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方志起源很早,章学诚从“志为史体”角度出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地方史的书籍,如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但有人从体裁形式着眼,主张方志应导源于《禹贡》、《山海经》等书。我们认为,从后来方志所具有的实际内容来看,它是记载某一地区的有关历史、地理、风土、社会经济等内容的著作,这种亦地亦史的著作特点,实际上在西汉以来所出现的“地记”已经体现,这种地记,一般都是既载人物,又言风土。如晋习凿齿所撰《襄阳耆旧记》,马端临谓其“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复载其牧守”[10]。显然就是属于这一类性质的著作。总之,我们认为地方志的萌芽,始于西汉末年,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蓬勃的发展,并成为史学的一个旁支而出现。它的出现和发展,正反映当时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豪族势力的成长。因为地方豪族势力的增长,是产生地记一类著作的社会基础。唐宋时期则称图经,南宋起始陆续改称志。宋元以来,方志纂修日渐增多,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方志,如范成大的《吴郡志》,梁克家、陈傅良的《三山志》,施宿的《嘉泰会稽志》,周淙的《乾道临安志》,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等,就是比较出名的几种。明清时期,方志编写蔚然成风,尤其是清代,政府对修志工作非常重视,这是促成清代方志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清初以来,屡兴文字狱,使得许多学者不能私自编修史书,于是就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于编修方志上面,这是当局所提倡的。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因此,清代方志的编修,与前代相比,更为普遍,无论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开创了历代空前未有之记录。据朱士嘉先生《中国地方志综录》修订稿新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8200种左右的地方志中,成于清代者达4300余种,已占一半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许多著名学者不仅参与编修或主修,而且对于编纂体例和方法也开始讲求,并从理论上展开了讨论。在这方面,章学诚贡献最为突出,他和戴震为方志性质就曾当面展开过辩论,和孙星衍等许多学者还通过信件往来进行讨论,对前人所撰的方志,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还分别作了评论,指出其长短得失。他自己还先后发表了许多编修方志的重要论文,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修志实践,创立了系统的方志学,从而确立了方志的性质、体例和编纂要求,也提高了方志的价值和地位,这对后来方志的编修影响很大。虽然后来编修方志很少有人完全按照章氏的主张去做,但“志乃史体”的概念却是牢固地树立起来,从此方志便从地理类划出,而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分支。
众所周知,清代以前的学者,一直把方志归入地理类,在史学上地位并不重要,也不为史家所重视。直到清代,章学诚才第一次提出“志属信史”、方志是地方史的重要创见,认为方志乃“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11]。因此,它既不属地理书类,又有别于唐宋以来的图经,而是“国史羽翼”,故其价值亦应与国史相同。对这一问题,他曾反复进行论述,说明方志与国史性质相同。他在《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里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12]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亦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13]可见在他看来,府州县志也都是史,它与国史相较,“其义一也”。所不同者,不过一记全国之事,一述地方之言,只有范围广狭之殊,绝无内容本质之异。既然如此,则内容就应绳之以史,而不应当仅限于地理沿革的考证。为此他同戴震曾进行过反复论战,《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则生动地叙述了他们一次争论的情况。戴氏仍将方志看作地理书类,因此主张“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对此说法,章学诚当场作了有力的反驳,指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况且“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显而易见,两人在方志的性质、内容和材料取舍上,看法都显然不同。章学诚本着“经世致用”观点,认为一方之志,要“切于一方之实用”,则材料必须取自当时的一方文献。所以他说:“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14]他不仅在理论上有此主张,而且在修志过程中更是身体力行。至于方志所以被误作地理专书,他在《报黄大俞先生书》中亦作了简要叙述,指出:“方志一家,宋元仅有存者,率皆误为地理专书,明代文人见解,又多误作应酬文墨;近代渐务实学,凡修方志,往往侈为纂类家言。纂类之书正著述之所取资,岂可有所疵议!而鄙心有不能惬者,则方志纂类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襞绩,仍是地理专门见解。”就如戴震等人主张正是如此。所以他接着说:“故方志而为纂类,初非所忌;正忌纂类而以地理专门自画;不知方志之为史裁,又不知纂类所以备著述之资,而自以为极天下之能事。”[15]总之,章学诚从多方面论述,说明“志乃史体”,“方志为国史要删”。[16]
方志的性质既属史体,当然它的作用也就无异于“国史”。因此,它的任务首先就要具有“经世”之史的作用。他说:“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懔懔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犹足令人轻生增气;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17]当然,章氏所谓教育,就是利用方志来对广大人民灌输封建的忠孝节义思想,目的在于扶持封建纲常,撑柱封建世教,从而巩固封建统治。其次,方志还负有为朝廷修国史提供资料的任务,“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拖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国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藉资于百国宝书也”[18]。“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多谀。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则统部取于诸府,诸府取于州县,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则州县志书,下为谱牒传志持平,上为部府征信,实朝史之要删也。”[19]
然而,以前方志并没有起到上述作用,章学诚认为原因很多,但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点:其一,修志诸家未辨清方志的性质,误仿唐宋州郡图经,把方志当作地理之书。其二,方志变成了文人游戏、应酬文字或私家墓志寿文的汇集。他说:“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游戏,小记短书,清言丛说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牍,江湖游乞,随俗应酬而已耳。”[20]其三,修志者并无真才实学,而且多旨在名利,舞弊曲笔,成为风气。“志乃史体,原属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寿文,可以漫为浮誉,悦人耳目者。闻近世纂修,往往贿赂公行,请托作传,全无征实。”“今之所谓修志,令长徒务空名,作者又鲜学识,上不过图注勤事考成,下不过苟资馆谷禄利。甚而邑绅因之以启奔竞,文士得之以舞曲笔;主宾各挟成见,同局或起柢牾,则其于修志事,虽不为亦可也。”[21]这样一来,方志当然起不到“善恶惩创”的作用,也无从为编修国史提供相应的资料。(www.xing528.com)
关于修志断限问题,当时有人提出“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书”。章学诚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不必每部都从古修起,要从实际出发,“如前志无憾,则但当续其所有;前志有阙,但当补其所无”。况且为了切合实用,也必须注意修当代之书,记当代之事,所以,“方志之修,远者不过百年,近者不过三数十年”。他还举例说明,“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方志也”[22]。当然,“方志诸家,例宜详近略远,古人见于史传,不借方志表扬。假如《楚国世家》、《屈原列传》、陆贾儒术、季布高风,载之班马之书,今日岂能损益?摘撮则嫌如类纂,全篇有似于传抄,书欲成家,良难位置。今于古人昭史传者,列表以著其出处,去传以见其无疑。则志例既得,简明无所窒累。苟有欲览其全,则文征于焉备矣”[23]。这种修志不求观美,但求实用以及详近略远的主张,正是他“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在修志问题上的具体表现。这种思想能在乾嘉时代出现,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方志的性质,这里打算多说几句。我们认为,章学诚在当时提出“志属信史”,是有它的积极意义,因为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而当时有许多人仍旧强调方志乃属地理专书,因而他的提出是有针对性的,不能认为就是“迂阔之谈”。要知道,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科学越是进步,各种学科也就越分越细,原来的许多附属学科,后来也都独立了,这在今天尤为明显,何况方志后来也已独立成为一门学科——方志学,因此,我们同样也不能用今天的情况,去批评章学诚当时的论述。当然,我们今天也不应当再用章学诚的地方志就是地方史来指导今天方志的编写。必须明确,地方志并不等于地方史,更不同于历史地理。总的来说,它虽然具有地方史的性质,但内容却比地方史来得丰富,记载的面远比地方史来得广阔,而地方史的内容又比它来得专与深,两者虽有相同之处,却并不等同。因此,地方史既不能代替地方志,地方志也代替不了地方史。方志就是方志,有它自己的特性,决不能以地方史的尺度来要求,否则编写出来的就不可能是地方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