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经：解读一种独特的著作之美

图经起源于何时,如何发展而来,目前说法也很不一致。如傅振伦先生认为:“图经起源于地记,其可考者有晋人挚虞的《畿辅经》。”^[10]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很不妥当,因为图经虽然是方志发展的第二阶段,事实上它却并不是起源于地记,而是与地记同时出现于东汉时代。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记载了东汉时巴郡太守但望的奏疏中已经提到《巴郡图经》,这是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最早一部图经。《华阳国志》卷一《巴志总序》是这样记载:“永兴二年(154)三月甲午,望上疏曰:‘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但望的奏疏较长,其中心议题是要求将巴郡“分为二郡”,便于管理,故将《巴郡图经》所载该郡的境界、属县、盐铁官、户口以及远县去郡的里数和乡亭去县的里数都详加列举。又据有关文献记载,东汉顺帝时侍中王逸还作过《广陵郡图经》,可见东汉时图经已经出现是毫无疑问的。不过,由于当时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的需要,不像地记那样受到重视而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可是到了隋唐时代,在大一统局面的形势下,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许多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也引起了社会风气的变化,这样,作为地方性著作的功能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于是地记编写大大减少,而图经由于政府提倡则得到迅猛的发展。方志发展从此也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至于图经究竟是怎样形式的一种著作,由于大家都未完整地见过,所以各人所说,不外都是出于想象和推测。王重民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所写的《中国的地方志》一文中说:“图经(公元六世纪至十二世纪)。最早的图经是以图为主,用图表示该地方的土地、物产等。经是对图作的简要的文字说明。晋人常璩所撰《华阳国志》记述了公元154年巴郡太守但望根据《巴郡图经》了解巴郡的境界、属县、属官、盐铁官和户口等,他所依据的文字当系地图的说明(即经)。这种文字说明,越到后来越多,图在图经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之缩小。六世纪的图经仍然有图有经,但是以经为主了。到了隋代,图经一类的地记更为普遍。大业中(605—616)‘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虞世基、郎茂等从这些材料中编成了《隋诸州图经集》100卷,可见里面包括着许多图经的。”^[11]王重民先生讲“最早的图经是以图为主”,显然就是出于推测,因为最早的图经并未流传下来,加之文献也没有详细而明确的记载。一般说来,土地、疆界、城邑、山脉、河流等用图表示,自然可以理解;物产皆以图表示,则难以想象,是否像后来《本草纲目》那样,对各地所有物产皆绘之以图?至于说但望“所依据的文字当系地图的说明(即经)”,同样是出于推测,因为《华阳国志》并无这样记载。对于上段文字还有两点需要指出,一者是“到了隋代,图经一类的地记更为普遍”,讲法并不确切,图经和地记虽然都是方志发展早期的两个阶段,但两者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区别,况且到了隋代,更为普遍的乃是图经而不是地记,关于这点上文已经作了论述;二者是讲“虞世基、郎茂等从这些材料中编成了《隋诸州图经集》100卷,可见里面包括着许多图经的”说法也不太确切,恐怕他们是从各地所上之图经汇编而成《隋诸州图经集》100卷,正像《隋书经籍志》所载,南齐时陆澄收集了160家著作,依成书先后为序,编成《地理书》149卷。到了南朝梁,任昉又在陆澄所编《地理书》基础上,增收了84家,编成《地记》252卷。可见这个《地记》集并非陆澄、任昉自己所编修,而是他们所汇编。

关于图经的形式,王永兴先生1987年在为《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也是这样说:“根据制度的内容以及‘图经’这一名称,这些地方志应以图为主,而辅之以文字说明。仲荦先生辑录在此书中的地方志都是残卷,因此其地图部分可能已亡佚,所残存者只是很不完全的文字部分了。”看来这个说法似乎离谱更远了些。王重民先生还说,“最早的图经是以图为主”,越到后来,图的“地位和作用因之缩小”,6世纪的图经“是以经为主了”。不管怎么说,这个结论还是近乎事实。唐代的图经残卷已经放在面前,特别是敦煌图经残卷中《沙州都督府图经》存者近乎3丈,所记内容有水、渠、壕堑、泽、堰、故堤、殿、咸卤、盐池、湖泊、驿、州学、县学、医学、社稷坛、杂神、异怪、庙、冢、堂、土河、古城、张芝墨池、祥瑞、歌谣等25种之多,内容字数之多已经相当可观,却丝毫没有图的痕迹,还说以图为主,于情于理都是讲不通的。再看被后人定名为《沙州伊州地志》,是唐光启元年(885)写本,实际上也是一部图经残卷,残存内容也相当多,所记有各州县的户数、公廨、乡数,各县又分寺、观、烽、戍的名称,山川、湖泊、古迹、风俗等,与《沙州都督府图经》基本相同,也不见有图的痕迹。因此,说隋唐时代图经是以图为主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www.xing528.com)

我们认为,所谓图经实际上是指这种著作卷首都冠以各种地图,并不是说皆以图为主。不妨请看三个例证:第一,据文献记载,隋炀帝时于大业五年(609)命秘书学士修成《区宇图志》1200卷,“卷首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其图上有山川城邑”。^[12]这种《区宇图志》,实际上也可以称它为《区宇图经》。第二,大家比较熟悉的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原来也是有图,如今流传下来的仅为《元和郡县志》了,图也失传了。当日有图时显然也是放在卷首。同样,我们也可以称其为《元和郡县图经》,因为古人常将“经”、“志”两字互用,图经亦即图志。北宋时,中央曾多次下令要求全国编修图经,因此,全国各地都在编修,宋人周在《清波杂志》中就曾这样讲:“近时州县皆修图志,志之详略,系夫编摩者用力之精粗。”这里就将图经称为图志。又如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苏通判为作《善政侯祠堂记》云:“善政侯琅玡王公讳元,册封之典,《图志》载之备矣。”^[13]很显然,这个《图志》亦就是图经。第三,我们再举南宋绍兴九年(1139)所修之《严州图经》,卷首有图9幅:《子城图》、《建德府内外城图》、《府境总图》、《建德县境图》、《淳安县境图》、《桐庐县境图》、《遂安县境图》、《寿昌县境图》、《分水县境图》。以下内容则先讲严州府,再后则分县编修。这就是图经,我们有什么理由能说图经应以图为主?值得注意的是,王象之《舆地纪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在著录《严州图经》时,皆作《新定志》;就是郑瑶所修《新定续志》(也称景定《严州续志》)卷四《书籍》门,在著录此书时亦称《新定志》。可见当时人是将志与图经视作同一概念。需要指出的是,北宋时期,沿袭唐五代编修图经的制度,自建国之始便一直重视抓各地图经的编修,尽管各州县都先后修了图经,但流传下来的却实在太少,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无过于北宋朱长文元丰七年(1084)所撰的《吴郡图经续记》3卷,由于已经无图,所以只好以南宋最早修的图经为例。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完全有把握下这样的结论:图经是一种有图有文的地方区域性的著作,是很有价值的一种地方文献,它是方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然具有地方志的许多特征。不过它绝不是像有些论者所言,是以图为主,而它的图一般都是放在全书的卷首。这个结论正是在看了敦煌图经残卷后才得出的。因为敦煌图经残卷还可以告诉我们,唐代图经的结构与内容和宋人所修的图经基本格调是一致的。关于这点,我们将在下文作详细的比较和论述。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敦煌图经残卷帮助我们拨开迷雾,揭开盖在图经上的面纱,看清了图经庐山真面目。否则还必然继续着猜宝式的研究,“图经以图为主”的结论也势必将一直流行下去。单就这一点而言,敦煌图经残卷的发现,在方志发展史的研究上已经起到了无可代替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