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实斋)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是可与刘知幾《史通》比美的。由于他生不逢时,因而聪明才智并未能得以充分施展,就是留下的代表作《文史通义》,自云亦多成于“车尘马足之间”。他生活的时代,是所谓“乾嘉盛世”,就在这个“盛世”,整个学术界几乎全被纳入考据的轨道。当时大多数士子为了自己升官进阶,宁愿放弃“诗赋举子之业”,去迎合当时的社会风气。面对这种学术风气,章学诚不仅不为其所囿,而且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竟敢大唱反调,高唱“六经皆史”,大谈“经世致用”。像他这样的学者,在当时学术界真可谓凤毛麟角。正因如此,所以他就被视为异端邪说。他的著作,除“归正朱先生(笥河)外,朋辈征逐,不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者”[1]。朋辈之间尚且如此,其他就更可想而知。他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而对历史上的许多学者见轻于时深为不平,而自己境遇又连他们也不如。他本不愿走科举道路,但“逼于困苦饥寒”,“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2]。想通过科举,解决生活出路,偏偏“又屡困棘闱,晚登甲第”[3]。直到41岁才考取进士,却又顾虑重重,“自以为迂拘,不合世用”[4]而终究“不敢入仕”。政治活动固然从未参与,就是史馆之职也未曾取得,因而一生当中,都是通过师友之助,以主持书院讲席、编修方志、为人幕僚来维持生活。他自叹“鄙人职业文墨,碌碌依人”[5],“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笔墨为生,往往为人撰述状志谱牒,辄叹寒女代人作嫁衣裳,而己身不获一试时服”[6]。这里讲的虽指状志谱牒,其实他许多著作,何尝不是借助于达官贵人的力量,即以他所编修的许多方志而言,更不例外。如《和州志》是应知州刘长城之聘而编撰,《永清县志》是受周震荣之请而主修,《亳州志》则是为知州裴振所修。《湖北通志》更是以毕沅名义出面,全书完稿后,正值毕沅从湖广总督任降补山东巡抚,毕沅既去,章学诚也只得离开湖北,于是《湖北通志》刊印也就自然落空,尽管这是他方志理论成熟阶段的代表作,但面对自己的辛勤劳动成果而束手无策,现今流传下来的仅是他后来汇订的残存之稿。他在人世间受尽了穷困的折磨和痛苦,备尝了人世间的崎岖险阻,他在《与史余村论学书》中感叹说:“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7]晚年为了编纂《史籍考》一书,竟落到“借贷俱竭,典质皆空,万难再支。只得沿途托钵,往来青、徐、梁、宋之间,惘惘待倘来之馆谷,可谓惫矣”[8]的地步。他在史学理论上虽有不少创见,迫于生活,无法用自己的主张写出一部完整的史著,想改编《宋史》,美志不遂,即刻意经营的《史籍考》也未能留传于世。所以平生精力,除了论史、讲学外,多用于方志的编修和讨论上面。他把自己对史学方面的理论,在编修方志中加以实践,正如他自己所说:“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因而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9]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加以自己实践所得,参之以丰富的史学理论,予以条理化,从而提出了一套修志理论,创立了修志体例,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方志学”。(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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