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学的发展及其内容丰富性

谱牒是古代记载世系书籍的总称,而这种称呼的来源,盖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称:“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书中之谱牒,亦作谱谍,《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后来这类著作渐多,史书或目录学分类,便亦有此名目,并逐渐形成一门学问——谱牒学,简称谱学。事实上任何一门学问的形成,都必然有一个过程,不可能此类著作一产生,立即就有这门学问。而这类著作最初产生时,多为记载帝王世系,这与“古谱牒掌于官”有密切关系。《汉书艺文志》的“历谱”类还载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两书,可惜这两部书至唐初已不见流传,因为《隋书经籍志》中已不著录。后世则著录氏族家谱直至私家之谱,显然是有其发展过程的。著名史家邵晋涵在其所写《余姚史氏谱序》中对于谱学的起源与发展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他说:

《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谱牒之掌,古有专官,自官失其传,《大戴记》首述姓系,后如杜预之《春秋世族谱》,则谱牒附之于经；至应劭之述系姓,王符之论氏姓,又辅经而行者也；至太史公征引《世本》,考得姓受氏之源,至《唐书宰相世系表》,则谱学附之于史。其勒为专书,编分类次者,若挚虞《昭穆记》,王俭《百家谱》,贾希景《氏族要状》,胥能补史传所未备。五代以后,谱学散失,于是士大夫之述家谱者,或推始迁之祖,或述五世之宗,守近而不能溯远,仅以叙同居之昭穆,而于受姓别族之源流,多未暇及,谱学之失传,所从来远矣。……自奠系牒之官废,而后有专门之学,专门之学衰,而后有私家之谱,自古迄今,凡三变焉。^[3]

邵氏这段文字,不仅叙述了谱学的起源,而且叙述了谱学的发展过程、不同阶段的特点及其代表作,当然也涉及了它与史学的关系和史学价值。尤其是所讲的3个阶段,即由专官之掌,演为专门之学,进而形成私家之谱,这个结论大体上是符合谱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反映了谱学发展的简单历史。这就是说,谱牒如同史学一样,最早是由专官所执掌,其目的仅在于“奠系世,辨昭穆”,别贵贱,识尊卑,如此而已。既讲清了谱牒所以产生,又讲述了初期的功能。秦汉以来,无专官所管,学者乃竞相编述,至六朝遂形成专门之学,并产生了谱学发展史上第一次高潮。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的利用和提倡,出现了谱学发展史上又一高潮。但其著作形式与表现功能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着显著不同,这往往被许多谱学研究者所忽略。五代以后,此学遂衰,此后专治谱学而成家者亦确实不多见。正如邵氏所说,以后多为“私家之谱”。邵氏的论述还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即谱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决不像如今有些学者所说,谱学就是家谱学。这一点我们从正史艺文志、经籍志都可以得到证实。众所周知,无论是史表、官谱、统谱,还是宗谱、族谱,不外均要记载人物氏族世系,故古人亦称“姓氏之学”。自从《隋书经籍志》开始,这种志中,史部总都有谱牒这一门类,而《隋书经籍志》则称《谱系篇》,新、旧《唐书》和《宋史》便均称《谱牒》。为了便于讨论谱牒学的内容究竟应当包括多少范围,这里不妨将《隋书经籍志》的《谱系篇》小序抄录于后:

氏族之书,其所由来远矣。《书》称“别生分类”,《传》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周家小史(似应为“《周官》小史”——引者注)定系世,辨昭穆,则亦史之职也。秦兼天下,铲除旧迹,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初,得《世本》,叙黄帝以来祖世所出,而汉又有《帝王年谱》,后汉有《邓氏官谱》。晋世,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十卷,齐梁之间,其书转广。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成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其《邓氏官谱》及《族姓昭穆记》,晋乱已亡。自余亦多遗失。今录其见存者,以为谱系篇。(www.xing528.com)

《谱系篇》共收《世本》、《汉氏帝王谱》、《后齐宗谱》、《百家谱》、《益州谱》等41部,其中一族一姓之谱有《谢氏谱》、《杨氏谱》、《苏氏谱》等。这些书名就足以表明谱学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家谱,而这篇小序自然就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在谱牒产生之初,是由专官执掌,尚未产生私家之谱,显然我们决不能说这些还不能算是谱学的内容。《旧唐书经籍志》共收书55部,较为突出地收了《大唐氏族志》、《姓氏谱》(许敬宗撰)和柳冲的《大唐姓族系录》。《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了95部,不仅收了《大唐氏族志》、《姓氏谱》、《大唐姓族系录》,而且收录了李林甫等编纂的《唐新定诸家谱录》、林宝《元和姓纂》、李利涉《唐官姓氏记》、柳璨《姓氏韵略》、柳芳《永泰新谱》(一作《皇室新谱》)、柳璟《续谱》以及李衢《大唐皇室新谱》等。这些著作的出现,显然反映了谱学在唐代发展的新趋向及其所肩负的新功能。这些著作不仅是研究谱学发展的重要依据,而且是研究唐代政治史和社会史,特别是研究唐代统治者上层政治斗争的重要史料。大家知道,柳芳等人都是唐代著名的谱牒学家。到了《宋史艺文志》的《谱牒类》所收录著作,情况自然又大变了,首部著录的是何承天《姓苑》,次则为林宝的《姓苑》,接着是《姓史》、《元和姓纂》,而所载专门研究记录姓氏之书特别多,很明显,其注意力已逐渐移向“寻常百姓家”了。如《春秋氏族谱》、《春秋宗族谥谱》,所记虽然还离不开王侯士大夫,但其着眼点是在“氏族”与“宗族”了。又如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徐筠《姓氏源流考》、孔平《姓系氏族》、崔日用《姓苑略》等,其性质自然显而易见。当然,专讲帝王世系之书为数还是不少,如李茂嵩《唐宗系谱》、不知作者名的《唐书总记帝系》、宋敏求的《韵类次宗室谱》、司马光的《宗室世表》等。还有3部书比较特别,但却很有学术价值,即梁元帝《古今同姓名录》、李林甫《天下郡望姓氏族谱》和不知作者名的《唐相谱》。总的来说,只要我们对此著录的110部著作逐一过目后便会发现,记载一家一姓的家谱族谱竟多达近40部,远远超过全部著录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的变化,正是反映了谱学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私家之谱盛行于天下的局面。而宋代著名的谱学家苏洵的《苏氏族谱》和钱惟演的《钱氏庆系谱》,此中都有收录。此外,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向敏中家谱》、《建阳陈氏家谱》、《长乐林氏家谱》等。自宋以后,私家之谱一统天下,此后专门研究谱学的人和专著便逐渐少了下去。正因如此,清代许多学者都称宋以后谱学便衰微了。其实这一说法未必妥当,后来私家之谱,其内容的价值,决不会在官修谱牒著作之下,许多内容可补史书记载之不足,有的还可纠正史书记载之错误,许多论著已经有所论及。还要指出的是,从宋代开始,除“私家之谱”而外,又出现了单为个人作“年谱”的现象,特别是对著名学者、政治家编写年谱,这应当说是谱学发展的一大转折,这么一来,不仅为谱学发展开了一条新的途径,而且这种著作更加富有学术价值。鲁迅先生对年谱就非常重视,认为这是一种知人论世的著作形式。因此,这是研究谱学发展史时不应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由此可见,作为谱学,年谱是绝对不应被排斥在外的。清代学者章学诚既是史学评论家,又是封建社会晚期著名的谱牒学家,他在论述谱学的内容时,并不认为谱牒就是讲家谱族谱。他的谱学理论相当丰富,晚年曾编纂过《史籍考》一书,其书虽然未能流传,但其总目还是保存下来,总目共分12大部,而《谱牒部》列在第七,下分专家、总类、年谱、别谱4大类。他在《史考释例》一文中对此还作了解释:“谱牒有专家、总类之不同,专则一家之书,总则汇萃之书。而家传、家训、内训、家范、家礼皆附入专谱门中,以其行于家者然也。”^[4]在这分类之中,将年谱单独作为一类,视为谱学不可分的一部分,无疑这是很正确的,因为它充分反映了中国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史部目录中也及时反映社会的现实。如上引《宋史艺文志》的《谱牒类》中,就已经著录了洪兴祖的《韩愈年谱》,而《明史艺文志》该类也收了李默的《朱子年谱》和徐渤的《蔡忠惠年谱》。这些谱牒部的著录范围也同样向人们展示了谱学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谱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宗族家族世系演变历史及相关问题的一门学问,一切著录和记载宗族家族世系历史的文献典籍,都属谱学研究的范畴,诸如家谱、宗谱、族谱、世谱、世系录、总谱、统谱、官谱、年谱以及史书中的各类世系表等等。而家谱只是谱学中的一个分支、一个成员,不能代表整个谱牒学,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狭义的谱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