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优化编修方志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自从两汉产生以来,由于历代统治者对这种地方著作的重视,故每个朝代都曾明确规定,各个地方政府都必须按时编修,及时进呈。特别是自隋唐以来,直到民国时期,从未中断。对于这些规定,史书都有记载,可谓有案可查。有些规定就连编写内容要求都明确提出,这就有力地保证了我们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特有的文化发展现象能够得以代代相传而不衰。尽管其内容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充实,体例也不断地完善与更新,但是作为方志所固有的特点却始终保持着不变。对此经久不衰的著作形式,国外学者研究时无不感到惊叹。当然我们也必须说明,这种著作形式与其他文体一样,绝不是成于一朝一夕,也不是成于某一人之手,而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开始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善。它和谱学一样,都是史学发展中所产生的旁支,并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形成,乃至最后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方志学。而在方志发展的过程中,曾经经历过地记、图经、定型方志三个阶段,在这不同的三个阶段中,不仅名称不同,而且服务对象也不同,并且都还有着不同的特点。特别是都带有不同程度各自产生时代的烙印。正像我们今天所编修的新方志,它必然要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这不仅体现在观点上,而且还会反映在体例、内容、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唯其如此,要想探索出方志的产生和发展规律,总结出不同阶段的特点,势必要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才有可能收到比较理想的效果,而绝对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对此,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有过论述,一定的学术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作用并影响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因此不同时代,总是要出现为这一时代服务的学术文化思想体系、学术流派以及相应的各种学术著作。这就是说,文化这种精神生产,一定都建立在特定的物质生产上,并与当时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无论研究哪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或哪种著作形式的产生,都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都必须同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过程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这样既注意到它与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又不能忽视学术文化本身的渊源和发展过程,这就是马列主义文化反映论。对于史学界的朋友来说,长期以来,大家都是遵循着这一理论进行各自内容的研究,大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然而,方志学界有些人在研究方志起源的时候,却持背道而驰的观点,他们脱离社会发展条件,抛开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重要社会因素,孤立地抱着某部书来谈方志起源,因而有所谓方志渊源《禹贡》说,方志渊源《周官》说,方志渊源《山海经》说,等等。至于为什么渊源于这些著作,实际上连主张此说的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就以说法最多的《周官》而言,这部书实际上是战国时期人所作的一部古代官制的汇编,完全是凭想象而作,有许多官名,古代根本就没有实行过。试问作为方志著作,怎么会起源于一部官制汇编?问题是《周官》中曾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这样的条文,他们就抓住这点,硬说方志起源于《周官》,这实际上是天大的误解。著名学者黄云眉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发表了《略论‹周礼›五史与‹礼记›左右史》一文,否定了《周官》所载“五史”之说,其结论是:“准是以言,《周礼》五史,可信者惟大史、内史;《礼记》二史,可信者惟左史。天子有大史、内史、左史等,诸侯皆有大史而不皆有内史、左史。其职掌亦不必与《周礼》、《礼记》同。若其因大史而有小史,因内史而有外史,因左史而有右史,因《周礼》之无左右史,而以《礼记》之左右史,强与《周礼》之大史内史冶为一炉,皆由前人以理想构成制度,而后人以文字认为事实,故纷纷藉藉而终莫能通其说也。然则所谓粲然大备之周代史职,夷考其实,盖亦廑矣。”^[1]可见外史、小史实际都是子虚乌有。而该书中所云之“四方之志”、“邦国之志”的“志”,乃是指史而言,指四方诸侯国的历史,这都是历史常识,我在《方志学通论》^[2]一书中已有详细论述。既然如此,方志渊源于《周官》之说的依据自然也都成了泡影。我们讲了,学术著作、学术思想既是各个时代政治、经济的反映,它又总要为特定时代服务,方志编修自然也不例外,这就是方志发展过程中所以会出现明显的阶段性,产生不同的特点和名称的原因所在。对此,方志学界以往却很少有人研究,似乎产生的各个阶段、不同名称乃至各种特点,都是理所当然,并无研究之必要。其实研究这些既要有深厚的学术基础,又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代价。

方志,顾名思义,它是以记载一方之事为内容的地方性综合性著作。其名称较早时候,史学家称之为“郡书”、“郡国之书”、“郡国地志”,这就是说是记载以地方行政区划郡县为范围的著作。后来的发展,也正是沿着这样的道路。所以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因而就有府志、州志这一类名称。众所周知,我国的郡县制度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在全国推行的。既然如此,那么在郡县制度尚未确立之前,自然就不可能产生反映这种制度的著作。正像在共产主义尚未到来之前,谁也无法写出一部反映共产主义社会的著作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尚且要摸着石头过河,共产主义自然就可想而知。所以,我认为在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代要产生这种性质的著作都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没有产生这种著作的温床。同时还应当看到,秦是个短命王朝,建立仅十多年便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在其存在的短短十多年中,也一直处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连一部史书也无人修过,哪里还会去编修郡县志呢?汉承秦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代,社会经济得到空前的繁荣,这就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了西汉后期,特别是东汉,地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豪强地主势力不断壮大,这就为产生地方性著作创造了温床。从这个时候开始,各地先后产生了许多地方性的人物传记和地方性的地理著作,经过两者汇合,从而形成了地方志雏形之地记。因此,我们说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特别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这种著作非常盛行,这同当时的门第制度的流行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门第制度需要标举郡望,以显示自己门第的高贵,因此,单纯夸耀本地人物出众显然还不能满足要求,还需要宣传产生这种杰出人物的地理条件的优越性。于是那些单写人物的传记已经不能满足这个要求,这么一来,地方性人物传记与地方性地理著作两者遂走上结合的道路,从而产生了第三种著作形式——地记。

我们说方志起源于两汉,除了从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当时的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和研究外,还有确切的史书记载为依据。《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小序曰:“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3]这段文字共讲了三层意思:第一,东汉光武帝刘秀为了表彰乡里之盛,诏撰了《南阳风俗传》,其内容皆为这里的人物、风俗、山川、物产、名胜等,这么一来,各地都争相仿效。第二,“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意思是编写郡县方面的著作,从这个时候便开始了,在这里“国”字是指县,“郡国之书”就是郡县之书。第三,这种著作开始时亦多由史官而作,故称“史官之末事”,所以这种著作亦是史学的一个支流。文字虽然不多,作用却是很大,它确切地记载了方志的起源。本来方志的起源问题早就不成问题,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和史念海先生也都早就提出方志起源于两汉地记。令人不解的是,方志学界有些人宁可不相信正史之记载,却偏偏将《周官》奉为经典,这当然已经不是什么研究方法问题了。如此研究何以取信于人!《嘉靖山阴县志》的《述志》曾这样讲:“夫自禹裔绝封,秦皇肇制列县称名,张官置理,分合代更,群职联叙,志为邑而作也。”^[4]这就是说,由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度,派官吏治理,郡县之划分也常有变更,于是为一邑而修的志书也就产生了。看来这位《述志》的作者确实很有点见解,他能够说出邑志是产生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以后,很显然比我们今天有些方志理论工作者还来得高明。

当然,我们应当知道,地记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为世家大族服务的,所以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就曾明确指出:“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5]这就说明,那些世家大族们为了显耀各自门第的高贵、郡望的优越,以维护其门第制度下的特权社会地位和权益,因而都纷纷撰写各自地方的地记,所以我早在《方志学通论》中就已经指出:谱学和地记,都是为了维护世家大族利益,巩固门第制度而形成的两种史学方式。它们产生的社会条件和肩负的任务是一致的,都是世家大族所建立的庄园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可以说是一根藤上结出两个不同形状的瓜。可见到了魏晋南北朝,史学所以会衍生出两个旁支——谱学、方志,绝不是出于偶然。当时的社会现实既向人们提出了要求,同时又提供了产生的土壤和温床。这就进一步说明,地记乃是时代的产物,它负有时代的使命,因此,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它的产生,绝不是凭空而降,而是有本有源。那种脱离时代背景,孤立地用某部著作来说明方志的起源,不仅不符合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而且是徒劳无益的。总之,郡望观念是在门第制度下产生的,标举郡望则在于显示门第的高下,而门第的高下与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宣传郡望的优越,以巩固门第制度,这就是地记产生后所肩负的社会使命。这里我们也告诉大家,“人杰地灵”的思想观念也正是这个时候所产生,到了唐初王勃在《滕王阁序》将其概括提出以后,影响非常深远,后来方志定型以后,许多方志作者仍相沿袭而不改,尤其是如今许多新编修的地方志中,为了表述本地人才出众,照旧在说“人杰地灵”。可见当年为世家大族服务以夸耀本乡本土为著述宗旨的地记,其思想影响居然会如此深远。我们认为某地是否会产生杰出人物,绝不单纯取决于地理环境的是否优越,穷山恶水之乡,照样会产生许多英雄人物,这是无数历史事实都足以说明的。因此,对于传统著作中许多观点和术语,必须本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精神,千万不要照搬照抄。可惜的是,尽管汉魏六朝时期编写的地记数量是相当多的,至今我们能够知其名者尚有130余种,但完整流传下来的竟一部也没有。

进入隋唐五代,乃是方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图经大为发展阶段。隋唐时代,在大一统的形势之下,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许多制度都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原来的九品中正用人制度,人事大权操纵在地方世家大族手中。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就得把用人大权收归中央,故隋唐采用了科举选士制度,这种制度以才取士,不受门第高低的限制。隋文帝开始,又把国史的编修大权垄断在中央政府手中,私人评论人物的著作也一律禁止,这显然就是针对旧的世家大族势力。这些世家大族以前总是标榜自己门第的高贵、郡望的优越,并借编写地记来达到这一目的,通过地记或相互吹捧,或自我吹嘘。这种风气若让其继续流行,势必影响中央集权的统治,故下令禁止。另外,东晋偏安以后,北方世家大族纷纷南逃,为了保住自己的社会特权,到南方后先后设置了大量的侨置州郡,据史书记载,仅今天江苏、常州一带,便设置十五六个郡级和60多个县级流寓郡县,搞得杂乱无章,名实相违。所以还在南朝齐,沈约写《宋书》的《州郡志》时,已经感到头绪纷繁,“邦名邑号,难或详书”。^[6]故隋王朝建立不久,有的大臣已经指出“天下州郡过多”的弊端,并建议应当“存要去闲,并小为大”。隋文帝根据这个建议,便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还合并了一些州县。既要整顿州县行政区划,就必然要整顿版籍,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国家赋税的收入。只有知道各州县的户口数,方可得知各地所收赋税数字是否准确。于是,整顿地方行政区划,加强户口控制,了解各地物产,确保赋税收入,便成为隋朝大修图经的重要因素。这就告诉人们,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各种相关制度也在发生变化,而作为地方著作的功能也必然要随之变化,于是地记编修大为减少,而图经则得到普遍发展并取代了地记的社会使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图经取代地记而行使其历史使命,可视为封建中央集权战胜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的具体表现。这种变化显然又是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受各种社会因素所制约的。

至于图经这种地方著作形式何时产生,说法也很不一,有的说“图经起源于地记”,也有人说是由地图演变而来的。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史料来看,图经的名称在东汉也已经出现。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记载,东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在奏疏中已经明确提到《巴郡图经》。又东汉顺帝时侍中王逸还作过《广陵郡图经》,这是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有具体作者姓名的最早的图经,作者还是一位学者,著有《楚辞章句》行于世。可见,东汉时图经已经出现是毫无问题的。只是不像地记那样,为世家大族所重视,因而没有得到广泛的发展。直到隋唐五代时期,由于中央集权的需要,中央政府曾明确规定,各个地方政府必须按时编修图经,呈送中央。《新唐书百官志》“兵部尚书”条载:“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7]又《唐会要》卷五九“职方员外郎”条记载:“建中元年(780)十一月二十九日,请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复故。”^[8]这两条材料联系起来看,下文“州图”很可能为州图经所误,古代书籍传抄常有漏、衍现象出现。况且图经本身就必有图。可见唐代图经的编修,原规定为3年一修,后改为5年。但遇到特殊情况,如“州县增废”、“山河改移”等,则随时都要编修呈送。这一制度直到五代都不曾间断。对此,《五代会要》为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材料。该书卷十五“职方”条这样记载:

长兴三年(932),五月二十三日,尚书吏部侍郎王权奏:“伏见诸道州府,每遇闰年,准例送尚书省职方地图者。倾因多事之后,诸州道府旧本虽存,其间郡邑或迁,馆递增改,添增镇戍,创造城池,窃恐尚以旧规录为正本,未专详勘,必有差殊。伏请颁下诸州,其所送职方地图,各令按目下郡县城池,水陆道路或经新旧移易者,并须载之于图。其有山岭溪湖、步骑舟楫各得便于登涉者,亦须备载。”奉敕:“宜令诸州道府,据所管州县,先各进图经一本,并须点勘文字,无令差误。所有装写工价,并以州县杂罚钱充,不得配率人户。其间或有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不得漏略,限至年终进纳。其画图候纸到,图经别敕处分。”^[9]

这段文字为研究图经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它可以说明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五代统治者同样很重视图经的编修,平时各州府亦都存有图经“旧本”,以备查考。第二,制度虽然规定了闰年各州县应造送地图、图经,可是地方官吏为了例行公事,往往将旧存之本抄录呈上,所以要提出必须防止此类事件之发生。第三,地图和图经明显是两回事,并不像有些人所说图经就是地图加文字说明。事实上两者有各自的要求,地图内容偏重于为军事服务,而图经内容就丰富多了。况且地图亦可附在图经之中。第四,图经内容有明确规定:“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需备载。虽然只有4句16个字,其所包含之内容可就多了。第一句实际上就包括了本地的历史发展、建置沿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民间传说等等;“土地所宜”,是指本地适宜于种植哪些农作物,饲养哪些家禽家畜,也就是后来概括为“物产”和“土特产”之类。这都为征收赋税和贡品作准备。第五,图经编修不像地图那么简单,需要相当费用,故特地说明经费开支的出处。这是研究隋唐五代图经发展至关重要的文献,它不仅反映出封建中央统治者对其重视,而且连具体内容都有要求,这就为研究图经的性质提供了依据。

至于图经是一种什么样的著作,真可谓众说纷纭。其实各种说法都不外乎出于想象和推测而已。有人说图经是地图加文字说明,上引材料已足以说明其错误。再一种说法则认为图经是以图为主。还在20世纪60年代,王重民先生就提出了这种说法;到了90年代,王永兴先生又重提了此说。事实上,上引那段文字,也已能够说明这种说法之不妥。特别是敦煌图经残卷的发现,更进一步说明这个说法的错误。《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存者近乎3丈,所记内容达25种之多,有如此多的内容和字数,却丝毫未见图的痕迹,若说以图为主,于情于理都是讲不通的。而被人定名为《沙州伊州地志》的残卷,其实也是一部图经,为唐光启元年(885)写本,残卷长度与内容也相当多,却也没有图的痕迹。因此,我认为说图经是以图为主,是同样没有根据的。我们认为,所谓图经就是指这类著作卷首都冠以各种地图,并不是说都要以图为主。请看以下事实:第一,隋炀帝时,曾编成《区宇图志》1200卷,“卷首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其图上有山川域邑”。第二,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原本是有图,后来图失传了,今仅存《元和郡县志》,当日有图时,其图显然亦放在卷首。古人常将“经”、“志”两字互用,图经亦称“图志”。宋人周在《清波杂志》中说:“近时州县皆修图志,志之详略,系夫编摩者用力之精粗”^[10],这就将图经称为图志。《宝庆四明志》的作者还特地将图经易名标“志”的过程作了说明,“四明旧有《图经》,成于乾道五年(1169)”^[11]。开宗明义说明四明这个地方早已修过图经,但未能流传下来,而这次所修的则以乾道所修为底本,“成二十一卷,图少而志繁,故独揭志名,而以图冠其首”。可见开始编修时,还称图经,成书后则改曰志。因而就有《四明志》,而不是《四明图经》。第三,北宋元丰七年(1084)朱长文作《吴郡图经续记》3卷,如今完整地传了下来,却未见有图,是原书未作,还是图未流传下来,已不得而知。其自序中云:“吴为古郡,其图志相传固久。自大中祥符中诏修图经,每州命官编辑,而上其详略,盖系夫其人。”^[12]这里又将图志与图经并提,可再次证实古人志、经之互用。第四,南宋绍兴九年(1139)所修之《严州图经》,卷首有《子城图》、《建德府内外图》、《府境总图》等9幅图,以下则分记府县之各方面内容。这就是图经,有什么理由能说它是以图为主呢?北宋建立以后,一直沿袭着隋唐五代编修的制度,尽管各地都先后多次修了图经,流传下来的同样不多。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可视为北宋所修图经的代表,它与隋唐五代时期的图经相比,在体例上、形式上并无多大变化,只不过越到后来内容更加丰富而已。可见那种认为图经是以图为主的说法,完全出于望文生义而已。

北宋还在开国初期,宋太祖就三番五次下令搜集、编制图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记载,“开宝四年(971)正月戊午,知制诰卢多逊等,重修天下图经”。^[13]该书卷十四“开宝六年四月”条又载,卢多逊为江南生辰国信使,得江东诸州图经以归,“于是江东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多逊尽得之矣”。《宋史宋准传》载:开宝八年,宋准又“受诏修定诸道图经”^[14]。到了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又一次大规模发动全国编修图经,对此郑樵在《通志艺文略》“图经”条还作了著录。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所修之图经,其内容已大大详于隋唐时期,这从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就足以说明。随着学术发展的影响,图经记载的内容不断充实,体例也逐渐完善,显然已非往日图经所能比拟。于是许多编撰者为了做到名副其实,便纷纷易图经而标“志”,特别是到了南宋时代,名称便逐渐趋向统一而标“志”,再称图经的已经非常少了。从许多文献可以看到,许多地方开始时还称编修图经,但到了完成以后却都标“志”了。著名诗人陆游在为《嘉泰会稽志》所写的序中就曾这样说:“书虽本之图经,图经出于先朝,非藩郡所可附益,乃用长安、河南、成都相台之比,名《会稽志》。”^[15]我曾作过统计,成于宋代的图经和方志,凡有名可查者,北宋称图经者96种,称志者24种,其他52种;南宋称图经者31种,称志者248种,其他25种。又北宋、南宋无法确定者43种。三者总数合计是761种。这些数字醒目地告诉人们,北宋时图经的数量还很大,到了南宋则大为减少,而称志者则增加10倍以上;其他名称也在减少,这说明在名称上已趋于统一,这可以说是宋代方志趋向定型的标志。所以我们说,宋代的方志发展,在整个方志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它起到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无论从修志的普遍性和成书数量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内容的日益充实,体例的不断完善,名称的日趋统一,从各个方面看,方志作为地方性、综合性的著作已经趋于定型,已经完全成熟了。从此,方志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方志定型成熟阶段。

我们说到了宋代方志编修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当然也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功能在不断扩大。原来图经的编修,是供最高统治者了解各地形势,特别是屯戍、户口、交通、物产等情况,以便于加强统治和赋税的征收。到了宋代,许多作者则提出了有别于上述的许多方面内容。林虑在《吴郡图经续记》的《后序》中就提出:“举昔时牧守之贤,冀来者之相承电;道前世人物之盛,冀后生之自力也;沟渎条浚水之方,仓庾记裕民之术,论风俗之习尚,夸户口之蕃息,遂及于礼乐之大备,……岂可徒以方域舆地之书视之哉!”而马光祖在《景定建康志》的序中讲得就更明确了:“郡有志,……岂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而已。天时验于岁月灾祥之书,地利明于行势险要之设,人文著于衣冠礼乐风俗之臧否。忠孝节义,表人材也;版籍登耗,考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非之迹,垂劝鉴也。夫如是,然后有补于世。”^[16]可见宋人编修方志,已经明确提出所载之内容必须有益于资治,有益于教化,有益于劝鉴,总之,必须有补于世。这与隋唐时代的图经,显然有着很大的区别。后来通过许多修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从而使地方志的编修逐渐形成“存史、资治、教化”的三大功能。唯其如此,所以也就在宋代,官吏上任首先查阅本地的图经或方志。南宋学者朱熹,淳熙六年(1179)出任南康军,刚一到任,便要查阅图经,要从中了解前任官吏的政绩,以及民俗、先哲、名胜古迹等等。1959年6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庐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期间,在阅读了《庐山志》以后,便和大家讲:“朱熹到南康郡上任,当地官员们轿前迎接。朱熹下轿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弄得官员们措手不及,这就是有名的‘下轿伊始问志书’的来历。朱熹这个典故流传后,‘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就成了后人‘以志呈阅’的惯例。今天你们也应该懂得以史为鉴,才能办好事嘛!”毛泽东同志当时给大家讲述这个故事,目的在于要求大家在搞调查研究时,应当充分利用地方志和其他历史著作。著名政治家寇准晚年被贬海康,“至境首,雷吏呈《图经》,迎拜于道”^[17]。赵不悔于乾道九年(1173)知徽州,“吏以图经先至”。这些事实都说明,新官上任尚在途中,当地前来迎接的官吏便备好图经,可见当时地方官对方志是多么重视,因为从中可以得到求治之资,这无形中也就抬高了方志的身价。正因如此,在宋代作为地方官吏,编修本地之志书,已经变成自己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倘若年久失修,便将被批评为失职。这种社会舆论往往还胜过国家的法令,因为国家的法令还可以用旧的志书过录一本加以搪塞,这就是隋唐时图经的致命弱点,自然就无保留流传的价值。当社会上一旦认为这是各地不可缺少的东西,那不仅身价提高,其生命力也就强了。如朱熹看了《南康图经》后,觉得很不理想,便自己动手为之编修;赵不悔到徽州任上,看了官吏所呈送之图经,大失所望,便邀请罗愿编修了《新安志》;以及陈耆卿应聘修《嘉定赤城志》,周应合应聘修《景定建康志》,等等,都是地方官主动出面编修。有了地方官的积极性,志书自然就容易编修成功。还要指出的是,在宋代,大批学者参与了编修地方志工作,如宋敏求、朱长文、刘攽、范成大、李焘、熊克、薛季宣、陈傅良、周必大、陈振孙等。他们编修方志不仅十分注意实用价值,而且还重视学术内容,同时也不忽视其体例的完善,这对于促进方志的学术性、提高方志的生命力都有着直接关系。所以我们说,广大学者参加了方志的编修,对于方志记载内容的扩大、体例的完善,乃至使其趋于定型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使方志的编修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上述多种因素作用下,宋代为我们留下了一批有名的志书,如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罗愿的《新安志》、范成大的《吴郡志》和“临安三志”等。特别是《咸淳临安志》,如今已经成为研究南宋历史和杭州历史的人非读不可之书。

方志的编修,经过宋代学者们苦心经营,不仅使这种著作得到定型,而且逐渐形成一个传统,即地方官上任之初,首先要查阅本地的志书,若发现残缺不全,便及时组织人员编修。由于这种地方志书对于了解各地情况,作用确实很大,故在元朝统一以后,这个传统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得到了继续的发展。特别是元朝建立不久,元世祖便采纳大臣建议,编修《一统志》,这就势必促使各地方志编修的发展,因此,尽管仅80余年历史,仍旧编修出数量非常可观的志书,如今尚能知其名者仍有170多种。尤其是《一统志》的编修,开了明、清两代编修《一统志》的先河。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便提出编修《一统志》的要求,于是要求各地先编修府州县志,此后还曾三令五申。这些要求在《明实录》和有关史书中都有记载。因此有明一代270余年中,许多省的通志编修了三次以上。至于府州县志,次数就更多了。广东的《潮阳县志》、江苏的《六合县志》都曾编修了六次,浙江《萧山县志》竟修了七次之多,《杭州府志》亦修了六次之多。明代修志中一个很大的特点,便是大多数志书都订立了凡例,以此来说明著书者宗旨和编修原则。如对于人物的编修,《新昌县志凡例》中就明确提出,立传大小,不是以官位高低而定,而是以政绩、德行为准,官吏政绩显著、乡贤德业表表者方可立大传。假如某官所做政绩不多,只需在官师表名下作一小注即可。在封建社会能够订立出这样的立传标准,实在是难能可贵。又如《崇祯肇庆府志》的《凡例》中,关于撰写人物专门列出一条,必须实事求是:“志乘宁信毋疑,宁核毋滥,宁缓以质舆评,毋逞笔于臆见;宁缺以俟后日,毋阿意于目前。其真惠真廉,必闽泽曾编,穷檐冰玉,可风百代。即立言立功,必捍御著有劳勋,经纬蔚为文采,使作者无腴词,受者无愧色。它若职守平常,不敢概为传述。”^[18]作为封建时代的修志工作者,能够提出如此严格的要求,自然是很了不起的。写的人不允许有阿谀奉承的语言和内容,要让被写的人当之无愧。尤其可贵的是,对于政绩平平的官吏,也不必为之立传。对于这条凡例所规定,我敢大胆地说,我们不少新编方志的作者恐怕未必能够做到,只能甘拜下风。我们经常说要继承和发扬历史上优良的修志传统,我想这不能仅仅是挂在嘴上的教条。从这些凡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修志工作者已经很注意研究方志的性质、作用以及如何编撰等理论问题,有许多序、跋还专门在谈论这些问题,这都为后人建立系统的方志理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到了清代,我国封建时代修志事业进入了全盛时代。清朝曾于康熙、乾隆、嘉庆三次编撰《大清一统志》,每次纂修之前,先令各地编纂通志及府州县志,这种行政命令,地方官吏必须奉命照办。为了催促各地抓紧编修,雍正帝居然于雍正六年(1728)发了约400字的“上谕”,其中指出“如所纂之书,果能精详公当,而又速成,著将督抚等官,俱交部仪叙。倘时日既延,而所纂之书,又草率滥略,亦即从重处分”。^[19]可见修得好坏,还分别给予奖惩,难怪清朝那些封疆大吏对于编修各省通志积极性是那么高。所以有清一代,不仅所修志书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今天留下的8500多部志书中,清代所修占了5700部),而且乡镇志、山水志、寺院志等都比明代更加发达,更加普遍。尤其是对修志理论的探讨更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产生了不同的派别,以至于最后使方志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方志学,而章学诚则是这门学问的奠基人。需要指出的是,有人认为宋代已经形成了方志学,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应当知道并不是有了方志著作就有了方志学,正像有了史书并不等于就有了史学。方志要成为一门学问,还必须具备丰富的而不是零星的、系统的而不是片段的方志理论以及完整的编纂体系,这在宋代方志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明代也不存在,只有到了清代才真正出现,而重要的代表人物则是乾嘉时期的章学诚。他既是史学评论家,又是方志学奠基人。他的方志理论非常丰富,相当全面。因此近世梁启超把他称为“方志之祖”、“方志之圣”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所以能够在方志理论上取得如此巨大成就,与他有丰富的史学理论为是指导分不开的。用史学理论指导自己的修志实践,又用史学理论检验和总结前人的修志经验,通过自己的修志实践又获得许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能及时地把它们升华为理论,进而使之具有普遍意义,转过来再指导方志的编修。这是一般方志学家所无法办到的,因为他们缺少的是史学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丰富了理论,这是章学诚方志学发展的全过程,也是章学诚方志理论取得巨大成就的决定因素。

民国时期,尽管社会很不安定,但编修方志工作各地仍在进行,国民政府内政部也曾多次发布修志条例和通知。因此,在短短30多年间,编修方志也达1100多部,但大多为县志。其中有些编纂出色的,如黄炎培的《川沙县志》、缪荃孙的《江阴县志》、张相文的《泗阳县志》等。在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在方志理论方面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写出了许多论著。其中以傅振伦、朱士嘉二位先生所作贡献尤为突出。傅振伦先生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不仅论述了方志的源流和历史,评论了旧志的价值和一些志书的优劣高下,而且对新志的编修也提出了主张。因为傅先生从事史学研究工作,所以他对许多方志的论述,联系了史学发展状况;同时自己又参加过编修工作,富有切身的经验体会。这都使他有可能在这部著作中,系统而完整地论述方志学,成为近世以来重要的方志学论著。朱士嘉先生则以一已之力,于1935年出版了全国性地方志目录——《中国地方志综录》,对全国所藏方志作了一次清理。当时该书著录5832种方志。到了1956年出增订版时,全书已经收录7413种,为方志目录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整理和利用方志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未出版之前,此书乃是一部权威性的方志目录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领导人对修志工作很重视,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国编修新方志工作就已经在各省得以普遍开展。当时将修志工作列入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还成立了全国地方志小组主持其事。可是正当各地纷纷修出志稿,渐入佳境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而使正在蓬勃开展的修志工作被迫中断了下来。尽管如此,在短短的几年中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据国家档案局1960年的统计,当时就有20多个省区市的530多个县开展了新编方志工作,其中约有250多个县写出了县志的初稿,正式出版的有近30部,而大部分都有内部用的铅印本或油印本,这当然都应当看作可喜的成绩。可是令人不解的是,方志学界对于这个时期的修志工作大多避而不谈。谈到新中国的修志事业,总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次谈起,这显然是不正常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割断了修志的历史。当然,由于8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局面,因而在中华大地上很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修志热潮。其参加人数之多,修志品种之广,成书速度之快,志书质量之高,都是历史上所仅见的,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截至2000年9月30日,全国省、市、县三级志书已出版4287部(卷),各类专业志的编修也如雨后春笋。1999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新编地方志成果展览”,参展的各类志书及方志理论著作总计1万余部。1997年全国地方志评奖中,获一等奖的志书51部,二等奖127部。其中《绍兴市志》、《苏州市志》、《宁波市志》、《东阳市志》等都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好评。通过这一届修志,还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修志人才,参加各地修志的专职、兼职工作人员多达10余万人,号称10万修志大军。通过边学边干,特别通过多年的修志实践,许多人都熟练地掌握了修志业务,更有许多成了修志行家。据1996年的统计,当时有专职人员22000余人,获得高级职称的有2000余人,获得中级职称的有7000余人。这一届修志还造就了一批方志理论工作者,出版了一批方志理论著作,限于篇幅,只好从略了。总之,从这20年的修志事业的发展来看,这一古老的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正焕发出特有的青春活力。我们今天所修的各类志书,大都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和时代精神,体例上也已形成了新的志书体裁,内容上完全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方方面面。其内容之丰富是任何时代志书所无法比拟的,也是其他任何著作所难以具备的,因而方志的功能与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国的修志事业还将向前蓬勃发展。

历考我国方志发展的历史,已经有了2000多年的历程。不仅经久不衰,而且如今更能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正蓬勃地向前发展。对此,许多外国学者研究后无不叫奇,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力托在《中国方志与西方史的比较》一文中说:“自宋以来,方志在形式上和内涵上的一致性是惊人的。至于西方,根本没有长期一致的文体,即使一国中的一致性也没有,……而方志的形式则千年基本未变。”我们一直认为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还在1958年10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方志小组制定的《关于新编地方志的几点意见》中就明确指出:“方志是我国一项独有的文化遗产。”著名学者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说:“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八千多部方志,这是我国一个很伟大的、特有的宝库,这中间有大量的可贵的史料。”^[20]台湾学者陈捷先教授在其《清代台湾方志研究》一书中则称方志为“全世界文化史中的一项特有瑰宝”。^[21]有谁能说不是呢?现在却偏偏有那么几个人,爱做反调文章,硬说方志编修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为此,我在《方志学通论》修订本《前言》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指出我们周边的邻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由于千百年来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有的国家在历史上还曾列入中国封建王朝的行政区划,而大多数则长期与中国封建王朝存在着封贡关系,这样一来,中华文化大量传入自然就在情理之中,因而在它们的历史上确实编修过地方志,有的还相当典型。尽管如此,就是因为各个国家存在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于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坚持下来,关键在于它们都没有形成制度化,没有国家制度的保证,既不可能做到连续性,更不可能做到普遍性地编修,因而有的是很快自行消失,朝鲜、越南便是如此;有的则最后完全变了味,全部走上地方史的道路,把方志的特点丢得精光,日本就是典型。这都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为什么就看不到呢?至于西方国家,更不会有方志这种著作,因为在他们的语言文字中,连“方志”这样的词汇也不存在,当然也就无法将“方志”这个名词翻译过去。一些西方学者在论著中当引到拙著《方志学通论》时,他们只好使用中文书名。陈捷先教授在《东亚古方志探讨》一书的《引言》中就曾说明:“我们中国古老优良的文化遗产中,有一种叫‘方志’的,在英文词汇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译名”,“中国方志的特别与找不到合适的译名,可能与这种文化遗珍的内容与书体有关。……方志既有如此特殊的内容与书法,在西洋文化遗产中是不见的,当然相同的译名就不容易找到了。”^[22]可见这就是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风俗民情所形成的不同文化在语言文字上的具体反映。这里我也想再次提醒大家,作为意识形态的学术文化,它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表现得非常明显。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地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这就必然形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这是研究学术文化最起码的常识。只有懂得这个道理,才能理解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必然产生不同的学术文化。当然,我也很不客气地告诉大家,有人写西方国家也有方志的文章,实际上自己连什么叫作方志也不懂。如有人在《黑龙江史志》上发表了《略论方志的多国性》一文,提出方志编修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并且列举了恺撒的《高卢战争》、塔西佗的《日耳曼志》以及《美国志》等来说明。单从他列举的这些书名,我就可以肯定此公既不懂方志,也不懂史学。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些著作明明都是历史书,怎么到他的笔下却成了方志呢?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对其错误加以评论了,可参考《通论》的修订本《前言》。总之,2000年的方志发展史的事实说明了这样一点,编修地方志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优良的文化传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必要过于谦让。相反我倒认为,自己拥有特有的瑰宝而不敢理直气壮地承认,那才是很可悲的现象。

(原载《阴山学刊》2004年第17卷第2期)

【注释】

[1]黄云眉:《略论‹周礼›五史与‹礼记›左右史》,《史学杂稿订存》,齐鲁书社1980年版。

[2]仓修良:《方志学通论》(修订本),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www.xing528.com)

[3]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

[4]张天复等:《嘉靖山阴县志》,《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5]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6]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7]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8]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

[9]王溥:《五代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0]周:《清波杂志》,上海书店1985年版。

[11]罗浚:《宝庆四明志》,清光绪五年刻本。

[12]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

[14]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15]施宿:《嘉泰会稽志》,天一阁藏明正德五年重刻本。

[16]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清嘉庆六年刻本。

[17]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

[18]陆鏊:《崇祯肇庆府志》,《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19]《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20]谭其骧:《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上讲话》,载《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年第5、6期。

[21]陈捷先:《清代台湾方志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版。

[22]陈捷先:《东亚古方志探讨》,台北“中央图书馆”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