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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重要性及内容丰富性

时间:2023-07-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司马迁多次称谱牒,实际上是指古代记载世系书籍的总称。也许有人会问,家谱这类书籍为什么要用列表的形式?因为既然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这个家族的承传必然要靠全体家族成员共同努力,其中当然应当包括这个家族的妇女的贡献。章氏这一主张乃是前无古人,值得提倡和弘扬。至于家谱中之艺文,则是著录这个家族所有成员的著作。章学诚还提出,除艺文而外,还应当设立“文征”,如此一来,这部家谱之内容自然就非常丰富了。

家谱的重要性及内容丰富性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等,是一种明血统、序昭穆,记载一个家族繁衍发展历史的著作。也就是说,入谱者必须是同宗共祖,因此,即使是同姓,未必就是同宗共祖,当然就不能修入一部家谱之中,就如同样姓王,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分为琅邪王、太原王、晋陵王等许多宗支。因此,民间流传“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并不太恰当。况且在古代,许多姓是相当不固定的,就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张良,本来并不姓张,他是韩国的后代,韩国当时是姬姓,与周文王、周武王同姓。但是后来韩国被秦灭了,张良的弟弟也被秦始皇害死了,张良要报仇,但他刺杀秦始皇未成功而被追捕,只好改姓张。又如汉武帝时的一个宰相田千秋,因年纪很大又有功劳,汉武帝就踢他入朝时能够坐车,因此人们就叫他“车宰相”,叫着叫着就成姓车了。可见在古代,许多姓是很不固定的,后来才慢慢固定下来。其实在封建社会,有些姓还是在变动的,有因避仇而改姓的,如岳飞的后代,就有好多改了姓,特别是迁到东北一带的比较多。还有的是要避帝王的讳或受帝王赐姓,原来的姓就只好丢了。

再说王姓,在门第森严的魏晋南北朝社会,以琅邪王、太原王为高贵,他们总是以自己的郡望来区别于其他郡的王姓,以显示自己的高贵。因为在当时,门第的高下,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因此对于姓谱的记录,被视为当时的大事。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中就曾举例说:南齐时,“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徐孝嗣谓俭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王俭乃琅邪王氏,而王敬则是晋陵王氏,姓氏虽同,由于郡望不同,门第相去甚远,当然社会地位相差很大,因而王俭愤愤不平,认为这样一来,是在降低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可见在当时,同一个姓氏,由于郡望的不同,社会地位则全然不同。所以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一书中就指出,当时的社会,“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正因如此,当时高门大姓都非常重视家谱的编修,以防备同姓寒门的假冒。

对于家谱、族谱、宗谱这样一种特殊的著作形式或文体,当今社会大多数人还是比较陌生的,青年人更加如此。这种家谱、族谱,最初都由谱(表)与牒两部分组成,发展到后来,又增加了传、图、艺文、家训等内容。而最基本的则是谱与牒两部分。谱者就是指用列表的方法来记载一家一族的世系发展过程。章学诚在《高邮沈氏家谱叙例》中说:“家谱系表,旁行斜上,乃是周谱旧式,后史所本者也。”因为古代以表来表述世系之书均称为谱,故将用表记述家史之书亦称为谱。宋代大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太史公改而为表。”指的就是司马迁在学周谱的基础上,编修了《史记》中的十表。《史记太史公自序》曰:“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潜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又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开头便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谱十二诸侯,就是表列十二诸侯,即作《十二诸侯年表》。司马迁多次称谱牒,实际上是指古代记载世系书籍的总称。也许有人会问,家谱这类书籍为什么要用列表的形式?主要是取其能够做到简而明,看起来一目了然。关于这点,章学诚在《高邮沈氏家谱叙例》一文中也已指出:“世系设表,惟取其分别支派,使蝉联系属,皎若列眉,但书名讳,占地无多。”当然,单靠列表,有些问题还无法得到反映,因而他在叙文中又说:“牒者,表之注也。表仅列名,而人之行次字号,历官生卒,妻妾姓氏,子女所出,茔墓而方,皆当注于名下,如履贯然,表线所不能容,故著牒以详之,盖古法也。”[1]又在《家谱杂议》中说:“夫旁行斜上,周谱之法,原取便于稽检,使夫昭穆亲疏,一望可晓耳。至其人之字号、历官、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嫡庶、窀穸方向,不待旁行斜上而始识者,则谱家往往别编为牒。”[2]这些事例都告诉我们,家谱的基本内容就是这样编写的。后来发展了,内容不断丰富,如家族中主要人物或称谱主,为其作传,有的是做过官,有的是学术上有过贡献,也有的是为社会做过贡献,如此等等,都应当在家谱中为其立传。章学诚认为“谱传即史传之支流”。不仅如此,章学诚还提出,家谱中同样应为妇女立传,他在《高邮沈氏家谱叙例》中就曾这样说:“史传、方志,并有列女之篇,所以表内行也……刘向所录,劝戒并存;范史所标,但取高秀。后世乃专划于贞孝节烈,于义虽曰甚正,而途则隘矣。方志宽于史传,家谱自当宽于方志。内行可称,何必尽出一途?凡安常处顺,而不以贞孝节烈当其变者,有如淑媛相夫,贤母训子,哲妇持家,闺秀文墨之才,婢妾一节之善,岂无可录?则规规于节孝斯存,无乃拘乎!”章氏这番言论明显是针对宋元以来理学思想而言。因为在理学家看来,妇女一生只要做到贞孝节烈就行了,也只有做到这些,方能立传,因此,当时就流行着“妇女无才便是德”的说法。章学诚则认为妇女在家庭中只要有过作为、有过贡献、很有才华等,诸如相夫有力(即如今日所称之贤内助)、教子有方等,都应为之在家谱中立传。因为既然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这个家族的承传必然要靠全体家族成员共同努力,其中当然应当包括这个家族的妇女的贡献。若是能按章氏这个主张编写家谱,那么这个家族的子孙后代,不仅会知道自己的曾祖、高祖、祖父等在家族发展过程中各自所做出的贡献,而且也将可以了解曾祖母、高祖母等为家族所做过的贡献。章氏这一主张乃是前无古人,值得提倡和弘扬。除了传记以外,许多家谱都还绘有各种图。谱主或家族主要成员还绘有画像,祠堂、茔地也都绘有平面图,注明所在位置和朝向。至于家谱中之艺文,则是著录这个家族所有成员的著作。章学诚还提出,除艺文而外,还应当设立“文征”,如此一来,这部家谱之内容自然就非常丰富了。(www.xing528.com)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家谱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繁衍、承传、发展的历史。对此,历史学家实际上早已下了结论,著名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说:“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3]他的好友、著名历史学家邵晋涵也说:“家之有谱,固与国之有史,州之有志而并重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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