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谱学的起源与发展的关键时代背景

研究谱学的起源与发展,应当密切联系时代背景,注意时代的需要和可能,这实际上是起码的要求。因为任何一种著作形式和学术思想都是有其产生的特定社会条件,社会不仅需要,而且提供了产生某种著作的条件,这就是人们经常讲的社会为出现这种著作提供温床或土壤,谱学的产生自然也不例外。可是许多人在写文章时,根本就不管此事,因而在谈到谱学起源时,有人提出在原始社会已经产生,其根据就是理论分析;有人提出在夏代已经产生,理由是已经是“家天下”了;也有人提出在殷商已经产生了,因为甲骨文中已有谱系的记载。至于当时为什么会产生,则很少能提出自圆其说的看法。而在论述某朝谱学发展时,既不谈该朝谱学产生的原因,更不谈谱学发展的特点,只将一部部著作罗列以后就万事大吉,这称得上是“某朝谱学”吗?最多只能说是某朝谱学著作目录而已。关于起源问题,冯尔康先生在《宗族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5]一文中提出,宗族制度是产生谱牒学的直接根源,笔者认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从分析看,夏代应当已有文字,孔子一再声称,“夏礼吾能言之”,“殷因于夏礼”,《夏小正》的产生,“家天下”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这些毕竟都是后人的追记,正式文字至今尚未发现。没有文字,没有著作,还有什么学问可言。即便到了殷商,周公讲过:“惟殷先人,有册有典”^[6],但这种“册”与“典”,我们今天却很少见到。到了西周,实行宗法制度,这是大量文献都有记载的,并有大宗与小宗的严格区分,有所谓“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这种制度的实行就在于防止各等级的贵族们之间对于爵位财产的争夺。为了切实执行这套严密的制度,因而必须有相应的措施,还设立专官管理,大诗人屈原在楚就曾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三族三姓,“叙其谱属”。直至秦汉,仍设置宗正,掌管皇室与外戚之事务,不仅管宗室名籍,以分别嫡庶亲疏,而且要编纂同姓诸侯王世系谱。可见在西周,“叙其谱属”正是维护宗法制度的重要措施。这里引《国语鲁语》上《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中的一段:

夏父弗忌为宗,蒸将跻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为宗伯,明者为昭,其次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齐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犹恐其逾也。今将先明而后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汤,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蒸也,未尝跻汤与文、武,不逾也。鲁未若商、周而改其常,无乃不可乎?”弗听,遂跻之。

这里所讲虽然仅仅只是在祭祀问题上违反了宗法制度,有关人员认为这也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违制行为,就被史家作为典型写入史册,以示永远为戒。而这段文字中,尤其是“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尤恐其逾也”这句话,不正足以说明谱牒这种著作正是适应社会上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吗?因此,自古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谱牒始于西周是很有道理的。商代尽管有可能已产生了宗族制度,但是并无文献可以说明当时已经产生了谱牒著作,更何况有著作未必就能形成一门学问。相反,西周的宗法制度在许多古代文献典籍中都有记载,并且为历来学者所一致公认,这种制度就是要“奠系世,辨昭穆”,别贵贱,识尊卑,自然就需要有一种著作形式为其服务。文献并有明确记载,既有专官管理,又有专人记载,这就是谱牒产生的社会条件。(www.xing528.com)

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为什么能够得到蓬勃的发展,亦自有其特定的社会条件。对此,唐代著名谱学家柳芳的三句话,可以概括当时谱学发展的三大原因,他说:“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7]这就是说,研究当时的谱学发展,必须熟悉人物的地望,以了解其社会政治地位,了解族姓的来源和支派,辨清婚姻血统关系。所以我们说谱学此时是为维护门阀豪族利益、巩固门第制度而形成的一种史学。只要人们研究就可发现,这一时期谱学盛行,是和门阀势力的发展息息相关。门阀最重门第、血统、婚宦,当时的各种谱学著作正是为这一目的服务。众所周知,郡望观念是在门第制度下产生的,标举郡望,在于显示门第的高下。而门第的高下,则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就以选官而言,“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8]。自然对于姓谱记录的重视被看作当时的头等大事,而每部族谱必标郡望。因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选官标准,正是以门第高下为依据,因而有些寒门素族,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往往伪诈高门,诡称郡望。为了达到伪诈的目的,有人还串通谱学家为之篡改。南齐谱学家贾渊为“王泰宝买袭琅琊谱”,事发后,“渊坐被收,当极法”。^[9]可见当时的统治者对造假者处理是相当严厉的。因为一旦假冒成功,社会地位马上就变了。所以梁武帝未做皇帝之前,在给齐帝的上书中就曾指出:“且夫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成雅士。”^[10]这条材料充分说明谱牒对于门阀贵族保持其在门第上的既得利益是何等重要,因而得以广泛发展。既然选官必稽谱籍,主管选举之官,也就必须熟悉谱牒。史载南朝宋刘湛为选曹,就自撰《百家谱》,以助铨叙,最终成了谱学家。以上所述均系政治因素促使谱学的发达。

另外,在当时社交活动中,谱学也显得十分重要,因为社会上的避讳风气盛行,与朋友交谈,不能触犯对方的家讳,否则将会招致意料不到的后果。史载南朝宋王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11],当时传为佳话,可见他对当时社会上各种重要谱著都相当精通。再者,在门第森严的情况下,婚姻制度必须门当户对,这又与谱牒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寒门素族自然很想高攀,但是社会舆论却比法律还要严厉。门阀豪族王源将女儿嫁予富阳萧氏,出身世族的历史学家沈约站在维护门阀制度的立场上,认为门第不当,便专疏奏弹王源,并要求将其“置之明科,黜之流位”^[12],要把王源从士籍中罢黜出去。《世说新语贤媛》载,汝南李氏家虽富足,但社会地位不高,为了改变社会地位,竟将其女给安东将军周浚为妾,生儿育女以后,“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更有甚者,世族寒门之间,既不得通婚,平时更不得同席而坐。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是千真万确,许多生动事实,史书多有记载。凡此种种,说明了魏晋南北朝谱学的发展,既有其政治原因,又有许多社会因素。到了唐代,谱学还是相当发达,但是由于政治条件和社会因素起了变化,因而谱学的社会功能、著作形式和内容也在变。正因如此,笔者才提出研究每个朝代的谱学发展,都必须注意社会背景的研究,因为谱学与其他许多社会科学一样,是要为特定的社会政治服务的。宋代以后,虽然大体情况基本一致,特别是民间修谱变化不大,但各朝统治者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况且宋代开始出现的年谱著作,其产生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又如史载朱元璋与大臣议修玉牒,尚且欲与朱熹拉关系,而清朝帝王似乎对于修谱之事又不感兴趣,或许是感到自己祖先源于白山黑水之间不太光彩,因而对于历史上关于谱牒的著作,在目录中也予削除。正如上文所述,自《隋书经籍志》以后,谱牒在史部目录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内容篇幅也一直在扩大,可是人们打开《四库全书总目》就会发现,这一内容没有了,据说正是乾隆下令所削除。后来所修的《清史稿》似乎也受到影响,《艺文志》中也无谱牒一类。这些在研究谱牒发展时自然也该有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