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说法虽与上述意见有共同之处,但它不再称引《周官》,而是直接提出后世郡县志书,便是古代诸侯国史,认为一方之志,便是一方之史。宋人郑兴裔在所作《广陵志序》中便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19]这一说法到了明代便颇为流行。如嘉靖《河间府志序》中说:“古有列国之史,而今有一方之志,是虽名谓有殊,而核名实以记时事者,其义同也。”这就明显地将古代“列国之史”与当今之“一方之志”完全等同起来了。到了清代,持此说最力者当然还是首推章学诚。他首先肯定:“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20]这就是说,在他看来,国史和方志都是从《春秋》那里发展而来,源头同是《春秋》。他还一再说明:“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21]又在《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中说:“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22]梁启超也认为最古之史,便是方志。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方志学》一节,开头便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可见这一说法影响也相当大。但所持理论,则又与渊源于《周官》之说相同,所讲者亦大多着眼于古代各诸侯国领域,如后世郡县之规模。很少从所记内容和著作体例考虑,实际上是只看形式而忽略了实质。古诸侯国领土虽小,但它的性质和职能毕竟与后世之郡县不同,两者自不可同日而语。况且诸侯国史所载内容正如王世贞所说“不过君卿大夫言动之一端”,不像方志所记内容那样丰富、广泛。再从体裁而言,诸侯国史大多为编年记事之体,这是当时史体的主流,也是当时最进步的史学体裁,这与后世方志体裁记载形式的多样性也全然不同,因此很难看出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渊源关系。虽然梁启超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无法自圆其说,而不得不承认“惟封建与郡县组织既殊,故体例靡得而援也”[23]。既然体例、内容并不相同,一定要拉两者的渊源关系,实在是过于牵强。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看来主要是史志不分、概念不清所造成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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