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事直书与六字功能：解析两种不同的写作风格

对于“据事直书”这个词,前几年在方志学界曾有过许多议论,因为有的方志学者曾经提出“据事直书”是封建时代史家所用的,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我们今天不应当再用了。而近年来有的文章则更明确指出,“不管如何解释,但它的强烈的阶级性是难以冲淡的”,因此,“从总体来说,还是不提秉笔直书为好”。一个是说封建色彩浓厚,一个是说阶级性太强烈,当然,这个阶级性自然是指封建阶级,照此看来,“据事直书”是不能用了。是否真的如此?有必要辩个清楚。我觉得提出这种看法的人有个共同的错误,在于他们否定了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一普遍而又重要的常识。众所周知,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和语言学家早就批判了有些人鼓吹的所谓“阶级语言”或语言的阶级性,论定语言不是上层建筑,因此也就不存在阶级性。他们指出,语言是人类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它为社会一切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社会地位如何,而词汇则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若把语言比作建筑物,那么词汇就是建筑材料”。既然如此,词汇自然也不具有“阶级性”。那么试问单一词汇“据事直书”的阶级性从何而来?“封建性”又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再次告诉我们,做学问必须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不能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否则将会谬种流传,贻误子弟。

大家都很熟悉毛泽东同志那篇著名的《反对党八股》文章。文章中要求干部认真学习语言,方能写好文章,并指出从三方面入手: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第二,要向外国学习;“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3]这里毛泽东同志要求大家努力学习古人语言中许多有生命的东西,批评了对于那些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如果说古人用过的语言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或浓厚的封建性,他还会要求大家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和继承吗?新中国成立40年来,历史学界和方志学界广大同志正是遵照这一精神,无论是撰史修志,还是论史评志,都把“据事直书”作为衡量史志著作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凡是读过毛泽东论著的同志都会发现,毛泽东自己是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古人语言的典范。所以他的许多文章,虽属政治性论文,但一般都能做到生动而流畅,言简而意赅。其成功因素之一便是得益于学习古人语言。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政治术语、学术用语和生活用语,同样是来自封建时代文人笔下或口中,早就习以为常,却从未有人出来指责有封建性或阶级性。尤其是日常生活中一般用语,何止千百计数,各类成语辞典、歇后语辞典等便是很好的见证。若是按照某些人的标准推论下去,势必将得出一个十分荒唐、十分好笑的结论,那就是应当停止一切讲话和写文章,因为我们今天所用的语言,绝大多数来自封建社会。因此,不要只急于“创新”而就否定有价值的“继承”,没有“继承”,也就无所谓“创新”,千万不要将前人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轻易扣个帽子而加以否定。“据事直书”,千百年来广大史学家一直坚持它,维护它,直至今日,不仅有巨大的生命力,而且被公认为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之一,这是为什么?尽管它仅是标记或符号,但只要一提到它,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所指的要求和内容,因为它在人们的思想中早已形成了特定的内涵和概念了。(www.xing528.com)

近两年来,有人还对方志的“六字功能”——“存史、资治、教化”提出异议,有的说我们今天“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六字功能”似乎就不能为这些“面向”服务;有的则提出“朝着‘志书功能社会化’的方向努力,变单纯的‘资政’为兼备‘资工’、‘资农’、‘资文’、‘资科技’……还有‘资会’、‘资住’、‘资行’等等”。这实际是对“六字功能”的一种误解。应当知道,这个“六字功能”是千百年来经过无数方志学家千锤百炼而形成的,虽然仅有六个字,包含的内涵却非常丰富。就以“资治”而言,并非仅指“资政”,它既包含着政治,又包含经济、文化诸方面。哪有说一个地方官上任后只管政治,而不管军事、经济和文化?就以“教化”而言,在今天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问题看你如何理解。限于篇幅,对此笔者将另撰文章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