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家谱、族谱在研究封建时代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其价值往往是其他史料所无可代替的。但是这是从所有家谱、族谱总体而言,并不是说每部家谱都必定具有这种价值。这里我想用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对旧方志的评价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的祖宗给我们传下来八千多部方志,这是我国一个很伟大的、特有的宝库,这中间有大量的可贵的史料。这是肯定的。但是,这决不等于说,旧方志中的资料完全可靠,完全可信。我喜欢说老实话,老实说,我们八千多部地方志并不是每一部都修得好,旧方志十部中难得有一部好的,大多数是不好的,但坏的也保留了那个时候的资料。对待地方志中的每一条史料都要慎重,照搬照抄要上大当。……虽然每一部方志都有保存价值,但对方志中的各个项目,每一条具体记载,我们决不能轻信不疑,不经考核,照抄照搬。”[24]家谱、族谱的情况显然与旧方志相类似,以此来衡量其价值和使用时的要求自然也不会过分。这就说明并不是随便拿到一部家谱都必定有重要史料价值,即使有价值的家谱也并非全部内容都有价值,决不应当不经考证核实而作不确当的宣扬,以免造成不良影响,因为家谱、族谱除了上文已经指出,伪托名贤、假冒郡望比较常见,而为了抬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其他内容亦会编造。如《南开学报》1986年第6期上发表的《岳飞‹满江红写怀›新证》一文,两位作者根据从浙江江山县(今江山市)收集到的《须江郎峰祝氏族谱》的记载,认为“发现了一首岳飞在绍兴三年赠祝允哲大制参的《满江红》及祝允哲的和诗(词)”。未经考证真伪,即认定对进一步探讨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提供了新的重要文献”,《人民日报》海外版于1987年1月20日便全文予以转载,影响之大于此可见。时隔不久,著名宋史专家朱瑞熙先生在《学术月刊》1988年3月号上发表了《‹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一文,文章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宋代根本就没有族谱中所讲的“祝臣”、“祝允哲”这两名官吏。族谱中载祝允哲之父祝臣是“北宋绍圣年间兵部尚书、太子少保、都督征讨大元帅、上柱国、宣国公”,而祝允哲则是“靖康元年钦宗敕授大制参,督理江广粮饷,提督荆襄军务”。朱先生文章指出:“如果宋哲宗绍圣年间真有‘祝臣’其人,他的差遣之一兵部尚书是从二品官,《宋史》便不可能不为立传,此其一。即使《宋史》不为立传,作为这样身负重任的高级官员,‘祝臣’的政治活动必然会在《宋史》、《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其他数百种宋代史籍、文集中留下蛛丝马迹,不至于影踪全无。……”文章还从宋代官制规定,揭露制假者的破绽,最后论证了《祝允公和岳元帅述怀》与所谓岳飞《调寄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两词全是伪作,而作伪者是明代或清代的祝氏后人。1994年北京《文学遗产》第3期发表了《宋江征方腊新证》一文,文章又是根据新发现的民国丙寅《五云赵氏宗谱》卷十八李纲《赵忠简公(期)言引录》而写,文章并附录了《赵忠简公言引录》,并指出“就全文文字、内容考察,不可能出于后人伪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还将该文复印在《中国古代史(二)》1994年8月号。不久,著名宋史专家徐规先生亦写了文章加以辩驳,指出所谓李纲撰写的《赵忠简公言引录》,“当属不熟习宋事的后人所伪托,故谬误迭见,毫无文献价值”。并且当时亦无赵期其人。以上两件误用伪造年谱资料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是相当大的,教训应当说也是深刻的。如何才能避免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审慎”二字,尤其对于那些新发现的价值较高的家谱、宗谱,不要认为稀有而就轻易相信,宁可考虑得复杂些,多做些考证核实工作。
因为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上文列举了有些家谱直抄史书,也许不足为奇,近日从新编《台州地区志志余辑要》中发现,有陈、吴两姓家谱世系与名字相同的现象,其中显然是有一姓抄他姓家谱,更为有趣的是,实际上是在争被誉为“世界第一部植物学辞典”《全芳备祖》的作者。对于该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宋陈景沂撰,景沂号肥遁,天台人,仕履未详。是书前有宝祐元年韩境序,据序所言,此书于理宗时尝进于朝,其事亦无可考。”1979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的该书序言中亦云天台陈咏作,景沂乃是其字。令人费解的是《泾岙陈氏宗谱》和《天台吴氏宗谱》都记载该书是他们祖先所作。《陈谱》是这样记载的:“讳咏,字景沂,号江淮肥遁,……公博通群书,有经济才,尝品类花木颠末,著书一编,名曰《全芳备祖》。高宗南渡,上复仇书。晦庵先生建闸迂浦,睹其遗文,叹曰:‘学博而文赡,言直而理充,洵一代之老成欤。’”《吴谱》则曰:“讳咏,字景新,号一愚,少明敏,博览群书,有经济之才,著作《全芳备祖》集,传于家。晦庵朱先生索隐得睹遗书,叹曰:‘余恨生不同时以领教。’……生于景祐乙亥八月十二日申时,卒于政和壬辰九月廿日戌时,寿七十有八。”更为离奇的是两谱世系在“咏”以上五世、以下三世名字竟然完全相同。这么一来,这部书的作者便有“陈咏”、“吴咏”两人,再加上《四库提要》著录为陈景沂,便成了三人,三者时代又各不相同,《吴谱》著录为北宋,《陈谱》为南宋高宗时代,《四库提要》则为南宋理宗。孰是孰非,笔者无意于在此作出判断,旨在说明家谱、宗谱情况比较复杂,其记载内容或所附资料,未经核实,不要轻易使用。因为目前各地经常发现有价值的家谱、宗谱,诸如颜真卿、辛弃疾、朱熹、岳飞、罗贯中等名人家谱都有发现。如关于孙中山的祖籍现在就有两说,并且都是根据孙氏族谱而来,1983年3月29日上海出版的《报刊文摘》载:“据《团结报》报道,江西宁都县发现一部孙中山先生的祖籍家谱——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经有关部门多方面调查,参阅大量资料,证实孙中山先籍是从河南陈留迁到广东的。迁移经过地点是:河南陈留—江西宁都县—福建长汀县河田—广东紫金县忠坝—广东增城县(今增城市)—广东中山县(今中山市)涌口门村—广东中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这部族谱共五卷六本,现珍藏在宁都田头乡孙屋底村孙世龙家,完好无损”。可是近日又见诸报端,有人根据浙江富阳《王洲村孙氏宗谱》考证断定孙中山祖籍是富阳,“确信无疑”。都是根据宗谱、族谱,得出两个不同结论,很显然总不可能两者都是正确的。1997年1月14日《浙江日报》又刊登黄庭坚的家谱近日在浙江兰溪发现,消息说:“在兰溪水亭乡黄村坞发现的海内孤本——明代手写本黄庭坚族谱则进一步表明了黄庭坚是金华人,这部珍藏了四百多年的明写本《鹤山黄氏宗谱》及谱内《宋先太史山谷行状》一文,详细记载了黄庭坚祖辈和他的生平情况,比《宋史》黄庭坚本传更为详细周密,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报刊发布消息自然无可非议,但在未作鉴定之前便宣称“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显然就不太妥当,其结果容易使人误认为这已是一部真实可靠的宗谱了。许多事实已一再证明,不少家谱在刚一发现时便声称具有多少价值,到头来大多落个烟消云散,因此不能不引以为戒。况且大量的文献告诉我们,封建时代的许多学者一直在告诫人们,对待家谱的材料决不应当轻易相信。清代著名学者杭世骏就深有感触地说:“纵览天下之籍,每叹夸诞而不足征者,莫如家谱。”在他看来,许多家谱之中“或虚张动伐而考诸信史竟无其名;或杜撰头衔而稽诸职志竟无其官;或攀附文人而质诸文集竟无其序。踵讹袭谬,恬不知怪”。[25](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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