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记和图经是我国方志发展史上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的两种著作名称,反映了方志发展的两大阶段。说来也很有意思,这两种著作却都产生于汉代,更确切点说都同时产生于东汉时代,由于其所适应的服务对象有所不同,因此,各自得以发展的时代也就不同。地记主要适应于为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分裂割据服务,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间图经虽亦时有出现,但数量毕竟很少;而图经主要适应于为统一的中央集权服务,因此到隋唐时期就因统治者所提倡而成为发展的主流,地记则明显地退居次要地位。以前曾经有人以此为题写过文章,但未能讲到问题的实质,仅罗列了一些现象,并且不少说法很不准确甚至错误,因此乃以旧题新作。
地记最早还是以风俗传的名义出现,并且是由最高统治者提倡开始的,《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小序曰:“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这一段话实际上有三层意思:第一,东汉光武帝刘秀为了表彰乡里之盛,诏撰了《南阳风俗传》,其内容所记皆为这里的人物、风俗、山川、物产等,而并非单纯人物传记。这么一来,于是沛、三辅、鲁、庐江这些地方亦都相继仿效而作。第二,“郡国之书,由是而作”。编写郡县方面的著作,从这个时候便开始了,因为这里“国”字是指县。古代学者一般都将最早的方志著作称作“郡书”、“郡国之书”。第三,这种著作开始亦多由史官而作,故称“史官之末事”,所以这种著作亦是史学的一个支流。文字虽然不多,作用却是很大,它确切地记载了方志的起源正是东汉产生的地记。令人不解的是方志学界有些人对此记载不仅视而不见,而且还是紧紧抱着《周官》、《禹贡》、《山海经》来谈方志起源。正史记载都不相信,反将《周官》奉为经典,如此研究何以取信于人!上述《南阳风俗传》和《关东风俗传》等书,虽名为传记,实际已包含风俗等内容,兼有人物传记与地理性质,已成为最初形态的地记。有的人不了解此情况,总以为凡是称传者自然都是讲人物,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南阳风俗传》、《关东风俗传》是这种性质,《陈留耆旧传》、《襄阳耆旧传》亦是如此。就以圈称的《陈留耆旧传》而言,《隋书经籍志》著录于“杂传类”,2卷,而在“地理类”又著录有《陈留风俗传》,3卷。对此,清人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十一考证曰:“《陈留风俗传》三卷,圈称撰。案此《风俗传》与《耆旧传》本为一书,前世著录家乃分出《耆旧传》二卷入杂传,而此连《风俗传》并入于地理,务欲各充其类故也。《唐经籍志》总入此类,《新志》则两头互见。”可见圈称之传,并不单记人物。又如习凿齿的《襄阳耆旧传》,虽然大多称其为《襄阳耆旧记》,终因有“耆旧”二字,往往也被误认为单纯的人物传记。因为《隋书经籍志》也是将其入“杂传类”,而新、旧《唐志》并作《耆旧传》,《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也都作《耆旧传》。晁公武对此作了辨证,《郡斋读书后志》卷一曰:“《襄阳耆旧记》五卷,晋习凿齿撰。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隋经籍志》曰《耆旧记》,《唐艺文志》曰《耆旧传》,观其书记录丛脞,非传体也,名当从《经籍志》云。”为什么在看法上与分类上会产生如此分歧呢?正足以说明它是两者性质兼而有之,所以目录学家各取一端,这正反映了地记初产生时的形态。随着不断的发展,以后名称遂都归于称某某记或某地记。需要指出的是,地记这种著作所以会非常风行,同当时的门第制度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门第制度需要标举郡望,以显示自己门第的高贵,因此,单纯夸耀本地人物出众显然还不能满足要求,还需要宣传产生这些杰出人物的地理条件等的优越性,于是那些单写人物的传记已经满足不了这个要求。这样一来,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与地方性的地理著作两者走上结合的道路,这就产生了第三种著作形式——地记。而在产生初期,还都称为某某风俗传、某某耆旧传,原因也就在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著作不仅数量不断增加,内容不断丰富,名称也就逐渐趋于统一,而人物传则相反,产生数量在逐年减少。我做过一个数字统计:
数字表明,地记不仅是直线上升,而且增加速度快得惊人,三国时为人物传的1．5倍,两晋时达到3倍,南北朝时已为9倍了。而从总数来讲,亦为3．5倍。可见当时地记发展的生命力是十分旺盛的。同一个时代,就曾产生数人同写一个地方的地记:
《冀州记》:在晋曾有裴秀、荀绰、乔潭先后写过。
《会稽记》:在晋曾有孔晔、贺循、虞预先后写过。
《洛阳记》:在晋曾有华延隽、陆机、戴延之、杨侩期先后写过。
《荆州记》:在南朝宋曾有盛弘之、庾仲雍、郭仲产、刘澄之先后写过。
《湘州记》:在南朝宋曾有庾仲雍、郭仲产、甄烈先后写过。
从统计中我们还发现,有的人曾先后写过好多部地记。比较典型的有南朝宋刘澄之曾先后写过《扬州记》、《豫州记》、《荆州记》、《江州记》、《鄱阳记》、《广州记》、《梁州记》,共7部之多。其次则为南朝宋郭仲产先后写过《秦州记》、《仇池记》、《荆州记》、《南雍州记》、《湘州记》,共5部。南朝宋史学学士山谦之一人也撰写了《丹阳记》、《南徐州记》、《吴兴记》、《寻阳记》4部。至于一人撰写2部的,那就相当普遍了。所以会产生上述这种现象,只要稍作考察便可发现,有许多地记作者在某地任过官职,有的实际上就在任官期间所作。因为当时社会上特重世家门阀,因此,官吏们到某地任职,必须对当地的世家大族有所了解,这样可以避免在施政过程中触犯他们的利益。特别是当时的取士制度,推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与族姓、门第有着密切的关系,并非任何有才华之士皆可得到荐举。因为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实际上就是保护世家大族利益、促进门第制度发展的用人制度,选举的标准不是以人才优劣为本,仅以门第高下为据,于是“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1],实际上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不成文法,可见当时的族姓、社会地位、权利是密切相连。结果便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2]的现象。既然如此,所以主管选举之官,尤其必须熟悉本郡世家大族的家世和社会地位,否则荐举错了,不仅触犯了世家大族的利益,而且自己亦有丢官的危险。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这样讲,编撰地记,对于地方官吏来说,实际上已成为政治上的需要。这也正如当时地方官吏需要熟悉谱学一样。史书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主管选曹者非精于谱学不可,以便熟悉每个族姓人物的状况。故南朝宋刘湛为选曹,就曾自撰《百家谱》,以助铨叙,最后竟成为谱学家。这与地方官撰写地记,其精神自是一脉相通。当然,当时许多地方官也大都出身于世家大族,其中还必然存在相互庇护的关系,自然都属情理之中。如《益州记》作者李膺,据《南史》记载,曾任“益州别驾,著《益州记》三卷行于世”。《衡阳郡记》作者,据《梁书》本传载,齐高帝时,“除衡阳内史”,有政绩,其书显然作于任职期间。《临川记》作者荀伯子,《南史》本传载,曾为尚书左丞,出补临川内史。《荆州记》作者范汪,曾作过荆州留守。《江州记》作者梁元帝萧绎,任过江州刺史。《洛阳记》作者陆机,亦出仕洛阳多年。至于崔鸿之撰《西京记》、陶季直之撰《京邦记》、薛寘之撰《西京记》、姚察之撰《建康记》,他们大多供职京师,更具优越条件。尤其是崔、姚诸人,又多身居史职,写史本是分内之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目的在于做到论据可靠,若仅列三两部,也许有人会说是出于偶合;数量多了,自然就很难说是巧合了。还有很大一部分地记的作者,其本人就是出身于该地的世家大族,贺循作《会稽记》、顾夷作《吴郡记》,就是当地人所撰地记中较为突出的两部。我们知道,贺、顾两姓是江东的两个大姓,就连司马氏过江重建政权,都得拉拢他们以便取得其支持,势力之大,可以想见。《徐州人地录》的作者刘芳,不仅是徐州本地的名门望族,加之又是帝王之后,自己又身任徐州大中正,操持着“定门胄,品藻人物”[3]大权的官吏,拥有选拔用人之大权。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的刘芳,亲自撰写《徐州人地录》,其用意显而易见。《三晋记》的作者王遵业,乃太原晋阳人。而太原王姓则又是当时的著姓,累世显贵,世称“
王”,他本人曾“位著作佐郎”,后又历任高官。《襄阳耆旧记》作者习凿齿,襄阳人,史称“宗族富盛,世为乡豪”,自己又在仕途。他们都分别撰写地记,目的很明显,就是要维护他们所拥有的特殊社会地位、权势和利益,以宣扬自己门第的高贵、郡望的优越、人才的出众。根据上面这些事实,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绝大部分的地记作者,不是出身于该地的高门大族,便是在该地任官,他们与该地的世家大族有着血肉难分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所写的地记,直接是为这个郡望门第服务的。对于这种地记的弊病,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就曾多次提出批评,指出:“夫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4]又说:“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5]刘知幾的评论,言语虽然很简单,但却抓住了要害。既指出了这种郡书著作意图,在于“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又指出这种著作大多由“乡人学者,编而记之”。它和那些地理书一样,也都是“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6]。这些评论,确实都符合当时这些著作的实际情况。所以要“矜其乡贤”,“竞美所居”,目的无非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显耀门第的高贵、郡望的优越,以维护其门第制度下的特殊社会地位和权益。正因如此,所以我在拙著《方志学通论》一书中早就指出:“谱学和地记,都是为了维护世家大族利益、巩固门第制度而形成的两种史学方式,它们产生的社会条件和肩负的任务都是一致的,都是世家大族所建立的庄园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可以说是一根藤上结出两个不同形状的瓜。可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所以会衍生出两个旁支——谱学、方志,绝不是出于偶然。当时的社会现实既向人们提出了要求,同时又提供了产生的土壤和温床。这就进一步说明,地记乃是时代的产物,它负有时代的使命,因此,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它的产生,绝不是凭空而降,而是有本有源,那种脱离时代背景,孤立地用某部著作来说明方志的起源,不仅不符合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而且是徒劳无益的。总之,郡望观念是在门第制度下产生的,标举郡望,则在于显示门第的高下,而门第的高下,与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宣传郡望的优越,以巩固门第制度,这就是地记产生后所肩负的社会使命。”
其实“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的思想,有些地记还为我们留下了不少证据。如虞预的《会稽典录》,就曾借朱育的口讲出了会稽所以会人才辈出的原因:就是因为会稽所处的优越地理环境,“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以忠臣系踵,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这就是说,会稽所以会产生那么多杰出人物,忠臣、孝子、才士、贤女,就是因为有异于他处的良好的地理环境,人物英杰是因为地气灵秀,“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又如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的《先贤士女总赞论序》中亦说:“华岳降精,江汉吐灵。济济多士,命世克生,德为世隽,干为时贞,略举士女,表诸贤明。世济其美,不陨其名。”同样是说,由于有“华岳降精,江汉吐灵”,所以才使得这一地区人才济济,远胜他处。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当时所以要编写地记,地记又所以要包含人物与地理两大内容,正是由当时社会风气所决定。而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人杰地灵”思想的具体体现,只不过到了唐初王勃才在《滕王阁序》中将其概括提出而已,后来方志定型以后,许多地方志作者仍相沿袭而不改。直至今日,新方志编修中,不少新修方志为了表述本地人才出众,照旧说其原因在于“人杰地灵”。最早出于为世家大族服务,以夸耀本乡本土为著述宗旨的地记,其思想影响竟会如此深远,令人感慨。无数事实证明,某地是否产生杰出人物,决不单纯取决于地理环境是否优越。因此,对于传统著作中的许多思想和术语,必须本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精神,切勿完全照搬。我们认为还是提“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士”为好,因为穷山恶水之乡,照样会产生许多杰出人物。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地记在开始产生的时候,人们对于名称似乎并不大注意,因此,有的称志,有的称传,有的称录,有的称记,并不统一,但从后来发展趋势看,称记者为多,称志者也不少。尽管当时出现的名称不一,但这种地记的内容,不外乎都有山脉河流、地理沿革、风土人情、主要物产、人物传记等等。这种著作当时相当普遍,作者和时代都确切可考者尚有130多种,还有许多是作者不详或时代无考者,数字还相当大。当然更多的则是连书名也未留传下来。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州郡设置一直不断变化。当时行政区划虽然都是用州、郡、县3级,但各个时期州、郡的大小和多少并不一致。西晋末年,全国有州21个。南朝宋有州22个,有郡238个。南朝齐有州23个,有郡已为395个。北魏有州130个,北周有州211个,有郡508个。这还仅是举例而言,此时所有朝代国家设置州郡数字当然很大,平均每个州郡编写一部地记,其数字就相当可观了。南朝梁任昉在前人基础上,编成《地记》252卷,这是一部地记汇编,有人将其视作为一部地记,显然是误解。当然,这部汇编中也还有部分不是地记,而是单纯的地理书,因此,还不能说它就包含了252部地记。这种地记进入隋唐以后虽然没有广泛发展,却也从未中断。有人说地记之名早在北宋即已基本消失,我们认为这个结论是毫无根据的。海外华人学者陈正祥先生在《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作了统计,宋代以记为名的地方志书尚有82种之多。我们又根据《中国古方志考》所载,参以《宋史艺文志》以及上书所举,计得出书名、作者均可考者有41种,其中不少还常被舆地著作所征引,如宋敏求的《东京记》、林世程的《闽中记》、吴机的《吉州记》、黄元之的《金陵地记》、范致明的《岳阳风土记》等书影响更大。可见地记之名在北宋不仅没有“基本消失”,而且还出了一批影响很大的著作。学术研究必须老老实实,切忌无根据的信口而言。
开头我们讲了,图经与地记同时产生于东汉时代。但是傅振伦先生却认为图经起源于地记,他在《从敦煌发现的图经谈方志的起源》一文中说:“图经起源于地记,其可考者有晋人挚虞的《畿辅经》。”[7]此说明显很不妥当,因为图经在东汉确实已经出现。《华阳国志》卷一《巴志总序》有这样记载:“永兴二年(154)三月甲午,(但)望上疏曰:‘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这是东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奏疏中的一段,奏疏较长,其中心议题是要求将巴郡“分为二郡”,便于管理,故将《巴郡图经》所载该郡的境界、属县、盐铁官、户口以及远县去郡的里数都详加列举。这是我们今天所能知道有确切记载的一部图经。又据有关文献记载,东汉顺帝时侍中王逸还作过《广陵郡图经》,这是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有具体作者的最早的图经,作者还是一位学者,著有《楚辞章句》行于世。可见东汉时图经已经出现,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的需要,不像地记那样受到重视而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可是到了隋唐时代,在大一统局面的形势之下,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许多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也引起了社会风气的变化,而作为地方性著作的功能也相应发生变化,于是地记编写大大减少,而图经由于政府的提倡而得到迅猛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地记编修的减少,图经的盛行,可视为中央集权战胜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的一种表现。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向人们展示,随着隋朝的建立,各种制度产生变化,特别是中央集权的加强,图经终于取代了地记而行使其历史的使命。同时它告诉人们,隋唐五代图经的发展,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图经是一种什么样的著作?由于大家都未见过,所以各人所说,不外乎都是出于想象和推测。有人说图经就是地图加文字说明,还有说图经是以图为主,这两种说法都没有任何文献为依据,明显是错误的。事实上敦煌图经残卷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特别是《沙州都督府图经》存者近乎3丈,所记内容有水、渠、壕堑、泽、堰、故堤、殿、咸卤、盐池、湖泊、驿、州学、县学、医学、社稷坛、杂神、异怪、庙、冢、堂、土河、古城、张芝墨池、祥瑞、歌谣等25种之多,内容字数之多已经相当可观,却丝毫没有图的痕迹,若说是以图为主,于情于理都是讲不通的。再如被后人定名为《沙州伊州地志》的残卷,其实也是一部图经,为唐光启元年(885)写本,残卷内容也相当多,所记有各州县的户数、公廨、乡数,各县又分寺、观、烽、戍的名称,还有山川、湖泊、古迹、风俗等,与《沙州都督府图经》基本相同,却也不见有图的痕迹。因此,我认为那种说图经是地图加文字说明是没有根据的,而认为图经是以图为主的说法同样是没有根据的。而持此说者并非一人,且都为大家名家,更加令人费解的是他们都亲自阅读过敦煌图经残卷。可见做学问必须善于思考,不能人云亦云。我们认为,所谓图经就是指这类著作卷首都冠以各种地图,并不是说都要以图为主。不妨看以下事实:第一,据记载,隋炀帝于大业五年(609)命秘书学士编成《区宇图志》,全书1200卷,“卷首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其图上有山川城邑”[8]。第二,唐代学者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原本是有图,如今流传下来仅为《元和郡县志》了,图也失传了,当日有图时显然也是放在卷首。对于这部书,当日有图时我们同样可称其为《元和郡县图经》,因为古人常将“经”、“志”两字互用,图经亦称“图志”,宋人周
在《清波杂志》中就曾讲过:“近时州县皆修图志,志之详略,系夫编摩者用力之精粗。”这里就将图经称为“图志”,因为北宋时曾多次下令全国编修图经,所以才有“近时州县皆修图志”的现象。特别是《宝庆四明志》作者在《序》中还特地将图经易名为“志”的原因加以论说,“四明旧有《图经》,成于乾道五年(1169)”。开宗明义说明四明早已修过图经,还在大观初已经修过,但未能流传下来,而这次所修则以乾道所修为底本,“成二十一卷,图少而志繁,故独揭志名,而以图冠其首”。可见开始编修时还称图经,成书后为了名副其实,“故独揭志名”,改称曰志,因而就有《四明志》,而不再是《四明图经》。第三,北宋元丰七年(1084)朱长文作《吴郡图经续记》3卷,完整地传了下来,却未见有图,是原书未作图,还是未流传下来,已不得而知。而自己所作的《序》中云:“吴为古郡,其图志相传固久。自大中祥符中诏修图经,每州命官编辑,而上其详略,盖系乎其人。”这里又将图志、图经相提并论,可再次证实古人志、经之互用,而此书名曰《图经续记》,却不见有图。第四,我们再看南宋绍兴九年(1139)所修之《严州图经》,卷首有图9幅:《子城图》、《建德府内外城图》、《府境总图》、《建德县境图》、《淳安县境图》、《桐庐县境图》、《遂安县境图》、《寿昌县境图》、《分水县境图》;以下内容则先讲严州府,再后则分县记述。这就是图经,有什么理由能说它是以图为主呢?我们知道,北宋建立以后,一直沿袭着隋唐五代编修图经的制度,尽管各州县都先后修了图经,但流传下来的同样不多。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可视为北宋所作图经的代表,它与隋唐时期的图经相比,在体例、形式上并无多大变化,只不过越到后来,内容更加丰富而已。可见那种认为图经是以图为主的说法,完全出于望文生义而已,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可取的。
隋统一以后,由于各种制度的变化,特别是为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从而使图经得到蓬勃发展。唐和五代也都实行了编修图经的制度。可惜的是,作为隋朝政府的正式规定,至今尚未见到,而唐和五代史书都已见到明确记载。问题在于这些朝代所修的那么多图经,竟连一部也未完整地流传下来,因而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著作,后人可以说一无所知,因此产生猜测和误解也就在所难免了。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学者在其诗文中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点滴资料,特别是敦煌图经的发现,总算为我们解开了千古难解之谜。笔者已发表了《从敦煌图经的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的发展》一文,作了专门的论述。至于隋代的图经,根据前人考订成果,我们现在能够知道成于隋的图经尚有18种之多,当然这并不是说隋只修了18部。并不像有的文章所说“有隋一朝三十余年,各地共修图经六种”。我们不能说我知道几种,就说人家当时只修了几种。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炀帝时尚书左丞郎茂曾汇编了《隋诸州图经集》100卷,这是一部汇集全国各地图经编纂而成的隋代图经总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隋朝图经的发展概况。因为郎茂曾任“尚书左丞,参掌选事”,有可能看到全国进呈的图经,否则要以一人之精力而纂辑全国各地之图经是很困难的。另外,上文已经讲了,隋炀帝命修1200卷的《区宇图志》,当然与各地编修图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了各地图经的进呈,才有可能修出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来。就像后来元明清三代在修《一统志》之前,要各地普遍编修府、州、县志,其道理是一样的。
到了唐代,图经编修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政府已经设立专门官吏管理此项工作,并明确规定编修期限和办法。《新唐书百官志》“兵部尚书”条载:“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堠、坊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又《唐会要》卷五十九,“职方员外郎”条记载:“建中元年(780)十一月二十九日,请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复故。”将这两条材料联系起来看,下文中“州图”很可能就是指州图经。古代书籍传抄常有漏、衍之现象,况且图经本身就必有图。可见唐代图经编修,原规定为3年一修,后改为5年。但遇到特殊情况,如“州县增废”、“山河改易”,则随时都要造送。这一制度,到了五代亦未曾间断。对此,《五代会要》为我们留下很好的证据。该书卷十五“职方”条曾这样记载:
长兴三年(932),五月二十三日,尚书吏部侍郎王权奏:“伏见诸道州府,每遇闰年,准例送尚书省职方地图者。倾因多事之后,诸州道府旧本虽存,其间郡邑或迁,馆递增改,添增镇戍,创造城池,窃恐尚以旧规录为正本,未专详勘,必有差殊。伏请颁下诸州,其所送职方地图,各令按目下郡县城池,水陆道路或经新旧移易者,并须载之于图。其有山岭溪湖、步骑舟楫各得便于登涉者,亦须备载。”奉敕:“宜令诸州道府,据所管州县,先各进图经一本,并须点勘文字,无令差误。所有装写工价,并以州县杂罚钱兑,不得配率人户。其间或有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不得漏略,限至年终进纳。其画图候纸到,图经别敕处分。”(www.xing528.com)
这段资料为研究图经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反映了统治者对其非常重视。隋唐两代尽管都重视图经的编修,却都未能留下如此丰富而具体的资料,所以当20世纪80年代初查得此段材料时,真是如获至宝,当时就引入正在撰写的《方志学通论》书稿之中,但因各种原因,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长兴”是五代后唐明宗第二个年号,这段文字可以说明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五代统治者同样重视图经的编修,平时,各州府都存有图经“旧本”。第二,制度虽然规定遇闰年各地州县应造送地图、图经,可是地方官为了例行公事,便将旧存之本抄录上报,势必不能反映各地的变化,必须防止此类事情发生。第三,地图和图经明显是两回事,并不像有的人所说图经就是地图加文字说明。这个资料说明,地图与图经内容都有具体要求,地图所载内容偏重于为军事服务,而图经内容则更加丰富,两者区别很大,况且地图还可以附在图经之中,成为图经的一部分。第四,图经内容,文中有着明确规定:“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虽然只有16个字,但所包括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如“古今事迹”实际就包括了本州县历史发展、建置沿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故事传说等等;“土地所宜”,是指这个州县适宜于种植哪些作物,也就是后来“物产”两字所代替;“风俗所尚”,既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各种习俗风尚,还包括是否能歌善舞。中央政府所以要了解这些,目的在于确定向这些地方征收什么,要其进贡什么。第五,图经编修不像地图那么简单,需要相当多的经费,所以文中还特地说明经费开支的出处。综观上述内容,我认为这段资料对于研究隋唐五代图经编修至关重要,有了这个资料再加上敦煌图经残卷,所有隋唐五代有关图经的谜团,全部都可以依次解开。
唐代所修图经,据各种文献记载所能知道的约有38种之多,而刘纬毅的《汉唐方志辑佚》一书中,有“约为唐人所作”者尚有80余种,说明唐代图经编修非常普遍。从有些诗文记载来看,真可谓随处可得。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因上《谏佛骨表》而被贬潮州。他怀着满腔的义愤离开京城,一路上便借大好的山水名胜来消除胸中的积愤。将要到韶州时,便给张籍写诗一首,请代借一本《韶州图经》,标题是《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诗曰:
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
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
人还未到,便先寄诗请借图经,目的在于每逢佳处,先打开图经作些了解,以便更好地参观游览。这一者说明当时各地确实都有图经,正如王权奏疏所言,诸道州府都存有“旧本”(其实系进呈后所留之副本),否则如何能开口便借。再者,说明图经内容相当丰富,竟能成为文人墨客参观游览山水名胜的忠实伴侣。既然如此普遍存在,为什么一部也没有留传下来呢?原因在于这些图经的编修,大多出于政府的功令,其内容学术价值不高,加之内容中许多重要部分已为当时各种地理著作所收入,自然就无人再去收藏这些公文档案了。同时大量事实证明,越是容易得到的书籍,越是容易失传,原因在于人们不注意收集保存。还要说明的是,正由于唐代图经普遍地、大量地编修,这就为编修全国性的地理著作创造了条件,因而先后产生的全国性的区域志、地理书很多,如《括地志》、《长安四年十道图》、《开元十道要略》、《贞元十道录》、《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元和郡县图志》、《域中郡国山川图经》和《郡国志》等。若是没有全国各地进呈的图经,仅靠一人的精力要编纂出全国的地理著作,是很难想象的。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这样讲,由于唐朝图经的普遍编修,造就了一大批像贾耽、李吉甫等杰出的地理学家。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唐代大量图经的编修,直接推动了唐代地理学的大发展。可见研究地记与图经,并不是简单地要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多少部地记,隋唐时期各产生了多少部图经,必须要说明这些著作产生的前因后果、服务对象及其影响等等,否则就失去了研究意义。
到了北宋时期,这种图经的编修,也一直在延续不断,并且统治者亦非常重视。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记载:“开宝四年(971)正月戊午,知制诰卢多逊等,重修天下图经。”该书卷十四“开宝六年四月”条又记载:“是月,遣卢多逊为江南生辰国信使。多逊至江南,得其臣主欢心。及还,舣舟宣化口,使人白国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阙江东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国主亟令缮写,命中书舍人徐锴等,通夕雠对,送与之。多逊乃发。于是江东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多逊尽得之矣。”《宋史宋准传》记载,开宝八年,宋准又“受诏修定诸道图经”。可见北宋还在开国不久,宋太祖就三番五次下令搜集、编修图经,其目的固然在于政治方面,通过图经了解各地形势,以及屯戍、户口、物产等情况,同时还要抄送史馆,以供采摘之用,这与隋唐就有所不同。到了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又一次大规模发动全国编修图经,并由翰林学士李宗谔总其成。郑樵《通志艺文略》“图经”条下共著录图经33部,出于宋代的有25部,宋仁宗天圣年间,分天下为18路,18路的图经齐全,另有7部为州、府图经。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所修之图经,其内容远远详于隋唐时期,这从朱长文的《关郡图经续记》就足以说明。随着学术发展的影响,图经的内容在不断充实,体例也逐渐完善,显然已非往日图经所能比拟。于是许多这类著作为了做到名实相符,便纷纷易图经而称志,特别是到了南宋时代,名称并逐渐趋向统一而称志,再称图经的已经是非常少了。所以我们说,宋代的方志发展,在整个方志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它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无论从修志的普遍性和成书的数量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内容日益充实,体例不断完善,名称日趋统一,从各方面来看,方志的发展,到了宋代已经基本趋于定型。从此,方志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方志定型阶段。
(原载《文史新澜——浙江古籍出版社建社二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注释】
[1]《新唐书•儒学中•柳冲传》。
[2]《晋书•刘毅传》。
[3]《柳冲传》。
[4]《史通•采撰》。
[5]《史通•杂述》。
[6]《史通•杂述》。
[7]载《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8]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