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图经的发展概况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地方志发展第二阶段即图经盛行时期。在隋统一以后,由于上述多种原因,特别是中央集权的封建政府需要,从而使图经得到蓬勃发展。唐和五代也都实行了编修图经制度。可惜的是,确切的文献记载却留下很少,作为封建政府正式的规定,至今为止,隋朝一条也未见到,唐和五代在正式史书中也仅各见到一条,尤其是五代那条规定还非常具体。问题还在于这些朝代所修的那么多图经竟然连一部也未能留传下来,因而使后人对它一无所知,自然也就免不了产生许多误解和猜测。值得庆幸的是,古代有些学者在其著作中也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可贵的点滴资料。当然,敦煌图经残卷的发现,总算为我们解开了千古难解之谜。

关于隋代图经,根据前人考订成果,作一不完全统计,我们现在所能知道成于隋的图经约有如下这些:《上谷郡图经》、《江都图经》、《东都图经》、《固安图经》、《陈州图经》、《雍州图经》、《冀州图经》、《弘农郡图经》、《历阳县郡图经》、《河南郡图经》。我们列举这几部并不是说隋只修了这几部,并不是像《地记与图经考述》作者所说:“有隋一朝三十余年,各地共修图经六种,已超过历代修图经之总和。”^[14]这个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此外,隋还有全国性的区域志和图经集各1部,即《隋区宇图志》和《隋诸州图经集》。《隋书郎茂传》称:“撰《州郡图经》一百卷奏之,赐帛三百段,以书付秘府。”郎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今河北正定东北)人,炀帝时官拜尚书左丞。此书《隋书经籍志》则称《隋诸州图经集》,《新唐书艺文志》又称《隋图经集记》,卷数皆是100卷,而书名却有三。上文已经讲了,其性质与任昉编的《地记》相同。郎茂将各地所送之图经加以汇集,依区域次序编排,故称《隋诸州图经集》比较符合实际,原名或许只称《诸州图经集》,唐初修史者加了“隋”字。既然当时已“付秘府”,唐初修史时应当可以看到。而《州郡图经》显然不妥,因为隋初实行地方行政区划改革,推行州、县两级制,取消了郡一级行政区划,怎么还会称《州郡图经》?总之,这部《隋诸州图经集》是汇集全国各地图经编纂而成的一部隋代图经总集,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隋朝图经发展的概况和记载的内容。因为作者郎茂曾任“尚书左丞,参掌选事”,有可能看到全国各地进呈的图经。否则以他一人之精力而纂辑全国各地的图经,其难度之大自然可想而知。这部《图经集》也足以表明,隋朝编修图经,确实是相当普遍的。另外,隋炀帝时所修之《区宇图志》与各地编修图经也有着很大关系。《隋书崔赜传》:大业“五年,受诏与诸儒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许善心衍为六百卷”。《太平御览》文部,隋《大业拾遗》曰:“大业初,敕内史舍人豆卢威、起居舍人崔祖濬等,撰《区宇图志》一部,五百余卷。属辞比事,全失修撰之意,帝不悦。敕秘书学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内史侍郎虞世基总检。……及图志第一副本新成八百卷奏之。帝以部帙太少,更遣重修,成一千二百卷。卷首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其图上有山川城邑。”可惜的是,这部1200卷的《图志》,至唐初已大部散佚,仅存十分之一。《隋书经籍志》著录只有129卷。而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此书仅128卷。这里要指出的是,当时编修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的全国图志,需要参考材料之多也是可以想见的。这自然又要联想到全国各地编修图经之事。而《隋书经籍志》地理类小序有这样的记载:“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看来这条诏令与当时编修《区宇图志》有着很大关系,况且这些内容又都是图经所必备的。众所周知,唐代李吉甫编修之《元和郡县图志》,其基本资料无疑得益于全国各地所修之图经。关于这点,正如王永兴先生所说:“唐代能出现像贾耽、李吉甫这样杰出的地理学家,和当时封建国家修造地图地志的制度是分不开的。”^[15]应当说是很有道理的。后来宋代曾产生过几部全国性地理著作,亦与当时全国各地图经、方志编修有着密切关系,如《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方舆胜览》、《舆地纪胜》等。人们在评论《太平寰宇记》等的价值时,无不指出由于它们采用了大量的新旧图经地志,所载唐以前地志佚文,可补史籍之缺略。南宋黄鼎于乾道五年(1169)为《乾道四明图经》所作序中就曾指出:徽宗“大观元年(1107),朝廷创置九域图志局,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其后元代开始创修《一统志》,明清两朝相承,每当纂修之前,总是下令各地府州县编修方志进呈,以备修《一统志》之用。所以隋能够在短时间内修成1200卷规模的《区宇图志》,显然是得益于各地进呈之图经无疑。

到了唐代,图经编修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政府已经设立专门官吏管理此项工作,并明确规定编修期限和办法。《新唐书百官志》“兵部尚书”条载:“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堠、坊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又《唐会要》卷五十九“职方员外郎”条记载:“建中元年(780)十一月二十九日,请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复故。”将这两条材料联系起来看,下文“州图”很可能就是指州图经,因为图经本身必然就有地图。可见唐代图经的编修,原来是定为3年一修,后改为5年一修。从条文规定来看,若遇特殊情况,如“州县增废”、“山河改移”等发生,则随时都要造送。这种制度虽在时间短促的五代时期亦未间断。特别令人高兴的是,《五代会要》卷十五“职方”条为我们留下了内容非常丰富而具体的材料,为我们研究隋唐五代图经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

长兴三年(932),五月二十三日,尚书吏部侍郎王权奏:“伏见诸道州府,每遇闰年,准例送尚书省职方地图者。顷因多事之后,诸道州府旧本虽存,其间郡邑或迁,馆递增改,添增镇戍,创造城池,窃恐尚以旧规录为正本,未专详勘,必有差殊。伏请颁下诸州,其所送职方地图,各令按目下郡县城池,水陆道路或经新旧移易者,并须载之于图。其有山岭溪湖、步骑舟楫各得便于登涉者,亦须备载。”奉敕:“宜令诸州道府,据所管州县,先各进图经一本,并须点勘文字,无令差误。所有装写工价,并以州县杂罚钱充,不得配率人户。其间或有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不得漏略,限至年终进纳。其画图候纸到,图经别敕处分。”

这条材料可以说明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虽然规定每遇闰年各地州县须造送地图、图经,可是地方官往往为了例行公事,便将旧的抄录一本上报,势必不能反映各地新的变化,必须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第二,地图和图经的内容要求都有具体罗列,地图上要绘有“郡县城池”、“水陆道路”,“山岭溪湖”、“步骑舟楫各得便于登涉者”均须备载。可见地图所载内容,偏重于为军事服务,而图经内容则更为丰富,两者所载内容明显并不相同。当然地图可以附在图经之中,成为图经的一部分。就像隋所修之《区宇图志》,卷首所载之图即相当于地图,《元和郡县图志》卷首也必然就是郡县之地图。而单行者就是一张图而已。第三,至于图经内容,文中作了具体的要求:“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虽然只有4句话16个字,但所包含的内容范围却相当广泛。所谓“古今事迹”,自然就包括本州县历史发展、建置沿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故事传说等等;所谓“土地所宜”,就是指这个地方的土地适宜于种植哪些粮食、水果、蔬菜、药材、树木等等,也就是平日所用之“物产”两字所代替;所谓“风俗所尚”,则包括了这个地方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各种习俗风尚,自然也包括是否能歌善舞等。所有这些都是中央政府需要对这个地区作全面了解的,因为要向这个地区征收些什么以及各地的民情如何,都得通过图经来得以了解。第四,图经的编修显然不像地图那么简单易行,因而编修一部图经所需经费是相当可观的,这等经费如何开支,文中也有明确规定,不得向老百姓头上摊派,一律由州县杂罚钱中支出。可见当时政府对这项工作是相当重视的,考虑得也相当周到。所以这一记载,对于研究隋唐五代图经的发展,特别是图经内容的要求是有很大作用的。这个要求与宋代可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宋史职官志》“职方郎中”条是这样要求:“掌天下图籍,以周知方域之广袤,及郡邑、镇砦道里之远近。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为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从宋代政府三令五申要各地编修图经来看,这个内容显然就是指修图经而言,这与上引《五代会要》那条文字相比,可以说是完全相同。通过这一比较,我们对于隋唐五代图经内容的研究,自然就更加充满信心,因为对于政府要求来说,并无什么差别,图经是什么样著作,隋唐五代未完整留下来,就看宋代图经吧。

由于唐朝政府明确规定各地都要按时造送图经,所以不仅内地广为实行,而且边远地区也都无例外地普遍编修。如远在南方的交趾,据唐末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十六《补安南录异图记》载:“交趾四封,图经详矣。”北方的沙州、西州、伊州等地也都修有图经、地志、图录一类著作,敦煌石室图经残卷的发现,已经足以证明,而这些地方许多都在今天我国新疆境内。遗憾的是,隋唐以来,图经虽然大量编修,竟无一部完整的留传,敦煌发现的几部残卷,若不是连同其他书籍一道被封在石室之中,也很可能不会留存至今。推其原因,这种著作的编修完全出自封建国家的功令,各个地方官往往为了例行公事,大都采取应付态度,草草了事,完全变成了案牍之公式,很难谈得上是著作。有的为了交差,便将旧本过录一道上呈,当然也就谈不上具有何种学术价值。五代王权那个奏章已经揭露了“以旧规录为正本”,又敦煌发现的《沙州伊州地志》的末行就曾注明“张大庆因灵州安慰使朝大夫等来至州,于朝使边写得此文书记”。至于出于什么动机而抄写自然尚可研究。既然如此,时过境迁,图经便和其他文书档案一样,在完成它当时的历史使命之后,就不再有人去重视它了。加之唐代又先后编著了许多全国性的区域志,如《括地志》、《长安四年十道图》、《开元三年十道图》、《开元十道要略》、《贞元十道录》、《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元和郡县图志》、《域中郡国山川图经》和《郡国志》等,因此,凡是当时被看作重要的内容,均已被收入上述各书,自然也就无人再去收藏这些大量的公文档案了。历史事实证明,越是易得的书籍,越是容易失传,因为人们不注意收集和保存。正是这个道理,到宋代初年,人们已经很少看到唐和五代的图经了,所以《新唐书艺文志》地理类仅收录了孙处玄所修的《润州图经》一部,看来这也是很自然的。除此之外,今天尚能知道书名的还有:

《京西京北图经》、《武陵图经》、《岳州图经》、《茶陵图经》、《邵阳图经》、《湘阴图经》、《夷陵图经》、《鄂州图经》、《汉阳图经》、《夔州图经》(原乾曜撰)、《夔州旧图经》(李国纬撰)、《开元(吴兴)图经》、《吴兴图经》(陆羽撰)、《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图经》、《西州图经》、《沙州伊州地志》。

唐代的图经,尽管没有大批的流传下来,但从许多文献记载来看,在唐代的社会里,这种著作在全国各地确实普遍存在,因为它的作用,不仅是中央政府用来了解各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情况,有时也用它来作为归顺称臣的象征。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唐代,编造图经与否,事实上是可以看作是归顺大唐版图的一种象征,而绝不是可修可不修的。如唐代中叶著名诗人张籍的《送郑尚书赴广州》诗就有这个意味在其中,诗曰:

圣朝选将持符节,内制宣时百辟听。

海北蛮夷来舞蹈,岭南封管送图经。(www.xing528.com)

白鹇飞绕迎官舫,红槿开当宴客亭。

此处莫言多瘴疠,天边看取老人星。^[16]

请看,朝廷命官一到,不仅少数民族“来舞蹈”,而且马上封管送上图经,可见在当时,一个地方对中央政府及时送上图经是很重要的,否则送行诗也就不必讲了。另外,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有《进西北边图经状》一文,更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难得的材料。现将状文抄录如下:

《京西京北图经》四卷。

右臣今月二日进《京西京北图》一面,山川险易,细大无遗,犹虑幅尺高低,阅览有烦于睿鉴,屋壁施设,俯仰颇劳于圣躬。寻于古今图籍之中,纂撰《京西京北图经》,共成四卷。所冀衽席之上,欹枕而郡邑可观,游幸之时,倚马而山川尽在。又太和公主下嫁,伏恐圣虑念其道途,臣今具录天德城已北,到回鹘衙帐已来,食宿井泉,附于《图经》之内,并别写一本与《图经序》,谨同封进其图四卷随状进呈。^[17]

这个简短的状文,再次告诉人们,地图和图经还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图经,不仅是最高统治者用来了解全国郡邑分布和山川形势,而且人们长途远行时,还可以作为旅途的指南,依靠它来确定行程。去过我国河西走廊的人都会深深感到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正因如此,许多文人墨客,在游览山川名胜的时候,往往还借助于它作为导游之用。众所周知,张籍的良师益友韩愈在上《谏佛骨表》以后,早上刚上的奏章,傍晚就被贬到几千里路以外的潮州,“本为圣朝除弊政”,却落得如此下场。于是他怀着满腔的义愤离开京城,一路上便借大好的山水名胜来消除胸中的积愤。将要到韶州时,便给张籍写诗一首,请代借一本图经,标题是《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诗曰:

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

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18]

人还未到,便先寄诗请借图经,目的在于每逢佳处,先打开图经作些了解,以便更好地游览。这一者说明当时各地确实皆有图经,否则如何能开口便借?再者说明图经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竟能成为文人墨客游览山水名胜的忠实伴侣。当然,关于图经的重要内容,下文将作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