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创的修谱方法：简明便捷且完备

欧阳修关于族谱的编修理论,并无专门著作,主要是反映在《欧阳氏谱图序》及《谱例》等中,实际上是通过他所编修的《欧阳氏谱图》而体现出来。而此《谱图》都收在《欧阳修全集》之中而得以保存下来。而这个《欧阳氏谱图序》又有“石本”与“集本”两种,前者较略,后者稍详。

欧阳修在“集本”序中提出:“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废绝”。自魏晋南北朝至唐,由于政治需要,谱牒学盛行,政府都设有专门机构管理,各世家大族所修之谱都必须上于官。自唐末农民起义以后,这一切都被打乱了。尤其是世家大族,又经历了一次扫荡,以他们为基础的原来修谱势力,自然也就被铲除了。所以欧阳修说:“谱学由是废绝。”其实自此以后,私家修谱的盛行,也就是说,“家自为书,人自为说”,便成为宋元明清族谱编修的主流,况且又有年谱编修的兴起,因此,谱学自然并未“废绝”。

欧阳修编修家谱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要使其家族子孙都能做到“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他认为这是祖先的遗德祖训。他们的祖先一直就以此精神在教育子弟。序中还引“传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来教育族人多做有益于社会的好事,将来自然会得到社会的回报。他并举例,“今八祖之子孙甚众,苟吾先君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孙者,守而不失,其必有当之者矣”。可见他修谱的目的就是要以先祖们长期积累的遗德祖训,来教育全体族人,要做一名奉公守法、有益于社会的正直的人。所列4条,虽属于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但是,其内容即使在今天,仍有其借鉴价值,而不可用儒家伦理道德而斥之了事。

欧阳修所创之修谱之法,主要新意表现在如下诸方面:

首先创立了编修族谱采用表的形式来表示世系的承传,这比用文字叙述更加简明便捷,而使读的人可以做到一目了然。据欧阳修自己所讲,也是受到前人所修族谱不完备的启发。经过唐末社会大变革以后,“唐之遗族,往往有藏其旧谱者,时得见之,而谱皆无图,置其亡之,抑前世简而未备欤?”这就是说,他曾看到过唐人遗留下来的族谱,“皆无图”,实际上是指皆无表,但不能确定是原来有、以后散亡了,还是原来就不曾作过表呢?已不得而知了。有鉴于此,欧阳修遂“因采太史公《史记》、郑玄《诗谱》,略依其上下傍行,作为谱图,上自高祖,下止玄孙,而别自为世。使别为世者,上承其祖为玄孙,下系其孙为高祖。凡世再别而九族之亲备,推而上下之,则知源流之所自;旁行而列之,则见子孙之多少。夫惟多与久,其势必分,此物之常理也。凡玄孙别而自为世者,各系其子孙,则上同其祖而下别其亲疏,如此,则子孙虽多而不乱,世传虽远而无穷,此谱图之法也”。这就是说,欧阳修是位历史学家,他受到司马迁《史记》中的《三代世表》和《十二诸侯年表》的启发,在族谱编修中采用了列表的形式来反映家族中世系之间的承传关系。这一举措,效果确实很好,世代关系在表中可以做到一目了然。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种表,欧阳修则称之为“谱图”(谱图详见第558—560页)。

欧阳修在“谱图”之后,有一段较长的说明,表明他在编修欧氏族谱时所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今将有关内容节录如下:

右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别于越,其后子孙散亡,不可悉记。其不可记者,千乘渤海之后,盖其后亡在乎人,有其人虽历千载不绝。其人无所称,其世辄没不见,可不勉哉!千乘之族,以尚书显于汉,自生传歙八世,歙子复无后,世绝。经不传家,其他子孙,亦遂微弱不复见。而渤海之后,独见于今,然或微或绝,中间失其世次者再。盖自质奔长沙,至于景达,七世而始见。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现,其后遂不绝。安福府君之九世孙日修,当皇祐至和之间,以其家之旧谱,问于族人,各得其所藏之本,以考证其同异,大抵文字残阙,其言又不纯雅,然取其所同多者,并列其世次,为谱图一篇,而略存其旧谱所载。旧谱前列魏司空清河崔林、宋太保王弘、齐太尉王俭、梁御史中丞王僧孺、尚书兵部马将臣、贾贽等,上又列唐吏部尚书高士廉、中书舍人徐令言等重定其谱。多载千乘之族,至歙而止,魏晋以后,无复次序,疑其脱乱不真。其尤可疑者,《汉书》曰生子和,而自涿郡太守而下,列其十世,而无生,太守亡其名字,于其夫人曰楚春生君之女也,生子曰睦,字公安；睦夫人陈氏,生子曰钦,字子敬。钦夫人张氏,生三子,曰容、曰述、曰兴,皆不著其字,而云同受业于济南伏生,容为博士,其夫人夏侯氏,生子曰巨,字孝仁。巨夫人戴德之女,生子曰远,字叔游。远夫人倪宽之女,生子曰高,字彦士。高夫人孔安国之女,生子而亡其名,有其字曰仲仁。仲仁夫人赵氏,生子曰地余,字长宾。地余夫人戴氏,生二子,曰崇、曰政。政字少翁,夫人孙氏,生子曰歙,字正思,汉氏以歙为和,伯八世孙,然今谱无生而有容。又云容受尚书于伏生,自容至歙八世,疑汉所谓欧阳生者,以其经师,谓之生,如伏生之类。而其实名容,容字和伯,于义为通,此其可疑者也。《汉书》曰高字阳,而谱字彦士,小不同,此不足怪,其夫人世家,无可考证,莫亡其是非,故存亡。至于他说,可知其谬者,皆不录。渤海之族,自景达以下至于通,事见于史记,谱尤详,自幼明以下至于今,或见于谱,或得于家而多阙,谨录乎左,以俟乎将来。

我们所以要全文照录这段近800字的说明,目的在于说明作为历史学家的欧阳修,在编修自己的族谱时,就像在编修史书一样,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而没有像沈约、魏收那样,对自己家族世系来一番胡编乱造。他认为自己的家族,“自亭侯蹄因封命氏”,“其后子孙散亡,不可悉记”。而一个人既未做过官,也没有其他作为,自然也就没有人来记载他,因为无事由好记,于是“其世辄没不见”,这是很正常的。因此,教导自己子孙,“可不勉哉!”正因如此,在他们家族世系承传中,“中间失其世次者再”。始自质至于景达,“七世始见”,自琮至于安福,“又八世而始见”。可见,一个缺少六世,一个缺少七世,都让其缺,以维持原状。尽管旧谱是由许多著名谱学家所重订,他也没有完全相信而全部照录。他的做法是,“可知其缪者,皆不录”。这样修成的家谱由于可信程度有保障,自然其学术价值也就包含在其中。(www.xing528.com)

欧阳修主张族谱之作,应当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因为自得姓以来,时代久远,子孙众多,因此,谱之编修,应随亲疏远近,宜有详略。他在《谱例》中提出,族谱之修,应“断自可知之代”,上自高祖,下至玄孙。《谱例》曰:“姓氏之出,其来也远,故其上世多云不见。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如此世久子孙多,则官爵功行载于谱者,不胜其繁,宜以远近亲疏为别,凡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孙即别自为世,则各详其亲,各系其所出,是详者不繁而略者不遗也。凡诸房子孙,各记其当记者,使谱牒互见,亲疏有伦,宜视此例而审求之。”这个《谱例》告诉人们,族谱的编修,要“断自可见之世”,即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由自身算起,上有父、祖、曾祖、高祖,下有子、孙、曾孙、玄孙,共9世,封建时代称“九族”,此乃出自《尚书尧典》:“以亲九族”,因而在封建时代将“九族”视为人之大伦。启蒙读本《三字经》中就有:“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孙,乃九族,人之伦。”可见欧阳修族谱编修所谓“断自可见之世”,是以自己为立足点,上推一共9世,他自己乃属玄孙辈,玄孙开始,又可以另修新谱。如此下去,族谱编修既不会中断,又不会繁琐复杂,亲疏远近,在谱中都可得到体现,而编修起来也比较简便。有的论著认为“此法是欧阳修以周代五世则迁之小宗之法以合于谱法,五世亲近,亲近则迁,故另为一图”^[7]。此说乃出于误解,因为这与欧阳修的论述和与表上所列,都并不相符。他在“集本”《欧阳氏谱图序》和《谱例》都讲,此谱之修,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乃9世。而在“石本”《欧阳氏谱图序》中则明确讲:“安福府君之九世孙。”而在表中也正是列了9世:万→某→雅→效→讬→郴→偃→观→修。因此,并非“五世而迁”的小宗法。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两种《欧阳氏谱图序》中和《谱例》、《谱图》说明中均未见到讲周小宗法,或“五世则迁”的字句。而在“集本”序中却明确讲了“凡世再别而九族之亲备”。只有同时人苏洵的修谱理论,不仅论及大宗、小宗,而且说:“独小宗之法,犹可施于天下。故为族谱,其法皆从小宗。”^[8]总之,我们认为欧阳修编族谱的理论乃是九族人伦之理论,自高祖至玄孙。从玄孙起,再“别自为世”,以做到“各详其亲,各系其所出”,这样一来,诸房子孙,都各记其所当记者,可以做到世传再远而不乱,但每谱都做到“九族之亲备”,这是他非常强调的,而不是“五世则迁”。我们认为,从修族谱而言,欧阳修的做法注意到亲情关系,更具有人情味,对后世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欧阳修的族谱编修,用表(他称图)以记世次。有行实可记者而牒记(相当于小传),做到谱牒互见,亲疏有伦。尽管他强调始自高祖,但是又很注意始迁之祖。为了能够反映出始迁之祖,他在高祖之前,另作一表,而在“家状”的牒中,第一位就是介绍始迁之祖“琮”:“吉州府君讳琮,葬袁州之萍乡,而子孙始家于吉州。当唐之末,黄巢攻陷州县,府君率州人扞贼,乡里赖以保全,至今人称其德。”而在2篇序中,亦都作了说明,“集本”序曰:“琮为吉州刺史,子孙因家焉。今为吉州吉水人也。自琮八世生万”。这就是说始迁之祖与列表之始祖之间虽远隔8世,还是要作记载,告诉子孙,这个家族是何时定居于此。这种“家状”的牒撰写,就充分反映出亲疏远近有别,从列表之始祖开始,嫡传者皆有传,万生某因缺名,自然无法写,以下雅、效、讬、郴均有介绍,讬是欧阳修的高祖,郴乃曾祖。郴生8子,偃乃是其祖父,自然有牒介绍,需要指出的是,祖父的其他7位兄弟及其所生子亦都有牒,这就说明,从祖父辈开始,相互之间都比较亲密了。对此,在“集本”序中也有明确表示:“自八祖以来,迁徙婚嫁、官封、名谥与其行事,则具于谱。”而这种小传式的牒所记内容也长短不一,而主要的字、官职、配偶、享年、重要事迹、葬地等一般都得记载。比较典型的如写其曾祖郴:“令公府君讳郴,字可封。仕南唐,为武昌令吉州军事衙推官,至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弟相友爱。有紫芝,一茎两葩,生子楹,乡人以为孝德所感,为著赋颂,享年九十有四,葬欧桂里横溪保之鹅湖。夫人刘氏。府君累赠紫金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夫人累封楚国太夫人。”对于他父亲欧阳观的牒记,按理讲内容肯定是丰富的,但是,除了名、字、享年、葬地和一些追封之各项荣誉外,用了一句“事具《泷冈阡表》”,这就是历史学家的笔法,因为神道碑文既然已经都写了,自己家族的人肯定都可以看到,而族谱又为一族之人所修,自然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欧阳修所作之族谱,只书生子,而不书生女,看来这也许是封建社会所修族谱的通例,因为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女的是要嫁出去的。这当然是整个社会重男轻女的行为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并非欧阳修所独创。

欧阳修所创修的欧阳氏族谱,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一篇《欧阳氏谱图序》,而这篇序却有“石本”与“集本”2种本子,前者略,后者详,全都收在《欧阳修全集》之中。所以会出现2种本子,据笔者推测,前者是为刻石之用,因为在“集本”序中有这样说:“故图其世次,传于族人,又志于其石以待。”这就是说,他不仅图其世次,而且要将这部族谱刻石以保存,这就是序有“石本”与“集本”2种本子之由来。又由于刻石文字总是短一些为好,故今存“石本”确实比“集本”短而精炼,其内容两者基本一致。这个序实际上是叙述欧阳氏家族受封姓氏的由来及家族承传的历史。我们说2个本子序繁简之不同,就从受封得姓的叙述即可看出,“石本”曰:“欧阳氏之先,本出于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于会稽,使守禹祀,历夏、商、周,以世相传,至于允常,子曰勾践,是为越王,越王勾践传五世,至于无疆,为楚威王所灭,其诸族子,分散争立,皆受封于楚,而无疆之于蹄,封于乌程欧余山之阳,为欧阳亭侯,其后子孙,遂以为氏。”“集本”则曰:“欧阳氏之先,本出于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于会稽,使守禹祀,传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子曰勾践,是为越王,越王勾践卒,子王鼫与立,自鼫与传五世,至王无疆,为楚威王所灭,其诸族子,分散争立,滨于江南海上,皆受封于楚。有封于欧阳亭者,为欧阳亭侯。欧阳亭,在今湖州乌程欧余山之阳,其后,子孙遂以为氏。”两相对照,繁简情况也就可想而知。对于欧阳修叙述的这段欧阳氏受封得姓的文字,我们可以高兴地告诉广大读者,这与《史记越世家》记载完全相吻合,并无任何虚构。特别是封欧阳亭之事,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一就这样说:“昔越王无疆(疆)之子蹄,封于欧余山之阳,为欧阳亭侯,子孙因以为氏。”欧余山在今浙江湖州市区东南升山乡境,今称升山。由此可见,欧阳修家族竟也是“夏禹之苗裔”,原居今浙江湖州境内,至晚唐欧阳琮时“子孙方家于吉州”。这就又使我想起了8年前在《关于谱学研究的几点意见》^[9]一文中的一段论述:

浙江绍兴大禹陵附近,居住着姒姓家族,自称为禹的后代,并以晚清所修之族谱为凭,因此,前些年浙江举行公祭大禹时,《文汇报》等新闻媒体都还特地作了介绍。当时我们看了后就觉得此谱记载绝不可信。因为记载禹及其后代事迹,《史记》中既有《夏本纪》,又有《陈杞世家》,尽管如此,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不太清楚,所以还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就已经讲了“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0]。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就已经讲了文献不足征了,令人费解的是两千年后的人居然能编出世系分明的族谱来,其中可信程度究竟能有多少自然可想而知。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对于夏的后裔,“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楚惠王之四十四年,灭。”“小微,其事不足称述”^[11]。该世家最后,司马迁还指出:“至禹,于周则,甚微,不足数也,楚惠王灭,其后越王勾践兴。”这就是关于夏禹后世的全部记载。因此,这里除了对绍兴大禹后代家谱记载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外,笔者还认为,像大禹这样人物,实际上应当与炎、黄、尧、舜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之祖先,而不应视作某一姓之祖先,退一步言之,起码也是越族的共同祖先,司马迁不是讲了吗,“楚惠王灭,其后越王勾践兴”。

如今在阅读了欧阳修所作之族谱以后,觉得当年所作的结论还是相当稳妥的,因为从欧阳氏族谱中已经得到证实,他们是“夏禹的苗裔”,从直接而言,则是越王勾践的后代,也就是说乃是越王勾践第六世孙无疆之子蹄受封为欧阳亭侯。而根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来看,越王无疆被楚大败后,“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可见越王勾践子孙,繁衍承传当然很广,欧阳氏家族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分支而已。不仅如此,而在夏王朝自启至桀16代君主,除嫡传以外,每个君主均有庶子,也在繁衍承传。前几年在翻阅《宋濂全集》过程中,阅读《查林曾氏家牒序》时,就发现曾氏家族也出自姒姓,其序曰:“曾氏出自姒姓。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鲁襄公六年,茗人灭鄫,太子巫仕鲁,去邑为曾氏。”孔子的弟子曾参即为其后代。还在元末明初时,有位名士曾勗,字旦初,在给宋濂的信中就曾这样讲:“吾曾氏之系甚盛,几遍南北,庐陵、临川之外,又有所谓扶风、河内、青冀、襄阳、南阳、吴郡、会稽、江夏、长沙、蜀郡,及泉、虔、韶、交诸州,非如民族书所载,正谱之外,别有九祖而已也。”^[12]这还仅是少康之少子就繁衍承传那么多支系,那么16代君主所有庶子该传衍多少,自然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我在上面那篇文章讲:“退一步言之,起码也是越族的共同祖先。”现在看来,这句话已经是不符合事实了。因为曾氏家族显然就不是从越王勾践这个系统传下来。因此,较为确切地说,大禹乃是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

综上所述,对于旧时流传下来的宗谱、家谱,都必须深入研究后再慎重地下结论,因为许多家谱中伪造的内容频频被发现,何况明清时期许多学者也已早有提醒,认为家谱内容不可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