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修谱专门机构的管理方式

宋濂在多篇谱序中都讲述到在古代编修族谱都是有专门管理的部门,都得按章办事,编好后还得上交有关机构收藏,并有专门官员为之考订。“濂窃闻之,隋唐而上,选举必稽于簿状,婚姻必由于谱系,是以图谱有局郎,令史有员,知撰谱事有官。四方以家状来上者,官为考订,藏于秘阁,副在左户,其制最详且明也。五季以来,法始大坏,而近代为尤甚。官不必有簿而品第混淆,家不必有谱而姓氏无别,有不得不怃然而增慨者。”^[9]又在《上虞魏氏谱序》中说:“古者有世卿大宗之法,得以伸其敬宗之义,至于定世家,序昭穆,又有小史以掌之,故其盛衰有征,而亲疏备见也。古法既废,唯宰相家的著世家表于史册,犹可仿彿见其遗意。”^[10]从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宋濂对于古代修谱之法是非常关注的,因为他认为编写族谱之作非常重要,有着深远意义,这是尊祖敬宗的具体表现,是反映孝道的一种无法替代的手段。正因如此,他能为近40种家谱序和跋,并且每篇都有新意而内容都有针对性,这与一般应酬文章有着很大区别。在《符氏世谱记》中有一段文字,正反映出他的这种心情:“嗟夫!古之所甚重者,谱牒也。三世不修谱,谓之不孝。夫孝者,莫先于敬身。身之所从来,可不知欤?能知其所自出,尊祖敬宗之心当油然而生矣。魏晋以来,图谱有局郎令史,设官所以稽其贵贱,慎其婚姻,辨其亲疏,其事为尤严,又不特如前所云而已。”我们回过来再看这篇序的开头,同样将符氏得姓源流讲了一通:“惟符氏出自姬姓,鲁顷公之孙足,仕秦为符玺令,因以为氏。至晋吴兴太守雅,遂望出琅琊。琅琊之后,分布于江淮间。至若苻氏,则本姒姓,有扈氏子孙奔西戎,世为巨酋,乃姓蒲氏,蒲洪以谶又改为苻,苻于符实敻然不同也。”^[11]这里不仅将符氏得姓情況讲清楚了,而且指出与苻姓并不同源,对古代姓氏能如此娴熟地掌握,实在太难能可贵了。从这众多的序文中,人们可以发现,他一再表示感慨,在他看来,如此一个好的传统,一个好的制度,很早竟然就中断了,因而使得千家万户以致寻根无门,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按时编修好自己的族谱宗谱。他在《陈氏家乘序》开头就说:

尝谓谱者,名家巨族之纲领也。凡冠婚丧祭,别长幼,定尊卑,虽子孙至于万叶,秩然有分以相守,璨然有伦以相接者,皆有赖于谱也。古者大宗小宗之法明,故其子孙虽至百世,循循有序,未之或乱。自后世民不兴行,宗法因之以废。是故巨族之家,其世次多不相识,昭穆多不相辨,忻戚不相关,而庆吊不相及,恩义判隔若秦人之与越人也。噫!本同一源也,而其后乃如此,可叹也哉!是故宗法后废,惟有谱牒之与为可以维持世教也。^[12]

又在《陶氏家乘序赞》一文中说:“五季以来,学失其传,虽尝号簪绅家者,论议非不闳博,文辞非不富丽,问其所自出,则曰:‘我无所于考也。’问其所承传,则曰:‘曾祖以上则莫能详。’呜呼!此无他,其学之不讲,其书之修,虽有知(智)者兴,于其后未如之何也已!宜乎以庄为严,以庆为贺,而无所分别也。”^[13](www.xing528.com)

可是,民间修谱,又往往是错误百出,宋濂认为这与无人指导有很大关系。他在《诸暨孝义黃氏族谱序》中,就曾明确指出:“盖因图谱局废,而无官以蒞之,民间以所传闻,论著不能旁授广览以汇通,故其矛盾不齐,宜无足怪。”又在《张氏谱序》中说:“夫姓之与氏,亦照然易见者,独混淆而无辨,次于迁转之无常,承传之盛衰,又焉能尽知其所自出哉!此无他,图谱之局不设,中正之簿状不存亦久矣。虽智者出于其后,将何征之邪?宜乎宣之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14]可见他对于修谱传统制度之失传是多么痛惜,有时几乎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如此看来,他所以会撰写那么多的家谱序跋,也许正是他有意识地想通过自己所写的序,来传播一些姓氏起源的知识,纠正某些编修家谱中所出现的不应有的错误,特别是宣传编修族谱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是从他众多序文中所传出的信息而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也充分说明宋濂对于修谱之事确实还是情有独钟的,当然,这也造就他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谱牒学家。可惜的是,他未能用他丰富的谱牒学理论,写出一部较为系统的谱牒学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