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的渊源，《山海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

《山海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它应是我国古代一部地理著作。《山海经》现在共存18篇,分《山经》和《海经》两大类。经多数学者研究,其书既不是出于一人之手,也不是出于一时之作。最早编写时间是在战国,流传当中,不断为后人所增删和篡改,所以全书是经过逐渐附益而成。由于它最大特点是采用神话的形式,因而常被看成荒诞不经的著作。书中记述了将近100个神话故事,是我国古籍中保存神话最多的一部作品。它以神话的形式,既记录了全国的山水矿藏,又记载了260多种动物和130多种植物。而所记山水并非虚构,后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众所周知有相当科学价值的地理书,其中引用《山海经》的材料有80多条,并经过郦道元的考实。清代毕沅(1730—1797)在其所注的《山海经》序里也说,书中山水,多数都能考知。谭其骧先生在《‹山经›河水下流及其支流考》一文中说:“实际上《山海经》中《山经》部分包含着很丰富的有关黄河下流河道的具体资料,……我们如把《北山经》中注入河水下游的支流,一条一条摸清楚,加以排比,再以《汉书地理志》、《水经》和《水经注》时代的河流水道予以印证,就可以相当具体地把这条见于记载的最古的黄河故道在地图上显示出来。”^[5]另外,经过长期的研究证实,它还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矿藏地质文献,所记226处金、银、铜、铁、锡等矿藏,现在大都可以证实。关于这部书的价值,袁珂在《‹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一文中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说:“在先秦古籍当中,《山海经》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独特风貌的书。全书虽然仅仅三万一千多字,却包括了我国古代神话、历史、地理、物产、医药、宗教……各方面的宝贵材料,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古代神话的极重要的文献。这些材料,大体上还保存着传说中古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本来面貌,并没有经过多少涂饰和修改,尤其使我们感到可贵。”^[6]

根据上述所引,说明《山海经》内容丰富而风貌独特,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但有的同志也持有不同看法,如袁行霈先生在《‹山海经›初探》一文中提出:“《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目前大多数论者都认为《山海经》是古代的一部可信的地理著作。”他列举了自《汉书》以来历代对此书的评论以后,概括性地指出:“上述形法、地理、语怪、小说等说,各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免有片面性。还是鲁迅先生说得确切:‘《山海经》今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精,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间人亦有增益。’这是十分精辟的见解,可惜他没有详加论述。现仅就我个人接触到的一点有限材料,将这个问题展开论证一下。”文章在反复辩论以后说:“总之,我认为《山经》是战国初、中期巫觋之流根据远古以来的传说,记录的一部巫觋之书,是他们行施巫术的参考。《海经》是秦汉间的方士书。《汉书艺文志》将《山海经》与五行、蓍龟、杂占等书一起列入数术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与度测地势建立城郭的形法书毕竟不同。《山海经》固然详述山川、异域,但多系传闻之辞,很难考实;而且并非以讲述地理为目的,不可视为实用的地理著作。《山海经》与小说虽有因缘,对后世志怪小说影响很大,但它本身究竟不能算是小说作品。”^[7]看法分歧的关键是由于它所记的内容、形式、体例都与众不同,过于奇特。像这样一部书,有人硬把它与方志挂起钩来,说是方志起源的一个源头,所持的理由是:“从后世方志的某些内容来考察,也或多或少可以看出《山海经》中的某些记述是其渊源所在。”“辛氏《三秦记》所述确多‘乡国灵怪’。此正与《山海经》中的某些记述略同。又《禹贡》记产物而不及风俗、职方载地理而不及人物,然《山海经》所述,既有风土、人情,又涉人物、世系。这些不仅已补《禹贡》与《周官》之无,而且正同后世方志风俗、人物门类吻合。此外,后世方志多有祠庙、碑碣、仙事、异闻等记录,考之《山海经》,亦有祭祀、巫医、神祇、怪异等载述。由此亦可见方志某些内容有来源于《山海经》之痕迹。所以,若谓《山海经》亦是后世方志源头之一,确无不可。”^[8]事实上这种简单附会式的论证是不可取的,不能单纯以该书中有某些内容(请注意,仅仅内容,连形式也不管了),就以后来之方志对号入座,这如何能令人信服?若是此论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也有理由可以这样讲,古代所有典籍,都有后来方志的影子,这是毫不夸张的。如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恐怕影响更为直接。此书既述人物,又载山泽;既记载祀典,又遍录怪神,特别是所叙风俗,形象而生动,对研究汉代的社会风气,自然很有价值。如卷八《祀典》小序曰:“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时盛矣。至平帝时,天地六宗已下及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营寓夷泯,宰器缺亡。盖物盛则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记叙神物曰祀典也。”单是这几句话,就告诉了人们关于汉代事鬼敬神的状况,而其内容则大多反映出汉代的一些风俗习惯。至如人物,若《愆礼》、《过誉》、《十反》等卷所载,多为当时之人,有如后来方志中之名宦、孝义之类传,一般都做到记事首尾完整,本末具备,绝不像《山海经》那种三言两语、少头无尾的记载,根本谈不上人物传记,况且所记又多为传说中之人物。《十反》卷载:“太尉沛国刘矩叔方,父字叔辽,累祖卿尹,好学敦整,土名不休扬,又无力援,仕进陵迟。而叔方雅有高问,远近伟之,州郡辟请,未尝答命,往来京师,委质通门。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愍契阔,为之先后,叔辽由此辟公府博士,征议郎。叔方尔乃翻然改志,以礼进退,三登台兖,号为名宰。”这种人物记载方法,与后世方志之人物传记已无区别。据上所引,我们能否说《风俗通义》是方志的源头之一,或者说是后世方志的鼻祖呢?显然并不妥当。事实上《山海经》所载人物与后来方志中人物传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不能只要见有人物记载,便说与方志有渊源关系,体例、形式则全然不管,这样进行论证,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当然,近人论者引得最多的便是《隋书经籍志》的那条记载,南齐陆澄所汇编之《地理书》,“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这里只不过说明陆澄将《山海经》看作是地理书而已,并不足以说明陆澄认为它是方志的源头。正如今天许多学者也都肯定它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地理著作,但并不同意方志与它有渊源的关系。因此肯定《山海经》是地理书,并不能因此就推论它一定就是方志的源头。(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