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方志学结缘：40年的研究与探索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文化传统形式。这个传统几乎经历了2000年而不衰,并且生命力一直很旺盛,单就这一点也就足以悟出它的价值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我们必须懂得,这种著作形式与其他文体一样,绝不是成于一朝一夕,也不是成于某一人之手,而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开始并不像我们现在常见到的各类旧方志那么完善。它和谱学一样,都是史学的旁支,并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形成,乃至最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方志学。

我与方志打交道已将近40年了,这里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因素。20世纪60年代初,高教部规定,综合性大学历史系必须开设史学史这门课,于是系里决定,要我由中国古代史改为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众所周知,章学诚是杰出的史学评论家,又是浙江人,自然就成为我研究的重点。在深入研究过程中,发现在他的著作中有大量的方志论文,并且他的许多史学理论和观点还多出自这些文章中。以前虽也知道他是方志学家,但是并没有想到他有如此丰富而系统的方志理论,当然也就使我进一步从感性上认识到方志与史学的密切关系。因此,还在1962年,我就在《江海学刊》上发表了《章学诚和方志学》一文。从此,方志也就列为我重点研究内容之一,与史学研究同步进行,而且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也就成为批判我的“罪名”之一。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就此而放弃研究;拨乱反正后,照样重操旧业,并于1981年在我校高年级率先开设方志学课程。方志学界老前辈朱士嘉先生还特地来函祝贺,希望有更多的高等院校能开设此课。因为方志作为一门学问虽然古老,但是作为高等学校的一门课程还是首次。根据我的研究经历,我想告诉青年朋友,要想学好方志学,在方志学研究上能够早些入门,须注意三个问题:

首先,建议大家读点中国史学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以了解必须知道的史学常识,诸如各种史体的来龙去脉及其结构与组成,这样研究方志时才不至于出笑话。不是吗,有的方志文章公开声称“正史”记载是不可靠的,还是方志记载上歪曲现实程度小。请大家想想,我们研究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究竟主要是靠“二十四史”还是靠方志?还有某省志刊物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试论考体在修志中的运用》的文章,起初不解其意,因为在古代史书中并无“考体”,读了文章后方知是指考证或者考据。大家知道,考证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环节,是做学问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也可称一种途径,但绝不是一种史书体裁。古代的志,有史或记事之意,作为方志的称呼只是后来的事,这是学习过古代史学史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先秦史籍中所出现的某志,均是指史,我在拙著《方志学通论》中曾一一作过排比。其实关于这点,古代学者也早都指出。东汉学者郑玄在为《周礼》所作注中讲得非常清楚,在外史“掌四方之志”下注曰:“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又在小史“掌邦国之志”下注曰:“若《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称《郑书》之属。”^[1]上述所列之书,都是各诸侯国的史书。古代史书本称志,宋代大史学家郑樵在说明他的著作《通志》命名之缘由时就曾指出:“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太史公更志为记,今谓之志,本其旧也。”^[2]可是如今方志学界大多数人,包括有些方志名家,硬将“四方之志”、“邦国之志”说成就是方志,更有甚者,有的论著竟将郑樵的《通志》也拉入方志之行列。所以,不懂得史学史,要想研究方志学,非出笑话不可。

其次,方志既然是史学的一个旁支或分支,那么,在研究方志的起源和发展时,就必须把它放在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进行探索,才能正确找出产生的原因,发现每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方志是史学的旁支,并非我个人所说,早在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一书中就把它放在“杂述”一类,作为“史氏流别”;《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则称其为“盖亦史官之末事也”。章学诚把它直接等同于史,我们这里且不去议论,但是与他同时的《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在《安阳县志序》中则说:“今之志书,实史之支流。”因此,我们说方志乃是史学发展的一个旁支,它是在史学发展中产生的,这是既有史实为基础,又有理论为依据的。而目前方志学界一些人总是孤立地就方志而论方志。我们肯定地说,这样研究,既找不到方志起源的真正源头,也说不清方志的发展规律及其何以会产生阶段性。

第三,应当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方志的发展历史,只有这样才能讲清方志发展的规律,真正找到方志的源头。现在有些青年朋友对于马列主义似乎不太相信。可以这样讲,我正是用了这种观点,才建立起在中国古代史学史和方志学上自己的体系,特别是讲清了方志的起源和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一定的学术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转过来作用并影响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因此,不同时代总是要出现为这一时代服务的学术文化思想体系、学术流派以及相应的各种学术著作。这就是说,文化这种精神生产,一定建立在特定的物质生产之上,并与当时社会经济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而我们研究任何一个时期的学术文化,不应把它孤立出来就事论事,必须同产生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既注意到它与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又不忽视学术文化本身的渊源和发展关系。许多学者正是遵循着这一精神,在各自从事的学术领域中进行研究,所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使得历史学、文学、哲学等都变成了有规律可循的学科。可是在方志学的研究领域,却似还缺乏这种研究精神。在研究方志的起源时,大多满足于抱住某一部书做文章,《禹贡》、《周官》、《山海经》,如此而已。很少有人从时代入手来探索它的起源。至于为什么在发展不同阶段会出现地记、图经、方志的不同名称,可以说从来无人问津,似乎各种名称都是理所当然,并无研究之必要。事实上方志既然是独立的一门学科,自然也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规律,要研究不同阶段的特点和规律,离开社会条件和时代精神是不可能的。只要大家稍作留意就可发现,地记、图经和成型方志固然有其明显的区别,即便成型后的方志,亦都带有不同程度各自产生的时代烙印。正像我们今天所编修的新方志一样,它必须反映出时代的精神。这不仅要体现在观点上,而且要反映在内容、体例各个方面。以笔者之愚见,要想探索出方志学的产生和发展规律,总结出不同阶段的特点,单凭直观而就书论书是办不到的,必须把方志放到它所产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才有可能收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就以方志的起源而言,60年代初我开始研究时,也是接受了传统的说法,仅仅着眼于上述几种书进行论述,并写了20万字的方志学初稿。不料多年心血结晶连同资料卡片竟毁于十年浩劫,尽管很感痛惜,但仔细回忆起来,又觉得似乎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么一来就逼得我必须一切白手起家,从头做起。于是经过一番努力,当思考撰写体系时,便发现原来那种研究方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大量史籍记载中说明,方志的名称,较早时候,史家都称为“郡书”、“郡国之书”、“郡国地志”等,这就说明,它是记载以地方行政区划郡县为范围的一种著作。后来的发展,也正是沿着这样的道路。所以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因而就有府志、州志这一类名称。它实际上后来就成为记载某一地区历史、地理、社会风俗、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资料著作。既然如此,问题就很明白,我国的郡县制度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在全国确立推行的,那么在郡县制度尚未确立之前,自然就不可能产生反映这种制度的著作,否则将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说在春秋战国时代要产生这样性质的著作是不可能的,西周当然就更不必说了。这里附带说上一句,还有人异想天开地说,方志在原始社会就已经产生,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秦虽然推行了郡县制度,但它是一个短命王朝,在统一的短短的10年中,一直处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连一部国史也无人去过问,哪里还会有人去编写郡县之书呢?汉承秦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武帝初年,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繁荣,这就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了西汉后期,地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豪族地主势力不断壮大,这就为产生地方性著作提供了温床。从这个时候开始,各地先后产生了许多地方性的人物传记和地方性的地理著作,经过两者发展汇合,从而形成了方志的初期形式——地记。因此我们说方志是起源于两汉地记。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和史念海先生都持这种看法。

关于方志起源于两汉,我们除了从产生的社会条件进行分析外,还有确切的史书记载为依据。《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小序曰:“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按,重点号为笔者所加;后同)这段记载说明,地记这类著作,还是先从统治者所重视的地方开始撰作的,光武帝刘秀为了表彰家乡之盛,诏撰了《南阳风俗传》,而所记内容,也是从地方人物、风俗、山川、物产逐步扩大,逐渐充实完备的。这么一来,各地纷纷仿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总结性地指出:“郡国之书,由是而作。”这就是说,地方性的郡县著作,从这个时候便开始了。这是正式的史书记载。令人不解的是,方志学界直至今天还有人仍对它视而不见,还是抱着某部书去大谈方志起源,这无疑是闭着门在搞文字游戏!方志起源于两汉地记是确切无疑的,因为这种著作形式是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并得到广泛的发展,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世家大族为了标榜门第郡望,自然就要制造舆论,地记就成为他们所需要的最好形式,因为它既可以美化自己所需要鼓吹的人物,又可以显示自己郡望优越于他处。所以我在《方志学通论》中说:“谱学和地记,都是为了维护世家大族利益、巩固门第制度而形成的两种史学方式,它们产生的社会条件和肩负的任务都是一致的,都是世家大族所建立的庄园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到了隋唐时期,方志的发展便进入第二阶段——图经的发展与繁荣。这个变化绝不是出自哪个人个人意愿,而是适应巩固大一统局面、加强中央集权的要求而变的。隋统一以后,将地方行政机构由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制,一者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再者改变东晋以来在南方设侨置州郡的混乱情况。因此,中央政府需要了解的是它究竟掌握多少州县,每个州县有多少土地、多少人口,有哪些物产,等等,自然要各地翔实报告。这就是图经取代地记而发展的真正原因。有人说图经起源于地记,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文献记载,图经东汉时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当时社会不那么需要而未能得到大量发展。由于隋唐时代图经没有一部完整地流传下来,所以图经究竟是什么样的,说法也就不一。有的学者说“最早的图经是以图为主”。我认为未必如此,此说不仅与有些史料记载不相符合,而且与敦煌图经残卷亦不相符合。其实这种著作,就是在卷首绘制各类图形而已,诸如疆界区划图、城邑图、山脉河流图、物产分布图等等,主要还是文字说明,称之“经”。敦煌图经残卷全是文字,未留一点图的痕迹,就是明证。至于图经的内容,我想还是用五代后唐尚书吏部侍郎王权的奏章内容来说明:“宜令诸州道府,据所管州县,先各进图经一本,并须点勘文字,无令差误。……其间或有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不得漏略。”^[3]虽然只有四句话,包含内容却相当广泛。至于它的价值,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也绝不仅仅是为最高统治者用来了解各地郡县分布、山川形势、各地物产和风俗民情服务,而且在军事上价值也很重要,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图经。而对于长途远行者又可作为旅途指南,依靠它确立行程。更为有趣的是,许多文人墨客在游览山川名胜时,往往借它作导游之用。可见图经的价值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单一。(www.xing528.com)

历史发展进入宋代以后,方志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定型阶段。因此,宋代的方志发展在整个方志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它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内容日益充实、体例不断完善、名称趋于统一,从各方面看都已基本趋于定型。这与宋代学术文化繁荣有很大关系。当时讲学风气盛行,各地书院林立,学派之间相互交流和竞争,都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方志的发展。尤其是许多著名学者参与方志的编修,是促使方志逐步形成著述体例的重要因素。他们编修方志非常注意内容的实用价值和体例的不断完善,这对于加强方志的学术性、提高方志的生命力、扩大方志在学术界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将纪传体史书编纂体例引入方志,正是从宋代开始。我们今天新方志编修所采用的“志书体”,实际上就是从这种史体演变而来。历经元、明、清三代,在内容与编纂上仍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清代,我国封建时代修志事业进入全盛时期,不仅所修志书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今天留下的8500多部志书中,清代占5700部左右),而且乡镇志、山水志、寺院志等都比明代发达得多。尤其是对修志理论的探讨,更引起人们的重视,产生了不同派别以至于最后使方志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问——方志学,而章学诚则是这门学问的奠基人。

80年代以来,由于我们国家出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局面,因而在中华大地上很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修志热潮。经过近20年的努力,新中国第一届修志工作即将胜利完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方志理论研究工作却大大落后于修志发展的形势。不仅如此,而且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有人说修志“存史、资治、教化”六字功能已经过时了,“据事直书”今天已经不适用了,“横排竖写”是方志的“特点”,等等。还有不少论著将历来公认的舆地著作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都列入方志行列,诸如此类,甚是不少。为此,我于1994年在《中国地方志》第1期发表了《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对13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想要搞好方志理论研究,首要任务是读书,读史书,读理论,读方志发展史,读前人方志论著,读今人修志经验,做到融会贯通。这就是我40年与方志打交道的一点最重要的体会。

(原载《文史知识》1998年第4期)

【注释】

[1]《周礼•春官•宗伯下》。

[2]《通志•总序》。

[3]《五代会要》卷十五,《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