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学简称谱学,和方志学一样,都是史学发展的一个分支,都是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因此也必然都具备着史学的某些功能、特点和性质。清代学者邵晋涵就曾指出:“郑夹漈之为《通志》也,首叙氏族,又采诸家谱乘见于著录,则家之有谱,固与国有史,州有志而并重也。”[1]而当时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也说:“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2]他们不仅将家谱都下了定义,而且将其作用也予以充分肯定,把家谱、方志、国史都看作同样重要的地方文献,对于研究历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历代学者一直都相当重视,无论是编修国史还是其他学术论著,都常有涉及,这正因为谱牒学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还曾一度居于显学地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几乎是家家要讲谱牒,人人要懂谱牒,否则在社会上就无从交往;地方官若不懂谱系之学,则无从履行其任官职责。因此统治者也高度重视,并设专门机构管理。还先后产生了一大批著名谱学家和谱牒著作。自宋以后,不仅私家之谱盛行,又产生了年谱等形式的谱牒著作,可以说更加丰富了谱学的内容。可是新中国成立后,这门学问的研究,几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因为在“左”倾思潮影响下,谱牒被认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家谱,毫无疑问属于封建糟粕,还有谁敢问津呢?然而在海外,如美国、日本许多汉学家,却一直在收藏、整理和研究,我国台湾不少学者也一直在研究,他们还两年一次举行族谱研讨会,曾分别在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等处举行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有些本土学者也着手开始研究,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论著,应当说是可喜的现象,因为谱牒文献毕竟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内容,它可以为研究我国封建时代的历史与文化提供许多无可代替的重要资料。不过在阅读海内外一些学者论著中,也发现有不少问题还值得进一步商榷。现就以下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有关专家和读者。(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