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实斋)在《文史通义》的卷首,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的论断,而在书中其他篇章又多次论述“六经皆史”、“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但“六经皆史”的命题并非章氏所首创,而柴德赓先生在《章学诚的学术思想》[1]一文把这个命题说成是章学诚的“一种创见”;周予同、汤志钧先生也认为章学诚以前,虽已有人提到“经”“史”的关系问题,“但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却大有区别”,因而肯定“‘六经皆史’的命题”是章学诚“大胆地提出的”。[2]我们认为这样的提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其实,“六经皆史”的命题至迟明代中叶已经出现,王阳明《传习录》卷一载与其弟子徐爱对话已提出此意,“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3]。王世贞在《四部稿》卷一四四亦云:“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王之世,若泯若灭,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而大思想家李贽在《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篇》说得就更加明显了,他说:“《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据上所引,可见“六经皆史”的命题,既不是章学诚的“创见”,也不是到了章学诚才“大胆地提出”的。不过章学诚针对时弊,又重新提出这一命题,并真正赋予“六经皆史”以充实内容和系统理论。就是这样,当时已引起人们议论纷纭,有的指责其为邪说,有的则盛赞其具有创见。我们认为,“六经皆史”论可以说是章学诚“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核心。众所周知,浙东史学特色之一,就是强调学术必须“经世致用”,既反对空谈义理,又反对专务考索。这种优良的传统,可以说是源远而流长了。章学诚是浙东史学的殿军,不仅继承了先辈们的优良传统,集浙东史学之大成,而且更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大谈史意,阐明历史的教育作用,因此,他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想也就更加显著。当然对于章学诚是否属于浙东学派,柴德赓先生似乎是持不同看法,他在《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一文中,甚至认为“章与全(祖望)无共同点,摆在一起很不相称”。这实际上是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未究其实质。对此,笔者已另撰专篇论述。
《文史通义》里面,一再强调学术经世,认为学术研究上,“得一言而致用,愈于通万言而无用者矣”。他还举例,“学问经世,文章垂训,如医师之药石偏枯,亦视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学问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犹既饱而进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长而强以徇焉,是犹方饱粱肉而进以糠秕,方拥狐貉而进以短褐也。其有暑资裘而寒资葛者,吾见亦罕矣”[4]。这些言论全是针对乾嘉时代学术界的现状而发的。为了表明自己的论述有据,他也把孔子抬出作为招牌,指出特别是“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5]所以他一再提倡“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6]。史学最终的目的是要“明道”,要“惩劝”,要阐明规律,要有裨风教。那种束书不观、空谈心性固然不能达到此目的,而一味埋头书本,终日忙于考订,同样亦无济于事。因此,章学诚之所以重新提出“六经皆史”论,是“有所为而为”,决非出于偶然。它的出现不仅有其历史之渊源,而且亦有其时代之根据。
章学诚言“六经皆史”的论据是:(1)古代根本就“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7]。(2)“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8](3)“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9]“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10]既然《六经》只是“典章、“政典”的记录,自然当时也就不会像后世那样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至于尊奉为经,章学诚在《经解》篇作了详尽的论证,指出“《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不过宋代苏洵亦曾提出经之与史自古就有区别的主张,其理由是“经文简约,以道法;史文详尽,以事辞胜”。章学诚在批判这种说法时,又进一层申述了自己的论点。他说:“《六艺》皆古史之遗,后人不尽得其渊源,故觉经异于史耳。其云‘经文简约,以道法胜;史文详尽,以事辞胜’,尤为冒昧。古今时异,故文字简繁不同,《六经》不以事辞为主,圣人岂以空言欺世者耶?后史不能尽圣人之道法,自是作者学力未至,岂有截分道法与事辞为二事哉!孟子言《春秋》之作,则云:‘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某窃取之。’然则事辞犹骸体也,道法犹精神也,苟不以骸体为生人之质,则精神于何附乎?此亦止此就《春秋》而言,为苏氏之所论及者耳,《六经》皆史,则非苏氏所可喻矣。”[11]
“六经皆史”论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扩大了历史研究、史料搜集的范围。因为“六经”既然都是先王的“政教典章”,无疑都是研究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史籍。当然,他这里所讲的“史”,含义如何,尚有争论。周予同、汤志钧二先生认为,“章学诚所指的‘史’,主要是指具有‘史意’,能够‘经世’的史”,“同我们理解为‘史料’的‘史’,自有区别”[12]。这样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章氏“六经皆史”论是针对着空谈性命的宋学和专务考索的汉学两种不良的学风而提出的。因此,“六经皆史”的“史”,既具有“历史资料”的“史”的含义,用以矫正宋学空谈义理的弊病,又具有“经世致用”的“史”的内容,以此反对乾嘉考据学派闭口不谈义理的不正之风。这就是他举一事而收左右。开弓之效的巧妙手法。《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一文说:“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不以为‘六经皆史料’。”如果这样来论证,那我们也可以说: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并未说“六经皆史学”。
“六经皆史”的“史”,其所以具有“史料”之“史”的含义,首先在于它是先王之“政典”,孔子“表章六艺以存周公之旧典”,“不敢舍器而言道”。[13]古代“未尝有著述之事”,更不曾有“专称为载道之书”,有的只是“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14]孔子加以删订而成《六经》,所以“六经”是政教典章、历史事实的记录,而不是空洞的教条,是器而非道。当然,这种“史”无可辩驳是具有“历史资料”的“史”。
其次,我们再从著书体例来看,“夫子述而不作”,“夫子未尝著述”,“六经”只不过是他删订而已。故“六经”是选辑、是掌故、是记注,而不是著述。章学诚说:“名臣章奏,隶于《尚书》,以拟《训诰》,人所易知。撰辑章奏之人,宜知《训诰》之记言,必叙其事以备所言之本末,故《尚书》无一空言,有言必措诸事也。后之辑章奏者,但取议论晓畅,情辞概切,以为章奏之佳也。不备其事之始末,虽有佳章,将何所用?”[15]这就是说,《尚书》只不过是像后来“名臣章奏”的选辑,并非属于某一人之著述。不仅如此,他更明确提出“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与孔子所述《六艺》旧典
,皆非著述一类,其说已见于前”[16]。不是著述,是什么呢?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属掌故,“《六经》皆周官掌故,《易》藏太卜,《书》《春秋》掌于外史,《诗》在太师,《礼》归宗伯,《乐》属司成,孔子删订,存先王之旧典,所谓述而不作”[17]。又《和州志艺文书序例》自注亦云:“《六经》皆属掌故,如《易》藏太卜,《诗》在太师之类。”非常明显,选辑、汇编之为史料固无需辩论,而掌故性质实属记注,而不是撰述。他的方志分立三书,其中掌故、文征就是专为保存重要资料而设。记注、掌故之用,全在于“备稽检而供采择”,为撰述提供资料。他在《文史通义》中曾有专门论述,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再者,“六经皆史”的“史”作史料之“史”理解,也可以从章学诚言论中得到证实。他在《报孙渊如书》中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18]这里所谓“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史”,与其把它理解为具有“经世”的“史”,毋宁把它解释为具有“史料”价值之“史”更为确当,就是说,盈天地之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都是历史家编著史书时搜集研究的对象。既然如此,《六经》似乎也不例外。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以从他所修之《史籍考》内容得到印证。他在上述信中明确指出,其书“取多用宏,包经而兼采子集,而真正史部,仅占群籍四分之一。显而易见,他把经部与子集诸书也引入其中当作史籍,像这种“史籍”,我们有什么理由能说它不包含有“史料之史”而专具“史意”之史呢?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我们以为,史料本身就包含有史义,绝没有脱离史料的抽象史义,反之,也没有不具史义的史料,否则将不成其为史料,所谓“让史料说活”,就是这个意思。史义不能离开史料而独自存在,正如精神不能脱离物质,其理相同。章学诚批判苏洵时已经指出,“事辞犹骸体一也,道法犹精神也,苟不以骸体为生人之质,则精神于何附乎”?这个批判是很有说服力的,正反映了他的唯物观点。由此可见,在研究章学诚“六经皆史”论时,若完全摒弃其具有“史料”之“史”,而奢谈史义,恐不甚妥当。应当按照作者本意予以阐明,切不可主观臆断。基于上述原因,可见“六经皆史”的“史”确是具有“历史资料”的“史”的性质。他言有所指,目的在于批驳宋学虚无缥缈的空谈性命,指出《六经》是“迹”,是“器”、是“求道之资”,所讲的都是具体事实,而不是抽象的载道之书。所谓道,也都是通过具体史实而体现的。
当然,“六经皆史”的“史”,同时又具有“经世”之“史”的内容。孔子之所以删订“六经”,目的在于“存道”、“明道”、“以训后世”,让后人从先王政典当中得知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绝不是把它当作圣经而敬奉,更不是当作古董而玩弄、保存。“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19]“六经”所载,无不切合于当时人事。“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20]因而在研究《六经》时,应从《六经》具体事实中去领会其精神实质,以为当前政治服务,切不可死守经句,泥于古义,专搞名物训诂而脱离当今之人事。要求人们特别要注意研究现实,“贵时王之制度”。他还论证了“国家制度本为经制。李悝《法经》,后世律令之所权舆;唐人以律设科,明祖颁示《大诰》,师儒讲习以为功令,是即《易》取经纶之意。国家训典,臣民尊奉为经,义不背于古也”[21]。如果只知“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所作之学问文章,则未必足备国家之用,这就自然失去了学习先王典章的意义了。何况“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22]。
综上所述,我们说“六经皆史”的“史”,既具有实实在在具体的历史事实、历史资料的“史”,又具有概括所得抽象的微言大义、经世致用的“史”。两者兼有,并不矛盾。正因如此,所以我们说它为历史研究、史料搜集打开了广阔的天地。
“六经皆史”的另一重要意义是,它以挽救学术界的颓风姿态出现的,一面反对“宋学”的空谈性天,一面又树起反对“汉学”流弊的大旗。明末清初,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的复杂情况下,民间学术空气相当活跃,许多著名学者基于亡国之痛,对明季理学末流之弊,渐生反感,故治学多倡“经世致用”,以矫其空疏玄谈之偏。大思想家顾炎武特重“当世之务”,黄宗羲则教导“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迁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并说:“读书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23]他们于经学史学,兼收并重,其目的在于经世。后来清统治者为了加强控制,摧残反清复明思想,于是对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采取了极端反动的扼杀政策,极力提倡封建正统的理学,配之以大规模类书、丛书的编纂,借以腐蚀人们故国之思,扭转学风,转移研究现实的视线。与此同时,又大兴文字狱,对著名的思想家横加迫害。谈到经世,开口便触忌讳,遂使人人都有戒心。在这威胁与欺骗、利诱相结合的政策下,许多学者不敢正视现实,埋头于故纸堆中,把全部精力耗费在古典文献的整理与考订上去。“风气所趋,竞为考订”,因而考据之学遂形成专门的学派——汉学,并得到当局大力提倡。到了乾嘉之际,这种汉学已是壁垒森严,足以与高居庙堂的宋学相抗衡了。长期以来,理学内部程朱、陆王之论战,这时一变而为汉学、宋学之争了。可是,不管是哪一方,它们都是作为统治者利用的工具而得以并存。汉学只不过是更加适合于统治者的需要,它可以驱使学者远离现实斗争,所以能够扶摇直上,一跃而居于“显学”地位。
对于汉学、宋学之间各执一端毫无意义的纷争,章学诚曾作过这样的批评,他说:“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犄鼎崎,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齐得失,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惟自通人论之则不然,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事非有异,何为纷然。”[24]在汉学、宋学之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他发表了《言公》、《说林》等篇文章,他说,这些“十余年前旧稿,今急取订正付刊,非市文也,盖以颓风日甚,学者相与离跂攘臂于桎梏之间,纷争门户,势将不可已也。得吾说而通之,或有以开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他很希望自己文章的发表,“或于风俗人心不无小补欤!”[25]章学诚认为,在做学问上,一定的师承关系是必要的,但切不可有门户之见。一旦有了门户之见,势必产生无穷无尽的纷争,这就必然给学术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他说:“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26]至于门户之见,则产生于“好名”与“争胜”。为了抬高自己学派的地位,就不能不对别的学派和观点进行攻击和诋毁。他深有感触地说:“盖好名之习,渐为门户,而争胜之心,流为忮险。学问本属光明坦途,近乃酿成一种枳棘险隘,诡谲霭昧,殆于不可解释者。”[27]有这样的风气存在,要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自然就成了空话,因为一旦卷入门户之见,对于别家的长处,就必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墨守陈说、抱残守缺。章学诚曾指出,“毁誉重而名心亟”,“好名之习”,又“渐为门户”,“故为学之要,先戒名心”。[28]
但是,由于章学诚批评戴东原,而抨击汉学又很激烈,于是长期以来有不少人就由此得出“章学诚维持宋学”的结论。其实不然,他对宋学末流何尝没有抨击呢,他说: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就是因为“空谈义理以为功”[29],“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有见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对于宋学那种舍器求道、舍今求古学风,确是深表痛绝。他辛辣地批判了宋儒轻视考据、忽视文辞所谓“玩物丧志”、“工文则害道”的荒谬观点,指出这种观点是阻碍学术发展的大敌。尽管如此,他以为宋学的作用还不应全盘否定,不能因其末流之弊则置而不谈,否则岂不是因噎而废食吗?他说:“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轻重;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谈也。”对此,邵二云与他曾抱有同感,“往在京师,与邵先生言及其事,邵深谓然。……邵言即以维持宋学为志。吾谓‘维持宋学,最忌凿空立说,诚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君家念鲁志也,宜善成之’!……尔辈此时讲求文辞,亦不宜略去宋学;但不可堕入理障,蹈前人之流弊耳。‘五子’遗书,诸家语录,其中精言名理,可以补经传之缺,而意义亦警如周秦诸子者,往往有之,以其辞太无文,是以学者厌之,以此见文之不可以已也。但当摘其警策,不妨千百之中存其十一,不特有益身心,即行文之助,亦不少也”。[30]以上论述,不但表明了他对宋学的看法,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前人著作的态度,要求人们对以前任何一种学问都应采取这种态度,切不可抱门户之见,新者虽偏,其中精义,在所必取;旧者虽正,其中糟粕,在所必去。不难看出,他所主张“维持”的仅是宋学的合理部分,而对其末流则是坚决反对。
对于汉学,章学诚同样采取了既批评又肯定的态度,并非反对一切考据。他与号称“汉学大师”的戴东原在学术思想上尽管存在分歧,并且对他也有不少批评,但这与他对戴氏学术造诣的推崇相比应当说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周、汤二先生在他们的文中却说:“戴氏用训诂学的形式以探求儒家‘本义’,以建立自己的哲学,以痛斥当时代表统治地位的‘宋学’,而章学诚却以为是其所病,这就和他的‘校雠得失’不完全符合了。”[31]于是他们从而肯定这是“六经皆史”的糟粕。这个结论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表面,不究实质的看法。他们只看到章学诚批判了戴东原,却不知道章学诚为什么批评戴东原,更不知道章学诚还赞扬了戴东原。历史事实证明,在考据之风盛极一时的乾嘉时代,学术界上下全都把戴东原作为汉学大师而加以推崇,诚如章学诚所指出的那样,“近三四十年,学者风气,浅者勤学而暗于识,深者成家而不通方,皆深痼之病,不可救药者也。有如戴东原氏,非古今无其偶者,而乾隆年间,未尝有其学识,是以三四十年中人皆视以为光怪陆离,而莫能名其为何等学;誉者既非其真,毁者亦失其实,强作解事而中断之者,亦未有以定其是也”[32]。后来的梁启超也曾这样说过:“当时学者虽万口翕然诵东原,顾能知其学者实鲜。”[33]就是当时学术界的名流诸如“大兴朱氏(笥河)、嘉定钱氏(大昕),实为一时巨擘,其推重戴氏,亦但云训诂名物,六书九数,用功深细而已”。当他们看到戴氏《原善》诸篇,“则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章学诚认为对戴氏这样评论“似买椟而还珠”也,所以他曾“力争朱先生前”。由于“人微言轻,不足以动诸公之听”[34],可见他的看法,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这件事他后来还一再谈及,他在《又与朱少白书》中说:“戴东原训诂解经,得古人之大体,众所推尊;其《原善》诸篇,虽先夫子(指朱笥河)亦所不取,其实精微醇邃,实有古人未发之旨,鄙不以为非也。”[35]就在周、汤二先生文中所指责的《书朱陆篇后》一文中亦曾明白写道:“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36]对戴氏学术思想如此重要的评论,行文中竟只字不引,反而对章学诚横加指责,实在于情理不合。要知道章学诚当时是很想为戴氏申辩,并且写了“专篇”文章,可惜当时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而不敢“举以示人”,他在给史余村、邵二云诸人信中都曾谈到此事。在给史余村信中这样说:“别有专篇(指对戴的评论),辨论深细,此时未可举以示人,恐惊一时之耳目也。”[37]而在给邵二云的信中则更明确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时在朱先生门,得见一时通人,虽扩大生平闻见,而求能深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惟戴氏可与几此。……为乾隆学者第一人也。”[38]在章学诚的心目中,“戴氏学识虽未通方,而成家实出诸人之上”[39],特别是“说理之文,则多精深谨严,发前人所未发”[40],尽管以“汉学大师”而称著于时,然却“非徒矜考订而求博雅”。所以他说“近日言学者,戴东原氏实为之最”[41],“乾隆年间未尝有其学识”。这样的评价,应当说无法再高了吧,章氏对戴是褒是贬自然无需多辩。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正是章学诚才真正指出了戴氏“用训诂学的形式以探求儒家‘本义’,以建立自己的哲学”。至于章学诚为什么要批评戴东原,他自己表白甚明:“夫爱美玉者,攻其瑕而瑜乃粹矣,仆之攻戴,欲人别瑕而择其瑜,甚有苦心”[42],由此可见,章学诚批戴,绝对不是为了把戴批倒,更谈不上否定戴氏学术思想上的成就。因此,把章学诚批评戴东原,不加分析地说成“六经皆史”的糟粕,未免过于武断。关于这点,笔者已另有专篇《章实斋评戴东原》[43]。
也有文章认为章学诚是反对一切考据的。[44]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诚然,章学诚在考据之风盛极一时的乾嘉时代,确是以补弊救偏为己任,对当时的学风流弊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是他并没有对汉学或考据之学作全盘否定,相反,对于有意义的考证同样认为不可缺少。他说:“考索之家,亦不易易,大而《礼》辨郊社,细若《雅》注虫鱼,是亦专门之业,不可忽也。阮氏《车考》,足下以谓仅究一车之用,是又不然。治经而不究于名物度数,则义理腾空而经术因以卤莽,所系非浅鲜也。”[45]又说:“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闲习,皆学也,皆求道之资,而非可执一端谓尽道也。君子学以致其道,亦从事于三者,皆无所忽而已矣。”[46]这些论述证明,章学诚不仅没有简单地否定一切考据,相反,就在考据之风盛行之时,他要人们在做学问时对此不应忽略,决不能因其产生了流弊而弃置不用。“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所贵乎识者,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矣,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47],这可以说就是他对待前人或学术流派所持的态度,这种态度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在同沈枫墀讨论当时的学风时,一再强调不可偏废的重要性,甚至出人意外地说,当时学者趋风气而竞言考订,虽多非心得,也总比那些束书不观、空谈性命来得强,“知求实而不蹈于虚,犹愈于掉虚文而不复知实学”[48]。所以,我们认为,说章学诚是反对一切考据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而想借用章学诚之口来否定清代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在整理和保存古典文献方面的成绩,自然也是落空的。
事实上,章学诚所反对的是汉学家们把考据当作学问,把考据用来名家,把考据当作一切,除此则别无学问可言的不正之风。既然成风,流弊就必不在小,绝大多数学者都终日钻在古书中做寻章摘句工作,“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移风俗矣!”[49]正因如此,他对其批判之激烈程度,是远远胜过宋学。一者是这时宋学已经一蹶不振,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占统治地位。再者驱使着人人竞考据的汉学已成为阻碍学术发展的症结之所在,如果大家终日都“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的考证订补,对于文献古籍的整理保存不无有益,但无疑将影响学术的向前发展。故他的批判锋芒直指脱离现实的考据之风。他在好多文章中,都以锋利的笔触,对当时的学风进行揭露和抨击,指出“近人之患,好名为甚;风气所趋,竞为考订,学识未充,亦强为之”[50],批判他们脱离现实,一味学古,抓住只言片语而盲无目的进行考订的作风。“古人之考索,将以有所为也”,“今则无所为而竟言考索”[51],这么一来,于是就出现了“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日聚之而已”[52]的奇怪现象。对此,章学诚也曾一再大声疾呼,要求学者们迅速扭转这种倾向,正确对待考据的作用。他认为考据只不过是做学问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种手段、一个环节,“是功力”而“非学问”。他说:“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考据必须中有自得,发挥创造,方能成为学问,“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53]。当然,这些批判,在当时来说是有其积极意义。实际上后来考据照样名学,曰考据学,也照样名家,曰考据学家。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科学越是进步,各种学科也就越分越细,原来的附属学科后来也都独立了。这在今天尤为明显,因此我们同样也不能用今天的情况,去批评章学诚当时的评论。对于章学诚对乾嘉考据之风的批判,如果我们更进一层而言,究其实质也可以说是对清朝政府专制统治的批判,因为这种社会现象的造成,完全是由清朝政府反动的政策——文字狱所造成的。诚如郭沫若早已指出的:乾嘉时代考据之学,“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54]。在文禁森严的形势下,学者终日只在书本内下功夫,这种状况对清朝统治者有利,故被大力提倡。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是针对空谈性命的宋学和务求考索的汉学两种不良学风所提出的,而其主要锋芒确是指向汉学流弊。
柴德赓先生说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名为尊史,实则尊经”[55]。这个说法其实也不符合章学诚思想的实际,他在《经解》篇里详论了“经”字含义,指出“六经”起初也无人尊奉,只是儒家者流尊“六艺”而奉以为经,正像“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一样,其目的显而易见。这里章学诚把自己放在第三者立场来谈论儒家、儒学、儒者之宗师,难道能说明他是在“尊经”吗?“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这种口气哪里能够说明他自己是在“尊经”?在《经解》篇里,他说把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之书称为经亦无不可,“犹匠祭鲁班,兵祭蚩尤,不必著书者之果为圣人,而习是术者奉为依归,则亦不得不尊以为经言者也”。“佛老之书,本为一家之言,非有纲纪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过于“六经”,无不可也。”这些著作都能称“经”,还谈得上是“尊经”吗?再者,上文已经谈到,章学诚一再把“六经”称作“掌故”、“名臣章奏之选辑”。难道“掌故”、“选辑”能说是“最高标准的史书”(柴先生说:(章)“学诚心目中不止以为六经是古代史书,而且是最高标准的史书,为后世所不能及,其精意在此”)吗?这类东西当然更称不上“经”,自然也就无法说章学诚是“尊经”了。
总之,我们以为章学诚“六经皆史”论是以“持世而救偏”的姿态出现的,要纠正学术界不良风气,为宋学、汉学补其弊,救其偏,在当时来说,所发生的影响虽然不大,但其积极意义在学术思想史上还是应当肯定的。在封建统治非常顽固的乾嘉时代,一般学者守口如瓶,终日钻在故纸堆中做训诂名物工作,整个学术界处在万马齐喑的状态,而章学诚却昂首阔步,标新立异,非特不为此种风气所囿,反能高唱“经世致用”,大谈“六经皆史”,要把学术研究从脱离现实生活,无裨国计民生的古董,变为切合实用,切合实际,有益于当前社会风教的活的学问。他提倡学术为政治服务,学者要面向现实,因此,重发挥,重创造,反对死守经句,力主通经致用,这种主张对学术发展无疑是有好处的,在学术思想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在那个时代,出现这种学说,无怪乎被看作异端邪说了。由于这种观点与当时的思想潮流格格不入,所以尽管直到41岁才考取进士,终究连一个小官也未能做上,因而一生中“苦饥谋食,辄借笔墨为生”,“备尝了人间的崎岖险阻”。正是这种生活磨炼,才造就了他上述的学术品格。
至于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糟粕,我们认为,究其实质而言,归根结底仍在于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众所周知,清代乾嘉时期,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末世阶段,新的经济因素和政治思想已在其内部孕育萌芽,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这都预示着封建制度行将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就自然要从各方面进行强化。生为封建文人一员的章学诚,既不愿做本阶级的叛逆,自然就要用其史学理论为封建统治进行说教,“六经皆史”说的最终目的其实也就在这里。我们说,清朝统治者前期表彰理学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继之提倡考据也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而章学诚既反对空谈义理,又抨击专务考索,大谈“六经皆史”,高唱“经世致用”,又何尝不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看来似乎矛盾,实则殊途而同归。在章学诚看来,空谈义理会误国,专务考索同样害事,只有重视研究现实,才能把学术研究引导为当前政治服务。他要求人们研究“六经”,必须结合当前实际需要,联系现实的典章制度,因为这些典章制度,都具有经的作用。他在《史释》篇中说:“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56]因此对于这些典章制度就应当绝对加以维护。关于这点,他在《经解》篇中说得就更加露骨,他说:“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57]这就要求大家研究时王典制,驯服地做当今皇上的臣民,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如果我们在研究“六经皆史”而不看到这点,就将会不恰当地夸大其积极意义。我们既不抹杀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又要看清它的阶级实质,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章氏“六经皆史”论的全貌。
(原载《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后收入《史家史籍史学》时有修改)
【注释】
[1]载《光明日报》1963年5月8日第4版。
[2]见《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载《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
[3]《阳明全书》卷一。
[4]《文史通义新编》内篇四,《说林》。
[5]《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浙东学术》。
[6]《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五,《史释》。
[7]《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一,《论修史籍考要略》。
[8]《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浙东学术》。
[9]《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一,《易教》上。
[10]《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一,《经解》上。
[11]《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劄记》。
[12]《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载《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
[13]《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原道》中。
[14]《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一,《诗教》上。
[15]《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一,《书教》中。
[16]《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一,《诗教》上自注。
[17]《章氏遗书》外编卷十七,《和州志》二,《文艺类》。
[18]《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www.xing528.com)
[19]《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一,《经解》中。
[20]《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原道》中。
[21]《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一,《经解》中。
[22]《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原道》下。
[23]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黎洲先生神道碑文》。
[24]《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25]《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又与朱少白》。
[26]《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浙东学术》。
[27]《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又与朱少白》。
[28]《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答沈枫墀论学》。
[29]《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浙东学术》。
[30]以上均见《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家书》五。
[31]《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载《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
[32]《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史余村》。
[3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5册,《戴东原先生传》。
[34]《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答邵二云书》。
[35]《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
[36]《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
[37]《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史余村》。
[38]《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答邵二云书》。
[39]《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史余村》。
[40]《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答邵二云书》。
[41]《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又与正甫论文》。
[42]《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答邵二云书》。
[43]载《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
[44]见《论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的批判》,载《学术月刊》1964年第5期。
[45]《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答沈枫墀论学》。
[46]《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朱少白论文》。
[47]《文史通义新编》内篇四,《说林》。
[48]《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答沈枫墀论学》。
[49]《章氏遗书》卷十八,《周书昌别传》。
[50]《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族孙守一论史表》。
[51]《文史通义新编》内篇六,《博杂》。
[52]《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邵二云书》。
[53]《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又与正甫论文》。
[54]《读随园诗话札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55]《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载《光明日报》1963年5月8日。
[56]《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五。
[57]《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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