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多源说的证明

关于方志的起源,还有人提出“方志多源”说的主张。如黄苇先生在《方志渊源考辨》^[24]中多次强调,“从上述多方面的种种情况看来,方志源头较多,不仅有《周官》、《禹贡》、《山海经》,还有《九丘》之书和古舆地图等等。这还只是就已知情况而言,如果进一步广泛深入考察,或者还可找到如民间传说等一类的来源。至此,似可归结说:方志并非起于一源,而是多源”。“后世修志诸家在论述方志由来时,不仅指明《周官》,而且语及《禹贡》、《山海经》、《九丘》以及舆图、地志、史籍等等。这些都是确凿的事实,足以证明方志出自多源,并非一源。”文章说得十分肯定,以为所论都是有“确凿的事实”为根据,自然应当是可以深信不疑的了。在笔者看来,恐怕并非如此。关于《周官》、《禹贡》、《山海经》三书,上文已经作了分析,事实并不能说“确凿”,有的是出于后人之附会,有的则如崔富章文所说,乃出于“捕风捉影”。既然谈到还有《九丘》,也不妨看看真相如何。文中说:“《大元一统志序》称:‘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由来尚矣。’《九丘》早佚,原文已不可知,唯《尚书序》称:‘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由此看来,《九丘》成书甚早,在《左传》以前,即已流传,其内容又涉及‘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故亦属地志之类,而且后世修志者在探索方志渊源时,已语及此书。所以《九丘》亦可列作方志源头之一。”从文章叙述来看,确是有所依据,但此依据是否可信?是否可以看作“确凿的事实”?恐怕并不如此。要知道,《尚书序》乃汉人孔安国所作,《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怎样性质的书他也没有看到过,这些书记载什么内容,古书也未见过记载。因此他在序中所说也仅仅是望文生义的推测罢了。序中说:“伏義、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对于这段文字,只要稍作推敲,即可发现其底细。《三坟》说是“言大道”之书,而《五典》则说是“言常道”之书。根据何在?何以知前者是“言大道”而后者是“言常道”呢?显然是出于望文生义。因为“典”字就有“常道”之意,《尔雅释诂》曰:“典,常也。”其意就是从此而来。至于“坟”字,《尔雅释诂》曰:“大也”,而既是帝王之书,不外都是讲治国之“道”,故孔安国在《尚书序》里便将《三坟》说成是“言大道”之书,似乎言之成理,还有什么可怀疑呢?对于《九丘》的解释,则完全是附会《禹贡》述九州之内容而来,更是出于主观之臆断。因以无史书言及《九丘》之内容或性质,只有《禹贡》真的讲了“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于是加以移植,便成了《九丘》的内容。所以后来许多学者并不同意他的说法。如东汉贾逵解释《八索》为八王之法,《九丘》是九州亡国之戒;张衡则认为《八索》即《周礼》的八议,《九丘》即《周礼》的九刑。可见历来诸家说法不一,而皆出于推测,皆无实据。故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说:“古今解此四种书者甚多,其书既早已只字无存,臆说何足据?”像这样谁也没有见过的书,如何竟引来作为论述方志起源的依据呢?况且孔安国生活在西汉时代,所言也只有臆断,而无真凭实据,元人所说自然更不足为凭。再看《大元一统志序》那种讲法,便是捕风捉影,又怎么能说成“是确凿的事实”呢?

当然,作为一种著作体裁的方志,究竟起源于何时?是一源还是多源?确实应当进一步加以探讨,以取得符合历史发展的科学结论。但黄苇先生《方志渊源考辨》中所提出的那些源头以及多源的标准概念,笔者实不敢苟同。依笔者之愚见,上列诸书恐与后来之方志均无渊源关系,事实上历来的历史学家和目录学家从未把它们列入方志范畴。黄先生的文章表面看来是尽量挖掘源头,但到头来变成自我的否定,源头太多,最后就变成无源。《方志渊源考辨》最后说:“方志多源也应是事理之所当然。因为,人类任何一种重要文化遗产都是从多方面吸取源泉,逐步发展、丰富、演化而来。方志这类庞大久远的文化典籍当然也不例外。长江大河正是由于最初不断有多种细流注入,才逐渐积聚,成为源头,然后再经汇合,形成巨流,方始波澜壮阔,浩浩荡荡,奔腾入海。方志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也是这样。”这段话中,实际上有几个概念含糊不清的地方。首先,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继续吸取、汇合、渗透,而使之不断完善或壮大应区别开来。刚起源时,从水流而言,流量不一定很大;从著作而言,内容不一定丰富,体例不一定完善。经过不断发展,从河流来说,又吸收、汇合了许多支流,从而流量不断加大,以至形成波澜壮阔、奔腾汹涌的大江、大河。从著作而言,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取、融合了其他著作的有关成分,于是不仅丰富了内容,而且逐渐完善了体裁。方志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因此,起源和发展这两个不同阶段不能混为一谈。其次,对于源头的概念必须搞清。所谓“源”,就是水流起头的地方;“源头”,即水流之发源处,这应当说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宋代学者朱熹在《观书有感》诗中还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可见流动之活水都有源头。如我国第一大河长江,源出青海南境唐古拉山之陀陀河。《辞海》、《辞源》都把陀陀河视作长江的源头,而没有再去说明有多少细流汇合而成陀陀河。因为当今世界上计算河源一般都以“河源以远”、“河源惟长”等原则确定,也就是说,确定源头的关键,是源区里有哪条河流在长度和流量上占有优势,这就是寻求河流源头的原则。可是黄苇先生却说:“长江大河正是由于最初不断有多种细流注入,才逐渐积聚,成为源头,然后再经汇合,形成巨流”。这里人们明显地可以看到,自己声称的是在探索源头,而实际上却是在寻求注入源头的那“多种细流”。像这种的“多种细流”,自然是千头万绪,难以穷尽的。而从其文章论述的指导思想来看,这实际上也正是他所要寻求的“源头”,看来其多源论的思想根源也就在这里。正是由于对源头概念的不清,于是便产生了不着边际地罗列古书,一一与方志比附,称之为方志的源头的现象,甚至对古书上那些毫无史实根据、纯属捕风捉影的主观臆断,也如获至宝。以这样的做法,要想探明方志的起源,岂不难哉!

(原载《中国史学集刊》第1辑)

【注释】

[1]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2]见《方志渊源考辨》,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

[3]载《历史地理》创刊号。

[4]《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

[5]载《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

[6]《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

[7]《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

[8]《方志渊源考辨》。

[9]《司马温公传家集》卷六八。

[10]《艺风堂文漫存》卷二。

[11]均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2集。(www.xing528.com)

[12]载《史学杂稿订存》。

[13]《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

[14]均见《周礼•春官•宗伯下》。

[15]《通志•总序》。

[16]《楚语》上。

[17]王燕玉:《方志刍议》,载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18]《尚书•召诰》。

[19]载《郑忠肃公奏议遗集》下。

[20]“大梁本”《文史通义》外篇一,《方志立三书议》。

[21]“大梁本”《文史通义》外篇二,《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

[22]“大梁本”《文史通义》外篇三。

[2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24]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后收入《方志论集》和《中国地方史志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