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图经残卷的珍贵价值与启示

敦煌图经残卷虽然都是残缺不全,有的是有尾无首,有的是首尾全无,有的只一张纸片保存几行字而已,如《沙州图经》残片,但是其价值却不容忽视,诚如罗振玉先生在为《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所写的《跋》中所说:“唐代图经,久绝于世,亟为考其厓略,俾读者知此为人间鸿宝也。”^[19]这个评价显然是相当高的,但是又决无夸大之意,因为有了这些残卷,我们终于打开了隋唐五代编修图经的大门,看到了图经究竟是一种什么形式的著作。使我们真真实实地认识到图经确实是我国地方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在地记和成型方志之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未看到这些图经残卷之前,所下的结论毕竟还是理论性成分占主导地位;有了这些残卷,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具体材料出发,参之以文献记载,再辅之以理论,这自然就可以经过研究,得出比较令人可信的结论。它的重要性当然也就不言而喻了。下面就其价值谈些具体的看法。

首先是对图经的总体形象让人们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它实际上就如同后世的方志,只不过内容详略不同而已。从体例结构来看,当时凡属州的图经,总是先记载州境大事,而后再分县叙述。如《沙州图经》残片六行,第一行为“《沙州图经》卷第一”。第二行为“第一(州)第二第三第四(敦煌县)第五(寿昌县)”。分卷次序十分明确,第一卷是讲州,第二、三、四卷是记敦煌,第五卷乃记述寿昌。又如《沙州伊州地志》在编纂体裁上同样有此特点,即先叙州之沿革大事及州境内河流湖海、著名城镇,然后再分县叙述。由于卷首残缺,对整个州的记事情况已无由得知,而对州下辖县的记载,诸如去州之远近、户口、贡赋、乡镇、物产、寺观、烽戍、风俗等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这种详略不等,甚至零乱的情况出现,很大可能都是出自抄写者的粗枝大叶,因为卷末明白标出此乃抄本。这对于研究这种著作的体裁和它的史料价值无疑都是很大的损失。但即使如此,它的轮廓仍旧可以看出,它与《沙州图经》残片完全是一致的。这种先记载州境大事,而后再分县叙述的编纂体例,对后来府州郡志的编纂有着很大的影响,只要将宋代所编纂之州郡图经或方志稍作比较,便可看出这种影响和渊源关系。如宋代董棻所修之《绍兴严州图经》、张津所修之《乾道四明图经》以及罗愿的《新安志》等,无不都是先述州郡,而后再分县叙述。尽管详略完备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影响和渊源关系却无法割断。学术界有人将地方志的开始形成定在两宋时期,这种说法显然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它不仅割断了方志发展的历史,否定了方志发展存在阶段性,而且把方志这种著作的产生和发展视作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符合方志发展的历史事实的。所以会产生这种看法,关键在对于六朝的地记和隋唐五代的图经了解得不够清楚,特别是对图经,更是缺乏认真研究,总以为图经就是地图再加说明,或者是图经总是以图为主。总之,唐代图经残卷残片的发现,不仅可以给人们提供关于图经这种著作直观的认识,而且对于研究方志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特别是研究其阶段性和渊源关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它用事实告诉我们,当时所修的图经与宋代所修的图经和成型的方志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宋代所修的图经,还为我们留下了多部,这就有可能作比较研究,无论是体例上,也就是目前修志界同人常用的术语“框架结构”,还是内容记载方面,可以说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而与汉魏六朝时期的地记相比,自然与后者更加接近,特别是在体例形式方面,不过它在两者之间实际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如汉魏六朝的地记,并不重视图的作用,图经自然必定有图,而成型的方志,卷首一般都必冠以各种地图,以至成为一部方志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可见隋唐的图经对后世成型方志影响之大。

其次,图经残卷还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当时在编修图经时,与后世修志一样,对于所要记之事,除了作社会调查之外,有许多是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往往引用史书和其他文献记载来加以叙述,以使其内容更加丰富,给人们以更多的知识。如《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因保存下来比较多,因而我们还能看到比较多的引文,先后引了《西凉异物志》,《汉书西域传》,《汉书匈奴传》,《十六国春秋》的《西凉录》、《前凉录》、《后凉录》,《魏书》,《瑞应图》以及王羲之的《翻书论》等,特别是《西凉录》引用最多,如悬泉水:

右在州东一百卅里,出于石崖腹中,其泉傍出细流一里许即绝。人马多至,水即多,人马少至,水出即少。《西凉异物志》云:“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菀),回至此山,兵士众渴乏。广[利]乃以掌拓山,仰天悲誓,以佩剑刺山,飞泉涌出,以济三军,人多皆足,人少不盈。侧出悬崖,故曰悬泉。

先是自己叙述,再引《异物志》作证。今存之《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所载此泉,除文字略有出入外,内容大体相同,而《太平寰宇记》还引《凉州异物志》,很可能与《西凉异物志》为同一书。

又如“古长城”,先讲现状,再引书说明来历:

古长城,高八尺,[基](其)阔一丈,上阔四尺。

右在州北六十三里,东至阶亭烽一百八十里,入瓜州常乐县界。西至曲泽烽二百一十二里,正西入碛,接石城界。按《匈奴传》,汉武帝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于乌孙北为塞以益广。因汉元帝竟宁元年,侯应对词曰:孝武出军征伐,建塞起亭,遂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即此长城也。

再如“阚冢”,即今之所谓名人坟墓:

右在州东廿里,阚驷祖倞之冢也。《后魏书》云:“驷字玄阴,敦煌人也。祖倞,有名于西土。父玫,为一时秀士,官至会稽[令](合)。”其冢高三丈五尺,周回卅五步。

《沙州伊州地志》多次引用了《汉书西域传》,而《西州图经》虽仅存50余行,仍为我们留下了一处引书的例证,在“圣人塔一区”条曰:

右在州子城外东北角。古老传云:“阿育王之所造也。”按内典《付法藏经》云:“输伽王于阎浮提造八万四千塔。”阿输伽即阿育王也。其塔内有故碑碣与道俗同,故此俗称圣人塔。

从以上所引四段文字来看,这几部图经的编写人员文字水平相当不错,知识面也相当的广,绝不像专为政府规定闰年编造图经而作,其内容之丰富,并不亚于明清时期那些粗制滥造的方志。不妨就用被某些文人吹捧得很高的明代康海的《武功志》与韩邦靖的《朝邑县志》做一比较,一定可以得出比较满意的结论。特别是《西州图经》对丁谷窟、宁戎窟风景的描述,真乃极尽对仗之能事,显然是受到六朝和唐初文风的影响。现将丁谷窟内容摘引如下:

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禅院一所。

右在柳中县界,至北山廿五里丁谷中,西去州廿里。寺[基](其)依山[而]构,揆谳疏阶,雁塔飞空,虹梁饮汉,岩[峦](蛮)纷乣,丛薄阡眠,既切烟云,亦亏星月。上则危峰迢,下[则]轻溜潺湲,寔仙居之胜地,谅栖[霞](灵)之秘域。见有名额,僧徒居焉。

这样优美的文字,很难想象是出自一般庸吏之手,单就这段文字而言,可以判断这部图经很可能是修于唐朝初年。因为讲究文章的华丽,乃是六朝时文风,唐初还受此文风的影响,重视四六对偶。当然,这几部图经残卷和残片还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它们编写的主要内容,还是来自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并且也的确都是为当时社会现实所服务。关于这点,我们下面评论其内容时将有详细论述。因此,它的材料也只能是主要都来自现实生活,这就得靠编写人员的调查和搜查,尤其是关于本地内容,凡涉及历史和神话传说的,也就少不了要引经据典。如《沙州都督府图经》在写古迹“张芝墨池”条,为了说明张芝“书绝世,天下传名”,特地引了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王羲之的《鄱书论》中所说“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好之绝伦,吾弗及也”,“草书出自张芝,时人谓之圣”等句来加以佐证。可见这些编写人员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凡是使用过旧方志的人都会知道,旧方志往往猎奇,记载一些奇闻佚事,但又引经据典,说明并非自己臆造。《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中“老父投书”一条正是这样性质,其文曰:

右按《十六国春秋》:“北凉永和三年正月,有一老父见于城东门上,投书于地,忽然不见。书一纸,八字满之。其文曰:‘凉王卅年,若七年。’凉王且渠茂虔访于奉常张体顺,顺曰:‘昔虢之将亡,神降于莘,此老父之见,国之休祥。深愿陛下克念修政,以副卅之庆。若盘于游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将有大变。’虔不悦。”卒为魏所灭。

很显然,从作者意图来看,记载此事目的,自然是教戒当权者应当“克念修政”,切莫“荒于酒色”,以避免走凉王灭亡的道路。这一思想后来就发展成为方志六字功能“存史、资治、教化”的“教化”功能,也就是史学领域的教戒史学的反映。

再者,这几部图经残卷和残片的内容,也为我们正确认识图经的真实面貌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因为在未看到这些残卷、残片之前,图经究竟记载些什么内容,是如何记载的,谁也作不出理直气壮的回答。我们提出隋唐统治者提倡编修图经乃是为巩固中央集权的一种措施。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最关心的就是要知道他统治了多少面积土地,有多少人口,可以征收多少赋税,等等,所有这些应当都可以从图经中得以了解。是否真的如此,从前一直未得到证实,因为前人尽管对图经内容作过不少辑佚,但这些内容却很少见到,而这些残卷残片已为我们作了令人满意的回答。如《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就有《贡赋》一项,此州管三个县,“伊吾县(在下郭),公廨三百一十五千,户一千六百一十三,乡四”;“纳职县,下,东去州一百二十里,公廨二百一十五千,户六百三十二,乡七”;“柔远县,西南去州二百四十里,公廨,户三百八十九,乡一”。而“伊州下公廨七百卅千,户一千七百二十九,乡七”。又如《沙州图经》残卷,“寿昌县,下,东北去州一百廿里,公廨钱二百七十五千,户三百一十九,乡一”。记载看来似乎很简单,但是,这个县的公廨钱、户口、去州之路程都有了,在当时统治者来说自然已经足够矣。所以图经记载的数字,往往就成为统治者征收赋税的依据。随着以后征收内容的变化,图经记载自然也在变化,尤其是后来的方志,大多有“田赋”这一门类,而所载赋税数字,往往也就成为地方官征收赋税的一种依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一,绍兴十五年五月有这样一条记载:“初,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置经界局于平江府,守臣直秘阁周葵见椿年,问之曰:‘公今欲均税耶?或遂增税也?’椿年曰:‘何敢增税!’葵曰:‘苟不欲增税,胡为言本州七十万斛?’椿年曰:‘若然,当用图经三十万斛为准。’”这条材料生动地说明图经作用之大,幸好过去修的图经对以前征收赋税之数字都有所记载,否则当时就将多征收1倍以上。可见图经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图经残卷的内容还告诉人们,当时所修图经其内容大多记载与当时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之事。如《沙州都督府图经》的19所驿,《西州图经》的11道,记载都较为详细,不仅写了方位、离州的距离、通向,而且说明了沿途的地形,水草是否丰足,能否行驶车马以及置废通塞诸内容。驿站是古代交通不太方便而设置的传递信息的重要措施,尤其是在边远地区及时传达中央政府命令和军事情报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如“清泉驿”条是这样记载:“右在州东北卌里,去横涧驿廿里,承前驿路,在瓜州常乐县西南。刺史李无亏以旧路石碛,山险迂曲近贼,奏请近北安置,奉天授二年五月十八日敕移就北。其驿置在神泉观庄侧,故名神泉驿,今为清泉戍,置在驿傍,因改为清泉驿。”位置远近、设置始末、名称来由都作了交代。道路交通不仅关系到军事方面,而且关系到民间的通商,况且这里正是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自汉以来已经如此,因此,在唐代掌握交通情况就显得尤其重要。所以《西州图经》在叙述11道时,对于不同状况都有不同说明。突波道:“右道出蒲昌县界突波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卅里,足水草,通人马车牛。”大海道:“右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醎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乌骨道:“右道出高昌县界北乌骨山,向庭州四百里,足水草,峻险石麓,惟通人径,马行多损。”我们引述三条道路,三种不同情况,都作了如实反映。一者是“足水草,通人马车牛”,这不仅有利于军事行动,而且很便利于通商。二者是虽有泉井而水苦不能饮,又无草,自然就影响了商旅的通行。再者是虽足水草,但仅有羊肠小道,马行都很危险,车辆更不必说了。然而很难想象,大海道既然是“常流沙,人行迷误”,为什么有些行旅还是“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于此道呢?据我国探险人员最近考察证明,大海道是古代丝绸之路上连接吐鲁番与敦煌之间最近的一条路,比常走的哈密路线要近一半以上。所以许多人宁可“负水担粮”而走此道。可以想见,这种图经对于频繁往来于丝绸之路的经商者来说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到每条道路的路况,了解到何处设有驿站可以住店,而且可以掌握到每个州县城距离当时京城长安的路程和各个州县城之间的远近。因为每部图经都有“四至”的记载,这也是当时统治者所关心的内容。如《沙州图经》残片记“沙州城土镜”:“东去京师三千七百五十九里,去洛阳四千六百九里。”“四至”:“东,至瓜州三百一十九里;西,至石城一千五百八十里;西北,至西州一千三百八十里。”又《沙州伊州地志》也还留下“伊吾军”:“东南去上都四千八百里。”“右景龙四年五月囗日奉敕置,至开元六年,移就甘露镇。兵士三千人,马一千卌匹”。“四至:东南去伊州三百里,西南去西州八百里,西去庭州七百八十里,东北接贼界。”通过这些记载,东南西北路程之远近,都做到了一目了然。

我们再看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关系的水利事业,显然也是图经记述的重点内容之一。《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就记载有七所渠和二所堰,对这些水利建设的兴建始末,主要建造人以及农田受益、“百姓蒙利”等情况都作了记载。在所记七所渠中,北府渠最长,“长卌五里”,“右源在州东三里甘泉上中河斗门,为其渠北地下,每年破坏。前凉时,刺史杨宣以家粟万斛,买石修理,于今不坏。其斗门垒石作,长卌步,阔三丈,高三丈。昔敦煌置南府、北府,因府以为渠名”。又如在记载长城堰时,除了叙述其高大范围及距州里程外,还讲述了名称的来历:“刺史李无亏造成,百姓欣庆。无亏,汉丞相蔡之后,自陇西徙居幽州之范阳。五代伯祖司空,尚后魏[世](太)祖舅阳平王杜[超](起)女,后为公主忆长安城,[世](太)祖于范阳为公主筑长安城,俗号长安城李。隋时定氏族,去其安字,直为长城李氏。”这种叙述方式,正是后世方志记述某一事件时往往通过讲述故事的形式,将事件的来龙去脉都作详细叙述,这一记事风格实际上从方志的最初阶段地记已经开始,真可谓一脉相承。从这些水渠的记载,人们还可以看到,凡是为当地水利事业做过贡献的官吏,通过介绍水渠,其事迹一般都得到了表彰。兴修了那么多水渠、水堰,效益究竟如何呢?该图经在前面总的叙述中已经作了叙述:“州城四面水渠侧,流觞曲水,花草果园,豪族士流,家家自足,土不生棘,鸟则无鸮,五谷皆饶,惟无稻黍,其水溉田即尽,更无流脉。”在一千二三百年前的封建社会,又是大西北的边陲地区,能够做到“花草果园”、“五谷皆饶”、“家家自足”,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何况当时图经的编修者未必会有故意夸大的意识存在。

至于物产,应当也是图经必定记载之内容,不过,在这些图经残卷、残片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某种物产的具体名称,只有在《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中,记载有这里产盐的内容,在“三所盐池水”条,分别记载着东、西、北三处盐池。其中面积最大的为北盐池,“东西九里,南北四里”,而产盐质量最好的则是西盐池,“时人于水中漉出,大者有马牙,其味极美,其色如雪。取者既众,用之无穷”。质量之好,产量之高,于此可见。而东盐池所产“其味淡于河东盐”,因为河东盐乃是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内陆盐,因此知道的人多,知名度高,所以用它来相比。至于北盐池面积虽大,而所产之盐“与州东盐味同”。另外,《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亦记载有产盐内容,其“陆地盐池”条云:“地周回千里,北去县六十里。碛中无水,陆地出盐。月满味甘,月亏即苦。积久采取,竟无减损。”这一记载与《元和郡县志》所载大体相同:“陆盐池,在伊州南六十里。周回十余里,无鱼。水自生如海盐,月满则盐多而甘,月亏则盐少而苦。”但前者曰“地周回千里”,后者则曰“周回十余里”。《地志》残卷所云“千里”,显然是抄写时误十为千。除此之外,我们在残卷中就没有看到有关物产的记载,只有在《沙州图经》残片中,还留下这样几句话:“沙州,先是瓜州地,宜种美瓜,故号瓜州,后始改名为沙州。”很明显这是在说明沙州地名的来历,可以想见,作为物产的“美瓜”,与盐池一样,应当是有所记载的,只不过未能保存下来而已。在这些残卷中,我们还看到了所在州县内的山、水、名胜古迹、少数民族、风俗、祥瑞、歌谣等内容,这里自然无需再一一列举。值得注意的是,《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的《祥瑞》门目之前,列了许多空目:监牧、羁縻州、江河淮济、海沟、陂宫、郡县城、关铲津济、岳渎、铁、碑碣、名人、忠臣孝子、节妇列女、营垒、陵墓、台榭邮亭、矿窟、帝王游幸、名臣将所至屯田。在这些空门目之后,接着有这样一行:“右当县无前件色。”这无疑是说,当时图经的编纂内容,是有统一要求的,上列空目内容按规定都是应当记载的,但是由于当地并无这些内容,故只好一一列出并指出:“右当县无前件色。”若是当时图经的编纂并无具体要求,那么罗列这么多的空目自然就是毫无意义了。因此,它的保留对我们研究隋唐图经的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不研究方志发展史的人自然不会去注意的,因为一般人也并不知道其重要性何在。这些空目的存在,无疑告诉我们,隋唐时期的图经内容,除了它已经记载的那些具体内容外,上列各项空目,只要本地也有,那就应当记载。如此看来,当时图经历记之内容是相当丰富的,边远地区尚且如此,文化经济都更为发达的内地自然是可想而知了。同时也还说明,图经的编纂是因地方的不同而决定其内容之详略,也充分体现出这种著作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区差异,这就是后来人们在谈论方志的特性时常说的地方性或区域性。而这些丰富的内容,也进一步说明图经从来就不是以图为主,而它的编纂也绝不是专“为国防提供地志资料”,起码在隋唐时期并非如此。它在军事上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从来就不是专门为军事服务,人们可以看到,它所记载的绝大多数内容都与军事并无关系。

上面仅就图经本身的发展和在方志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谈了三个方面重要价值,至于这些图经残卷自身作为历史文献资料的史料价值,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罗振玉先生在为《沙州都府图经》残卷所写的《跋》中说:“其所记水渠、泊泽、池堰,如苦水、独利河、兴湖泊及三泽二堰,均不见于他地书。七渠之名,仅都乡渠一见于《使于阗记》。(《图经》又分一渠名都乡渠。案高居诲《使于阗记》,西渡都乡河,至阳关,殆即此渠。)盐池三所,《元和图志》则举其一而遗其二。(《图经》东盐池水在州东五十里。案《元和图志》作‘盐池在县东四十七里’,即此池也,而不及西北两池。)所记城塞驿路,如汉武之长城旧塞,十九驿之名称建置,均为古今地志之所不及。”此外,《跋》文还列举了此残卷在校勘古籍中有关人名、地名等记载之错误,足见其史料价值确实不可忽视。又如王仲荦先生在《沙州志残片三种考释》中指出,残片中所载有许多山泽均无考,如:“会道山,州东南二百五十里。”“石泉山,州东二百八十六里。”“大乌山,州北一百九里。”“石槽山,州西北三百卅里。”“望山,州西北三百三十七里。”考释曰:“以上五山无考,始见于此残片。”又如:“姚闵山,县东南一百八十里。”“龙勒山,县南一百八十里。”“西紫亭山,县西南一百九十八里。”“龙泽,县东七里。”“曲泽,县西北一百九十里。”考释曰:“以上山泽并无考,始见于此残片及《寿昌县地镜》。龙泽《地镜》作大泽。”再如:“龙堆泉,县东南三里。”“寿昌海,县南十里,方圆一里。”“大渠,县南十里。”“石门涧,县东南三里。”“无卤涧,县西南十里。”考释曰:“以上涧泉,并无考,始见于此残片及《寿昌县地镜》。”

如此众多的山、泽、涧、泉均无考,说明什么问题呢?内地所著主要古籍没有记载,而这里著作传入内地的又不多,况且这类图经尽管当时是很普遍,但是一般学者要能看到全国所有图经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内地学者的著作要全面反映出边远地区的这些内容,其困难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也正因为“无考”,自然就更显示出其可宝贵性,《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中的水渠、泊泽、池堰等亦“均不见于他地书”,特别是“十九驿之名称建置,均为古今地志之所不及”,正因如此,所以才称得上“人间鸿宝”。这在上文已经作了评述。因此,这些残卷、残片尽管数量并不多,但其价值千万不容忽视。(www.xing528.com)

(原载《文史》2001年第2辑)

说明:敦煌图经残卷,凡文中未注出处者,一律引自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

【注释】

[1]《隋书•百官志》。

[2]《唐会要》卷八三,《嫁娶》。

[3]《唐会要》卷八三,《嫁娶》。

[4]《隋书•杨尚希传》。

[5]《史通•邑里篇》。

[6]《魏晋南北朝史》,第347页。

[7]《隋书•食货志》。

[8]《隋书•高祖纪》下。

[9]《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

[10]《从敦煌发现的图经谈方志的起源》,载《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11]《光明日报》1962年3月14日。

[12]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

[13]徐时栋:《四明六志校勘记》卷九。

[14]《方志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序言》。

[16]《唐张司业诗集》卷四。

[17]《元氏长庆集》卷三五。

[18]《昌黎诗集注》卷十。

[19]《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