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新编原则：增补并保持原意与作者一致

通过对两种本子外篇的介绍,可知无论是章氏次子华绂所定之“大梁本”,还是王宗炎所编定的《章氏遗书》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不能完全代表章学诚本人著述本书的宗旨和想法,既然要尽可能恢复《文史通义》的原貌,自然就应当以其本人的意愿为准。为此,在数十年研究章氏之学过程中,笔者一直在捉摸如何才能使该书恢复原貌。众所周知,《文史通义》没有一个严密的著述义例,加之作者撰著意图又多,——笔者在撰写他的评传时,曾归纳为五大方面,——因而就使得它内容庞杂,包罗万象,组织松弛。从形式上看,全是由单篇论文汇编而成,很难说是一部严整的论著。又由于作者一生中生活极不安定,其中许多篇又是“借人事应酬以为发挥之地也”,因而各篇之间就缺乏紧密的联系。重新编定,自然也不能脱离它的这一特殊情况而另订体例,只能紧紧围绕作者意图而使之尽可能恢复原貌。事实上我们今天整理新编,既不可能、也不应当改变其内容庞杂、组织松弛的状况,否则就不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了。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进行古籍整理时应当遵守的准则。因此,新编的原则,不是将原来流行的两种版本打乱重新编次,而是在两种流行的版本基础上加以增补。具体而言,内篇以《章氏遗书》本为主,增以“大梁本”多出之篇;外篇则将原来两种外篇内容合并收入,编为6卷,前3卷为“驳议序跋书说”,后3卷为方志论文。为了照顾长期来已形成之习惯,每卷排列顺序亦基本依旧,仅稍作调整,而增补的各篇,则按其性质分别编入各有关卷中。

这次增补的原则,首先是章学诚生前已经确定和当时传抄本已标明者,如上文已指出的《郎通议墓志书后》、《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选商语》、《家谱杂议》、《跋屠怀三制义》等。后者在会稽徐氏抄本《章氏遗书》中还注有“庚戌抄存《通义》下”字样,又如《方志辨体》,会稽徐氏抄本《章氏遗书》中亦注有《文史通义》字样,《为毕制府撰‹湖北通志›序》在灵鹣阁《文史通义补编》中已经收入,但篇名为《为毕制府拟进湖北三书序》。其次是根据章学诚著作此书之宗旨衡量各篇内容而定,内容符合,且对研究《文史通义》及学术思想有作用者则选录补入。如关于论文方面所增选篇章,许多论点都很有价值。就以《文学叙例》而言,文中提出:“文之与学,非二事也”,“学立而文以生”,“文者因学而不得已焉者也”。能将历代文体演变与当时科举考试、政治要求联系论述,最后还指出历代文风之不同。又如《文格举隅序》中说:“古人文无定格,意之所至而文以至焉,盖以所有为文者也。文而有格,学者不知所以为文而竞趋于格,于是以格为当然之具,而真文丧矣。”这些论述,确实都很有见地。关于增补史学方面论文,《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则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这是章氏晚年论述史学和方志方面重要作品。又如《论课蒙学文法》一文,主题虽是论述儿童启蒙教育,但全篇都贯穿着对各种文体的评述和对《左传》、《史记》二书的分析评论,其分析细致精微,在其全部著作中也可列为上品。另外,历史哲学、方志论文、治学方法和应酬文章都有不同程度的增补。关于应酬文字如志状墓铭、家族谱序等,亦并非出于空洞的恭维应酬,而是有实在的内容,因为章学诚经常利用这些应酬文字来发挥自己的学术主张。他在《答陈鉴亭》信中,还讲述了他对写此类文字的看法:“足下自谓应酬人事中学为古文,恐无长进。此与史余村前此来书,自言欲学古文,苦无题目,同一意也。仆意则谓,文以明道,君子患夫于道有所未见,苟果有见于意之所谓诚然,则触处可以发挥,应酬人事,亦以吾道施之。”“世人以应酬求之,吾以吾道与之,岂必择题而后为文字乎?”^[10]因此,许多看似应酬文字,实则都具有丰富的内容,即便是许多朋友间往来书信亦是如此。这就是《文史通义》中早就选录了许多书信的原因。

这次新编中还选录了4篇比较特殊的文章,即《上慕堂光禄书》、《上晓徵学士书》、《与胡雒君论校胡稚威集二简》和《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4封信都讲述了自己著作《文史通义》的情况,似乎不应是《文史通义》之篇目。但考虑到能够使读者了解章学诚著述此书某些情况与宗旨,对研究该书的学术价值与作者学术思想、著作甘苦无疑是有帮助的,而这些文章又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章学诚的重要学术思想和观点。况且类似文字在《遗书》本《文史通义》中已经有过几篇。尤其要指出的前两篇还是佚文,在现今所有刊行的章氏著作各类版本中均未收录,看来就连胡适、姚名达2位编《章实斋先生年谱》时也未见过,故将之收录尤为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在《上晓徵学士书》晓征中,章学诚还曾提出了在学术上要“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这在学术界以前是无人知晓的,故笔者1994年在《史学史研究》第2期发表了《章学诚的成一家之言》一文,因为在史学史上自司马迁提出“成一家之言”以后,千百年来再提出此口号者还不曾有过。(www.xing528.com)

这里还想说明一点,《文史通义》的内容十分庞杂,这是由于作者研究范围太广所致。他于“古今著述渊源,文章流别”,都殚心研讨,“自六艺以降,迄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11],显然就不限于文史了。也许当年他已意识到研讨内容之庞杂,所以就在给钱晓徵(大昕)信中讲了自己要撰著的《文史通义》,拟“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这封信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文史通义》究竟是分几篇?目前流行的版本均为内外2篇,而信中分明是说“内外杂篇”。如果按照作者原意来分编此书,势必在某些方面就得打乱原流行的两种版本次序了。为了保持新编本与习见的通行本之间的连贯,也便于读者的使用,就不再另行分设“杂篇”,而将这一问题留给有关专家和读者再作研究了。

总之,这次新编以章学诚著述该书的宗旨为原则,希望以尽可能接近作者著述此书原意的面貌呈献给读者,因此,它不仅包括了原来通行的2种版本内容,而且选录了《章氏遗书》中有关篇目和部分佚文的重要篇目。故全书共收302篇,就《文史通义》来说,新增补之文为85篇,增加篇幅近三分之一。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该书的流传情况,除了将章华绂在刊刻“大梁本”时所作的序收入外,还将伍崇耀、季真、王秉恩3人为该书所写的跋和王宗炎《复章实斋书》作为附录收入。编纂中,笔者深深感到,以个人力量来整理新编这样一部史学名著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