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方志中的艺文志不可或缺

方志有艺文由来已久,它在保存地方文献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历来著名学者都十分重视。然而在已经出版的新县志中,大都将其删除。少数县志在《文化》篇中列“著作目录”一项,这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我认为这是新修方志的一大失策,有必要大声疾呼!

每位修志工作者都懂得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没有继承就无所谓创新。那么旧方志中的艺文志是否不值得继承呢?难道它真的没有什么价值吗?我们认为艺文志的作用、价值是很大的,是一部好的方志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是这种作用与价值是急功近利者所无法看到的,自然就被忽视。

在方志发展史上,先辈们为了这一内容而苦心经营。还在方志产生的初期即地记阶段,艺文这一内容在地方性的著作中已经出现。据史书记载,北朝时广平(今河北鸡泽东南)人宋孝王所著《关东风俗传》中就有《坟籍志》,刘知幾在《史通书志》篇说:“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所列书名,惟取当时撰者。习兹楷则,庶免讥嫌。语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于宋生得之矣。”《坟籍志》这一内容,作者所收录很注意分寸,入志者皆为本地人所著,并且著录全系当代人作品,既有区域范围,又有时代断限。不仅有上层人物作品,而且中下阶层人士著作亦同样论列,故刘知幾给予高度评价,赞扬他不分等级贵贱,一视同仁。《关东风俗传》的《坟籍志》开了地方志载艺文的先河。到了宋元时期,方志数量很多而传者却少,因此无从查考艺文设置情况,流传至今的唯高似孙《剡录》卷五,罗列了戴逵、阮裕、王羲之等14人著作和阮、王、谢氏家谱之名目共42部,各有卷数。从数字看似乎很少,但与全书其他部分内容相比,分量已经很大,因为全书内容都很简单。到了明代,情况就不同了,多数志书编纂者对艺文都相当重视,据骆兆平编著的《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一书做一粗略统计,书中著录明代地方志435种,有艺文志的约170余种,还有90种未能反映篇目,实际是按照335种计算,那么有艺文志者在半数以上。大多称艺文志,亦有称艺文篇、艺文考、艺文部的,还有称著作、著述、书籍、典籍、文籍、文翰、词翰、书目等。至于那些称文章、诗文、文集等均未计算在内,因为这些与艺文志性质和要求并不相同。有清一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方志发展鼎盛阶段,此时的方志编修大多有艺文这个门类,故姚名达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说:“三百年来,自通志、府志,以至县志,皆多有艺文一栏,亦有抄诗文入艺文,列目录为经籍者。”尤其是许多著名学者参与修志,则更加重视这一内容。凡是有影响的志书,无不有这一栏目。就以近代而言,余绍宋的《龙游县志》、黄炎培的《川沙县志》、缪荃孙的《江阴县志》等都被方志学界视为名志,而艺文志都是他们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以来,由于修志人员逐步认识到艺文志富有学术价值,因而许多艺文志竟脱离原志书而单独流传,如郑元庆的《湖录经籍考》,就是《湖录》中的一部分,元庆于康熙年间修成《湖录》后,因未及时刊刻而失传,《经籍考》却有抄本流传。1914年,吴兴嘉业堂主人刘承幹得抄本付刻,编入《吴兴丛书》。因为它对每部分都作有解题,其价值自然可想而知,对于所载之书,即使未见到原著,亦可知道该书的内容概况和性质,所以受到学者们欢迎。管庭芬原编、蒋学坚续编的《海昌艺文志》本是《海宁州志》的一部分,吴庆坻的《杭州艺文志》是光绪《杭州府志》分修之稿,丁祖荫的《常熟艺文志》乃是作者为《常熟县志》所修,如此等等,都先后出了单行本,已作为独立著作在流传。还有许多艺文、经籍志之编辑,出于对已修志书所载此项内容之不满。如陆惟鍌编《平湖经籍志》等便是如此,其自序称:“光绪初年,彭润修《平湖志》,徐步瀛多所赞襄,于乡贤著述,甄采尤富,惜未及藏事而殁。修志者即以原稿刊入,虽间有缺佚,而网罗散佚,阐发幽微,厥功亦巨。惟志乘舻列经籍,于各家之著录刊刻之言,代序跋之何人,书籍之存亡,多略而不详,爰仿温、台、金三郡经籍志例,作《平湖经籍志》,以彰吾邑三百年之文献。”^[1]著名学者孙诒让之作《温州经籍志》,显然亦出于此意,认为温州自唐至清,代有魁儒,著述斐然,而图经所载,仅具书名,不详崖略,挂漏踳谬,研讨靡资,乃着意编修此书,以使家乡先贤著述之功不致泯灭。由此可见,许多先辈为了编好方志艺文志做了艰苦的努力,为保存地方文献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辛勤劳动为后人研究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便于人们对于方志艺文志的利用,李濂镗特撰《方志艺文志汇目》以综之,而新中国成立前所编《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凡是志书中有艺文、经籍、书目者都特别注出,这一做法本身就体现了这个内容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或许有人会说,艺文志不就是编编书目而已,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方志艺文志的编纂对于保存地方文献、发展祖国学术文化、提高一个地方的知名度都有着其他内容所无法代替的作用。许多新修县志常用“文人荟萃”、“文化之邦”等来形容本地历史上文化繁荣,出了许多文人学者。而文人学者总是与学术著作连在一起的,否则只不过是空洞的说教而已。“编编书目”,却大有学问。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就曾指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章学诚还提出,在书目分门别类的编纂中,就可展现出学术文化的源流、派别,从而可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汉书艺文志》对我国古代学术著作进行了第一次全面性总结,我们从中不仅看到了古代学术发展的大势,而且了解了许多学派的性质及其作用。若是没有它分门别类将书名记下,那对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而《隋书经籍志》的出现,是对古代著作的第二次全面性的总结,它们都分别为后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创造了条件。编修一部地方志,自然也要反映一个地方的学术文化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似乎谁也不会反对。然而,许多新编县志将艺文志全部或大部砍了,难道不值得研究吗?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今年(1992)4月中旬,应浙江方志馆周金奎馆长邀请,参观了浙江方志馆,得以饱览全国各地寄来的新修方志。在查阅的229部新县志中,保留艺文这个内容的共74部,占32%,而真正称艺文独立成篇的几乎没有,能在《文化》篇中专设一章已经很不错了,有的还是放在最后附录之中。

与此相反,我们在翻阅中看到,许多志书却用大量的篇幅选刊无关的诗文,这实际上只是一种装饰,顶多只起到炫耀作用。应当说这是修志领域流传的一种浮夸之风。修志的目的是“存史”、“资治”、“教化”,归到一点还是为了用。现在用,将来还是要用,所以陈慕华同志在为新编《青田县志》写的序中指出:“志书修成,贵在应用。”既然如此,就应多听听用志人的呼声。去年一次志稿评议会上,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和我不约而同地讲了这样的两句话:“我们都是用志大户,现在各种厂家都在听用户的意见,为什么修志工作者不听我们这些用户意见呢?”确实,研究历史地理是离不开方志,而我研究历史文献,亦要常和方志打交道。因此我们与方志早就结下不解之缘,不仅有感情,而且亦深有体会。就以80年代初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分卷的编写而言,当时我是负责清代所有史家和史著的编写,其中许多历史学家的著作都是从地方志中所查得,若是那些旧志与今天所修新志一样,我就毫无办法。尽管有《清史稿艺文志》和《清文献通考经籍考》等专书,但许多不太知名的人物和著作自然不可能收入,这只有靠地方志保存了。在出版事业空前发达的今天,全国有出版社达500多家,每年出书近2万种左右,若要查找某位不太熟悉的专家学者有哪些著作,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各地新修县志将各自县里专家学者著作收入就更加显得必要,一者便于查找,二者也反映了本县对祖国文化事业所做的贡献。

章学诚非常重视修艺文志,认为此内容是涉及研究学术文化发展源流的大事,故在青年时代就不厌其烦地谈论,《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修志十议》、《天门县志艺文考序》中都有论述。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说:“今世志艺文者,多取长吏及邑绅所为诗赋、论、序、杂文,依类相附;甚而风云月露之无关惩创,生祠碑颂之全无实证,亦胥入焉。此姑无论是非,即使文俱典则,诗必雅驯,而铨次类录,诸体务臻,此亦选文之例,非复志乘之体矣。夫即志艺文,当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学士著撰书籍,分其部汇,首标目录,次序颠末,删芜撷秀,掇取大旨,论其得失,此类成编,乃使后人得所考据,或可为馆阁校雠取材,斯不失为志乘体尔。”章学诚批评当时有不少艺文志滥以各类诗文充数,提出了艺文志编修的要求与依据。这些见解,至今看来仍是正确的。章学诚为什么如此重视艺文志呢?他在《和州志艺文书序例》中说:“夫人口孳生,犹稽版籍;水土所产,犹列职方。况夫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绪之所流传,不于州县志书,为之部次条别,治其要删,其何以使一方文献无所缺失耶?”这个道理,我们今天应该更清楚。

当然,新编县志中不撰艺文志,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不少修志工作者对设置艺文志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编编书目,有何价值。这些书名知不知道似乎无关紧要,缺少它,领导也不查问,评审会照样通过,何必自找麻烦。其次是不懂编纂要领,不少新县志虽设专章,但很不理想。如新编《林县志》在《文化》篇设《著述》专章,因不得其法,结果将著作与诗文混杂编写,并且像写文章那样一气下来,结果是愿望虽好,效果不佳。若得行家稍作指点,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再者便是编志人员的畏难情绪,“知难而退”。如杭州、温州、镇江三市的志办负责人在交谈中都反映了这种情况,认为书的数量太多,需占篇幅太大,因而都有退避的想法。通过分析利弊得失,已先后列入编纂规划。也有担心当代人著作无法收齐,既然如此,还是不编为好。由于上述3种原因,因而艺文志的编修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各级领导应当及时采取措施,让新一代的方志编纂得以更加完善。(www.xing528.com)

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新修方志中,这个内容编得比较好的是《常熟市志》。该志将藏书、著述合为1篇,这个编排自然是很得体的,因为性质相同,符合“以类相从”的原则。这里素称“文献之邦”,历代藏书家多达84人,更有许多著名藏书楼,新的志书自然应当反映。篇下设《历代藏书》、《藏书家选介》、《今存善本书目》、《邑人著作书目》4章,所占篇幅66页,其数量相当可观。在《邑人著作书目》下又分《民国时期著作选目》和《建国以来书目选录》2节。每部著作都注明作者、出版社和出版时间,新中国成立前出的书还注明不同版本(如稿本、抄本、刻本、油印本、铅印本等)。按类编排,查找方便。当然,该书编纂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将另撰文讨论。

方志艺文志编纂,历来有两种体裁并行:一是以书编次,一是以人编次。在人文较盛、著作较多的地方,应当采用前者,按类编排,《常熟市志》便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新中国成立后则分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译著五类。有些地方著述不多,若是硬作分类,不仅出现畸轻畸重现象,而且可能产生缺门,这样还是以人编次为宜,将某人著作集中于人名之后,人的排列则以时代先后为序。但以书分类,难度较大,所录之书,必须自己过目,方能定其性质,确定类别,一旦性质搞错,往往闹出笑话,所以历史上有些学者也作回避。苏州向来是文人荟萃之处,历代著作很多,道光时的黄丕烈,同治时的叶昌炽,两人都是名家,他们先后所修的苏州艺文志,就是以人编次而不以书分类,自然出于慎重起见。当然,编纂过程中若能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对所收著作作一简单介绍(包括作者),其学术价值就会更大,定会受到学术界欢迎。

综上所述,方志艺文志的编修大有文章可做,各地尚未定稿的志书(省、市、县志)应当调集力量,修好艺文志,以完成新时代所赋予的神圣修志任务。

(原载《中国地方志》1992年第4期)

【注释】

[1]《两浙著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