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尚书》中的一篇,《尚书》的性质,是古代的史料汇编,据说为孔子所删订,在流传过程中,又经过后人篡改和补充。《禹贡》一篇,学术界公认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1982年历史地理学年会上所作的题为《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报告中说:“近几年来各地都在修地方志,不少省还都办了地方史志通讯这一类刊物,我偶然翻翻,发现许多人讲到政区沿革时往往闹笑话。例如,《禹贡》不是大禹时代的作品,《禹贡》里的‘九州’不是夏代的行政区划,而是战国时代学者对他们所知道的整个‘天下’所作的地理区划,这是稍稍接受过一点‘五四’以后的历史教育,破除了对儒家经典的迷信的人所共知的常识。可是现在的地方史志工作者竟然还有人在沿袭封建时代的老一套,讲到一地的沿革,还是从夏禹时属某州讲起。”[1]这里批评的虽指某些地方修志中所出现的现象,但具有普遍意义,在研究中对待文献资料必须持审慎的科学态度,“不要轻信前人对古代文献资料所作的解释”。事实上在方志理论研究中确实也曾出现过这种现象,抓住前人三言两语,便以己意而加以发挥。如有的方志论著,将《禹贡》的九州说成“全国的行政区划”。为了说明《禹贡》对后世方志编修的影响,甚至还说:“从体例考察,后世纂修的许多方志,特别是全国性的区域志,不少昉自《禹贡》。例如,唐李吉甫纂《元和郡县图志》,就是依《禹贡》别九州之例,将天下分为……十道来进行载述的。又如宋王存纂《元丰九域志》,也依《禹贡》别九州之例,按宋制将天下分为……诸路等,而确立其全书结构。这都说明后世方志在体例方面同《禹贡》存在着源流关系。”[2]关于“全国的行政区划”说之不妥,谭先生已经指出,无须多说。至于《元和郡县图志》和《元丰九域志》也绝不是“依《禹贡》别九州之例”。因为“道”和“路”并非两书作者所自定,而是唐宋政府所划。这在历史上都有明确记载。王文楚、邹逸麟所撰《我国现存最早一部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一文中曾指出:“《元和志》的体例,追溯起渊源,大体上是承受了两方面的原委:一是《汉书地理志》以来正史地理志和六朝以后地理总志的影响。这两种都可称为疆域地理志的体制,是以一朝某一时期的疆域为范围,以州郡为纲,以县为目,分别记述其建置沿革,然后在各郡县下附系户口、山川、城邑、关塞、亭障、祠庙、古迹、物产等。《元和志》继承了这种体制,并有所扩充。……二是汉魏以来图记与图经的影响。”[3]李志庭同志在《李吉甫与‹元和郡县志›》一文中亦说:“李吉甫对于舆地学界的最大影响,还在于他在《元和郡县志》里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地理总志的体例。……这种体例,正如王文楚、邹逸麟同志在《我国现存最早一部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一文中所说,大体是继承了汉魏以来疆域地理志和图记、图经两方面的体制,并加以发展而形成的。”该文不仅讲了传承,而且讲了它的影响,说“这种体例,既突出了疆域政区的主体,又可使政治、经济、自然等地理要素汇于一体,而且按图识志,使人一目了然,确实是比较完善的地理总志体例。所以多为后起学者所师范。《两唐志》、《宋志》中的‘贡赋’一项,就是效法《元和郡县志》的。后起的地理总志亦多有继承。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以府州为纲,以县为目,下列建置沿革、府境、四至八到、主客户、土产、山川、古迹等项,都和《元和郡县志》一致。此外,它又增加了风俗、姓氏、人物等项,这些也多为后来总志所吸取,所以《太平寰宇记》在地理总志的发展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作用。不过,乐史删去《元和郡县志》中‘贡赋’和地图等项目,却为后人所不取。后于乐史的王存,他编修《元丰九域志》,不但重新开列‘土贡’一项,而且也有过附图的打算,所以原本称此《志》为《图》,后因图无绘,‘乃请改曰志’”。作者还引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该书的评述,说“舆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并将它“录以冠地理总志之首”,称其为“诸家祖述之所自”[4]。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大段摘引这些论述,目的在于说明这些重要的全国地理总志著作,并不像有的人所说是“昉自《禹贡》”的,是“依《禹贡》别九州之例”而作的。
当然,《禹贡》作为我国最早的一篇地理文献,所述内容却是相当丰富的,它把全国区域分为九州,而对于山脉、河流、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多有叙述,古人言地理者确实有人将它视为源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隋书经籍志地理类序》中说:“《书》录禹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条其物产,辨其贡赋,斯之谓也。”这里所讲其实就是指《禹贡》所载内容。序中还说:“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这是从该书所记内容与《禹贡》大体相似,故说是“依《禹贡》”而作。元代张铉所纂《至正金陵新志》的《修志本末》也述及《禹贡》,并为许多论述方志起源论著所引用。其实我们只要看了原文,就会发现作者不仅是出于泛泛而论,而且是概念含糊不清,竟将《禹贡》与诸侯国史相提并论。如曰:“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一般论著,大多引到此为止,从而引申出古人论述方志之起源首列《禹贡》。“九州有志尚矣”,有何依据?《禹贡》既然是别九州以叙九州之事,如何又与割据一方之诸侯国史相比附?诸侯国史是什么,《修志本末》中也已讲了:“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皆诸侯史也。《乘》、《梼杌》缺亡,不可复知,以《春秋》经传考之,诸所记载,或承赴告,或述见闻,其事有关天下之故者,虽与鲁无预,皆书于册;其非义之所存,及闻见所不逮者,虽本国事,亦或弃而不录,疑此皆非圣人新意。史策旧章,固存斯义,修《景定志》者,用《春秋》、《史记》法,述世年二表,经以帝代,纬以时地人事,开卷了然,与《建康实录》相为表里,可谓良史。而戚氏讥其年世徒繁,封画鲜述,所作续志,悉芟去之,以论他郡邑可也,而非所以言建康,岂惟前代事迹漫无统纪,亦将使昭代之典,暗而不彰,今不放从,悉依前例。”综上所引,可见作者对于诸侯国史记载的内容是十分清楚,而方志所应具的内容也叙述得十分明白。方志编修,既用《春秋》、《史记》之法,无疑已是地方史了,这与《禹贡》有何关系?所以我认为这里虽列了《禹贡》,却无实际意义。对于前人所述,必须进行分析,近情可信者用之,言之成理者信之。若是七拼八凑,信口而论,如上所引,摘引再多,也不能令人信服。(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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