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隋唐统治的先后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有了非常明显的加强,而那盛极一时的世家大族势力逐渐在削弱,这是图经得以盛行的重要原因。隋统一全国以后,曾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措施。如改革地方行政机构,由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制,裁减不必要的机构,便于政令的推行。汉魏六朝时期,州、郡、县长官权力很大,可以自行选用下级僚佐,从而使世家大族把持了本地大权。针对这一情况,隋文帝开皇三年(583)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并且“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1]。于是全国大小官吏,悉由吏部管理任免,特别是县佐还规定须用别郡人,不得用本地人,这一条应当说非常重要。这些措施的实行,使那些世家大族失去了把持地方政务的特权。在隋统一之际,南方的门阀世族已经腐朽没落,山东的世家大族亦已在逐步衰落,通过各项政治、经济改革,更进一步促使其不断衰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规模巨大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不仅一度打乱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而且首当其冲的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制度、世家大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使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势力都大为衰落,出现了所谓“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2]的现象。在唐朝政权建立以后,这些旧的世族尽管在社会上仍有很高的地位和一定的影响,但往日那种显赫声势却一去不复返了。当然这些门阀地主并未因此就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以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世族,仍是以士大夫自居,妄自尊大,嫁女时必多方索取聘礼以抬高其身价。这种情况,甚至使得唐太宗也深深感到不安,认为如果再听其发展下去,势必严重影响社会风气,动摇新的封建政权巩固。所以他在一次诏令中就曾严厉指出:“自号膏粱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以惩革,惟此敝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各合典礼,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3]这就说明,这些世家大族虽然已经无权无势,但其虚名在社会上还有影响,并且令人向往。唐太宗唯恐这个余波乱人伦,亏名教,扰乱社会风气,于是采用编《氏族志》为手段,借以压低世家大族的地位。将法令制度通过编写谱牒著作形式,把全国旧望与新贵的地位进行一次大调整并加以固定下来,使那些本不为士族的新贵们进入了土族行列,自然也就压低了原有旧士族的社会地位。后来武则天当权,又通过唐高宗下诏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这就把士族的范围更加扩大,进一步促进了士、庶合流。改订《姓氏录》,是对旧士族营垒的更大一次冲击。总之,唐代通过多次大型谱牒的编纂,用政治手段,重新评定了姓氏门第,突出皇室和功臣地位,压制旧的门阀势力,削弱门第观念,通过谱牒著作这种形式,使之合法化,六朝以来的豪门士族经过多次冲击,确实已经衰落凋零。唐朝后期参加过政治革新运动的政治家、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可以视为这种衰落凋零的真实写照。显赫一时的王谢等世家大族,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风。门阀制度的消亡,世家大族的衰落,这就意味着大量产生地记的温床已经崩溃,由于政治的需要,代之而起的便是图经的盛行。以后即使还曾出现过一些称为某地记的著作,但它们也已失去了往日那种特有的功能。
隋朝政权建立以后,首先遇上的便是六朝以来设置的侨置州郡所带来的麻烦,因此,隋朝初年,杨尚希就已看出“天下州郡过多”的弊端,他在给隋文帝的上书中指出:“自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改。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4]地方机构重叠,官吏冗多,国家“租调岁减”,而“资费日多”。这种局面可谓由来已久,自从西晋永嘉以后,各少数民族贵族先后在北方建立了许多政权,迫使中原广大人民大量流向江南,而南下的世家大族,本来就互相标榜门第与郡望,就如刘知幾所说,他们“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5],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是“人轻寒族”,“世重高门”。到了南方以后,自然不愿意丢掉自己的金字招牌,还想方设法将自己的郡望搬到南方。于是侨置州郡便在江南纷纷出现。故刘知幾在《邑里篇》又说:“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吴、越之乡,州编冀、豫。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王仲荦先生对这种现象非常风趣地说:“地望在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有如解放前在大城市中的某姓公馆标以某姓生地如‘合肥李公馆’、‘常州盛公馆’者然。倘使琅玡王氏、陈郡谢氏为了流寓江南而变成了丹阳王氏、会稽谢氏,那就等于取消了他们的高贵标帜,因此,他们也必会提出:琅玡(或陈郡)‘既是望邦,衣冠所系,希立此郡,使本壤族姓,有所归依’了。”[6]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境内设置了第一个侨郡——南琅玡郡(为了和北方的琅玡郡区别,故加“南”字)。此后又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界内侨置南徐州和南兖州,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市)界内侨置南青州,在芜湖界内侨置南豫州等州一级的地方机构,在今天江苏常州不仅侨置南兰陵郡,而且还有南兰陵县。据统计,仅在今江苏便设置十五六个郡级和60多个县级的流寓郡县,搞得杂乱无章,名实相违。所以还在南朝齐的时候,沈约写《宋书》时,已经感到头绪纷繁,难以详书。在《宋书志序》里,他就曾大发议论,指出:“魏晋以来,千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立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徙江外。……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伫鸿雁之歌,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既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迁流,迄无定托,邦名邑号,难或详书。”这就说明,东晋南朝以来,地方行政区划和机构设置,既多且乱。所以还在隋朝初年,杨尚希便上书建议,应“存要去闲,并小为大”。于是开皇三年(583),隋文帝根据这个建议,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还合并一些州县,裁减了不必要的机关和官吏,自然也就节省了封建国家的开支。既然要整顿州县,就必然要整顿版籍,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国家赋税的收入。隋建立之前,山东和南方的世家大族,他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雄厚的经济力量,占有大量的部曲、奴婢,还荫庇着为数众多的“浮客”,使得国家控制的人口很少,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收入。所以隋文帝即位后,于开皇五年(585)先后实行了“大索貌阅”和“输籍法”两项措施,目的就在于严格核对户口,“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7]。图经的编修,显然亦是为了配合这些措施的施行。通过图经的进呈,可以进一步了解全国所置州县的现状,诸如疆域的区划、户口的多少、赋税的增减、物产的品种等均可得知。所以我们说,消除东晋以来侨置州郡所造成的混乱,整顿地方行政区划,加强户口控制,乃是隋朝大修图经的重要因素。
方志既是史学的旁支,因此修史制度的变化,必然给方志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隋唐以前,中国史书大都出于私家一二人之手,虽有官修史书,也只不过是个人接受皇帝的命令而编写罢了,与私人撰史并无多大区别。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撰史之风大为盛行。和以前相比,这一时期的史学不仅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而且出现了不少新的特点,除正宗的编年、纪传等史著形式外,还出现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地记(方志初期形式)、谱学等著作形式,这一者与褒贬人物的史学思想发展有关,再者与世家大族把持地方政治、经济,进而左右中央政权有关。隋唐以后,情况不同了。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不仅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措施,而且抓了意识形态。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五月癸亥,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8]。这就是说,不仅把国史的纂修大权垄断在中央政府手中,就连私人评论人物的著作也一律禁止。然而地记之中,人物传记是其重要内容,这么一来,它的发展就明显地受到限制。隋文帝为什么要禁止私家评论人物?显然是针对旧的世家大族势力。因为他们向来标榜自己门第的高贵、郡望的优越,借品评人物而相互吹捧或自我吹嘘,这种风气若再让其泛滥,势必将侵蚀、危害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故而下令禁止。可见社会舆论的重要性历来都很受政府重视。(www.xing528.com)
另外,选举制度的变化既然影响史学思想的发展,很自然的也要影响地方志的发展。不论是两汉的察举,还是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都需要对人物进行品评褒贬。而这种品第人才的选举制度,又都积极地影响着褒贬人物的史学思想的发展,所以汉魏六朝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著占据了绝对的地位,并在其直接影响下,产生了大量的为门第制度服务的人物传记、谱牒著作和各种地记。隋朝开始,采用了科举选士制度,到了唐代,并确立为选拔官吏的主要制度。这种科举制与以前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不同,它是以才取士,无需对人物进行褒贬品第,更不受门第郡望的限制。由于这种制度选举用人是“以文章进”,而不“以门第进”,加之世家大族皆已凋零,因而当时官场中做官反以进士出身者为荣,社会上甚至认为“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9]。从而引起以褒贬人物为中心的史学思想发生相应变化。同时,选举制度改变以后,社会上议论中心也随之发生变化,以往议论都是集中在人物上,而现在所关心的却是哪一种制度更为有利于加强封建国家的统治。这种政治上的要求,自然也要直接反映到史学思想上来。加之隋文帝的明令禁止私人修史、臧否人物,唐朝更设立史馆,专门从事修史工作,将纪传体正史编修权全由政府掌握。需要与可能,使得史家的注意力不得不有所转移,于是主通明变的史学思想继之而起,研究历代典章制度发展变化的史学著作亦相应产生,杜佑的《通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记一朝一代典章制度的会要体史书。这类史学著作的出现,对后世方志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总之,由于朝代的更替,社会的发展,各种制度的变化,政权中心的转移,中央集权的加强,图经终于取代了地记而行使其历史的使命。因此,隋唐五代图经的发展,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社会发展必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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