族谱不仅都要带走,而且定居后还必须及时续修。他们就是靠这些才能得到当时政权的百般照顾和关怀。可见这些谱牒对于世家大族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只要有了谱牒,就可以“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10]。此外,政府为了严格控制户口以保证户役征收,特别是为了控制广大自耕农民逃避徭役,也很重视编修家谱、族谱,特别是总谱、统谱,如州、郡谱。(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之谱所以会如此发达,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虽然这些家谱、族谱如今没有一部流传下来,但是在当年许多书籍的注释的征引中,还是留下了许多家谱、族谱的书名。笔者曾做了粗略统计:见于《世说新语注》者39种;见于《三国志注》者13种;见于《史记注》者5种;见于《汉书注》者1种;见于《文选注》者3种;见于《水经注》者2种。可见当年许多学者在注释史籍或著书立说时,都将这些家谱、族谱作为重要的史料来征引。因为当时政府对修谱之事非常重视,严防伪造谱籍的事件发生,凡是伪造谱系者均严加惩处。南齐建武初,著名谱学家贾渊迁长水校尉,“荒伧人王泰宝买袭琅邪谱,尚书令王晏以启高宗,渊坐被收,当极法,子栖长谢罪,稽颡流血,朝廷哀之,免渊罪”^[11]。作为谱学家尚且替人作伪,说明作伪问题在当时社会上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一旦作伪成功,就可以享受世家大族的特权和利益。所以梁武帝在做皇帝之前给南朝齐皇帝上书中就已经指出:“且夫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12]这条材料一方面说明谱牒对于世家大族保持门第特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那些出身寒门的人总想利用这一工具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就使谱牒出现讹误、诈伪等混乱现象。

至于家谱、族谱编修真正走入平民之家,还是宋以后的事。当然,其趋势自然是从唐朝后期开始,因为六朝以降的世家大族,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和唐朝统治者这批新贵们的多次压制和打击,已经逐渐衰落凋零。唐朝后期参加过政治革新运动的政治家、诗人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可以视为这种衰落凋零的真实写照。加之唐中叶以后,皇室不再重视谱牒编修,谱牒著作出现了混乱不实的现象。《新唐书高俭传》云:“风敦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讫无考案,冠冕皂棣,混为一区。”这就足以说明,用编修家谱、族谱的手段来维护高门大族特有功能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魏晋南北朝至唐,编修家谱主要是为了维护世家大族特权,而进入宋代以后,编修家谱、族谱则是出于尊祖、敬宗与收族的目的,要使族人知道本族姓氏受封之由来及始迁之祖何时从何地迁来,以及自己祖先长期形成的遗德和祖训,特别是本族祖先做过的那些善事和好的传统,所谓收族者就是团结族人。例如欧阳修在《欧氏谱图序》中就讲了他们祖先长期形成的祖训是:“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他们的祖先一直就以此精神来教育家族的子弟。在宋代除了欧阳修所修的家谱外,还有苏洵所修的苏氏族谱,这两部家谱如今都保存在各自的文集之中。而这两家的修谱理论和方法一直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的家谱编修,直至清代。当然,欧、苏两家修谱理论和方法还不尽相同,而共同之处,则是都主张修谱应当“断自可见之世”。对此章学诚曾给予高度评价,在《高邮沈氏家谱序》中说:“宋人谱牒,今不甚传,欧、苏文名最盛。谱附文集以传。其以世次荒远,不敢漫为附会,凡所推溯,断自可知之代,最得《春秋》谨严之旨,可谓善矣。”^[13]这个评价自然是相当高的,充分肯定了欧、苏两家修谱时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搞牵强附会,断自可知之代,这在编写宗谱时最为重要,所以称赞他们“最得《春秋》谨严之旨”。又在《嘉善茜泾浦氏支谱序》中说:“宋人颇鉴前代之失,欧、苏诸君为谱,皆断自可知之代,廓清前人矫诬牵援之习,可谓善矣。”^[14]这种精神尤其值得今天修谱者学习与提倡!

谱学和方志学一样,都是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分支,都是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因此也都必然具备着史学的某些功能、特点和性质。我们上面引了章学诚和邵晋涵等史学家对家谱、族谱所下的定义,而且充分肯定了其作用与价值,认为方志与家谱同样都是重要的地方文献,对于历史研究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因此历代学者一直都很重视,无论是编修各类史书还是进行学术研究,都常有涉及。谱学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还曾一度居于显学地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是家家要讲谱学,人人要求懂谱学,否则在社会上就无法交往;地方官若不懂谱系之学,则无从发挥其任官职责,因此,统治者也高度重视,并设有专门机构管理,还先后产生了一大批著名谱学家和谱学著作。所有家谱可信程度比较高。自宋以后,不仅私家之谱盛行,而且还产生了年谱等形式的谱牒著作,特别是年谱,学术价值就更大了。但是,我们也要指出,家传、家记、世传、家史等并不是家谱,因为家谱编修是要有一定格式的。关于这点,章学诚在多篇文章中早已作过论述,可是今天还是有人眉毛、胡子不分地乱讲,有人竟将《史记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叙传》都一律说成是“自叙家谱”。若是这样的讲法,那自叙家谱和他叙家谱就实在太多。众所周知,魏收的《魏书》、沈约的《宋书》也都有自叙传,自然也都成了自叙家谱。按此理论推演下去,那《史记》中的30世家除少数外,都可视作家谱;至于70列传,凡是论及家世者自然也可视作家谱。以此类推,一部“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不就成了千千万万家谱所组成的了?所以章学诚在为家谱分类时,只是将家传、家训之类附在家谱之后,而没直接把它看作家谱,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因此希望研究家谱时,也应该有个谱,千万不要太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