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浙东史学的第三个显著特点,就是主张学术研究要“经世致用”。众所周知,永嘉学派的治学精神就在于“经世致用”,这一精神得到了清代浙东史家的继承和发扬,并成为他们治学的宗旨。在叙述这一问题时,有必要说明一点,有的著作中把“民族思想之精神”也作为清代浙东史学的特色之一,这样的说法恐不太确切。我们认为所谓“民族思想之精神”,只不过是“经世致用”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各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因而学术思想上的“经世致用”表现形式也就不同。关于这一点,章学诚早在《浙东学术》一文中已经指出:“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各人“经世致用”的特点表现是与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的。如果按照“民族思想之精神”这一特色去套,那么出生于康熙中期以后,生活在雍乾年间的全祖望,因他大力表彰明季忠烈,故而说他出于故国之思,这就不太妥当了。他既生于清代,有何故国可言?柴德赓先生也正是以此为标准来确定全、章二人之优劣,他说:“比章学诚早生三十三年的全祖望是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扬明末抗清的忠臣义士,对当时的影响非常大。”从而得出结论,“由此看来,章学诚的思想在当时不能算是进步的”[38]。单从这一点就下这样的结论未免失当。全祖望为什么要表彰明季忠烈?与其说是出于“故国之思”,毋宁说是出于史家的直笔精神。要把鼎革之际那些忠于明王朝的忠臣、义士之事如实记载下来,这本来就是正直的历史家应尽之职责,全祖望这样做了,说明他尽到了史家的职责。所以清末刘光汉撰《全祖望传》中就曾指出:“据事直书,隐寓褒贬,说者谓雍乾以降,文网森严,偶表前朝,即膺显戮,致朝多佞臣,野无信史,其有直言无隐者,仅祖望一人!”当然,他的家庭及黄宗羲、万斯同等人对他的影响不能说毫无关系,但他毕竟不像黄、万等人处于鼎革之际,抱有明亡之痛。如果单从表彰明季忠烈,就确定他有民族思想,那么在《章氏遗书》中也有许多是表彰明季忠烈的文章,如《徐汉官学士传》、《章格庵遗书目录序》等篇就具有这些内容,我们据此说章学诚亦有故国之思的民族思想,也未尝不可了。那柴先生以有否民族思想来判断“章学诚的思想在当时不能算是进步的”不就太冤枉了吗?总之,我们认为不能用“民族思想精神”作为清代浙东史学的特色之一,它只不过是“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罢了。这在黄、万二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黄宗羲在清兵南下后,曾纠合同志共同抗清。明朝既亡,便闭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不受清朝的诏旨,坚持“身遭国变,期于速死”的爱国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具有十分明显的“经世致用”色彩。他总结了东林、复社的思想,树立了富有启蒙色彩的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集中体现了这一点。顾炎武对此书十分称颂,他在给黄氏信中云:“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39]他研究历史更是如此,曾编纂《明史案》240卷(可惜已佚);有《行朝录》8种,记南明经营恢复事迹;而所著文集,对明季忠烈之士亦多所表彰,其自云著作目的时说:“余多叙事之文,尝读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史书所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牧庵、明善,皆在廊庙,所载多战功;余草野穷民,不得名公巨卿之事以述之,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氏之缺文一也。”[40]康熙十八年(1679)开明史馆,他虽不应聘,但却同意得意门生万斯同以布衣参与其事,而许多明史上重大疑难之问题,“总裁千里贻书,乞公审正而后定”[41]。虽未身赴史局,而对于《明史》编纂之贡献,实非浅鲜。黄、万不愿食清俸禄,之所以要参与《明史》的编纂,志在保存故国历史之完整,如实反映明代历史之真相。万斯同说:
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若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者,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42]
对于此事,黄宗羲深有感慨:“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借一草野之万季野以存之,不亦可慨也夫!”[43]这些事实都有力地证明,他们论史治史无不刻意于治乱兴衰、利弊得失,教人以“有用之学”。邵念鲁亦称学术文章必须为时所用,自云所作《治平略》12篇,“皆时所当先者,不欲仿苏氏直入议论,乃名之曰略。盖政与世移,旬月之间,情势万变;吾之所论,未必遂可施行。而今所难行,又未必不可施于后;故每两存其论,令识时务者会心而自择取之。不然,书陈陈充栋,如不能用,何益!”[44]与《治平略》同性质的还有《史略》6篇。前者泛论上下古今,后者畅论明代政治得失,尤足表明其经世之志。他说:“经史子集,淹贯惟今,……凡士习民风之大,并人心天理之微,要归当事之施行,宁止书生之空论!”[45]他对人说:“文章无关事道者,可以不作;有关世道者,不可不作;即文采未极,亦不妨作。”[46]这一主张对章学诚影响极大。章学诚为了响应邵念鲁的提倡,“不敢无所撰著”,他的《文史通义》一书,确是集中地反映了“经世致用”的思想,许多篇章在理论上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意义,真正做到了集浙东史学之大成。他所论著,大多有关于当前学术之发展以及社会风尚利弊得失。他说:“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47]因此,他认为做学问千万不能赶风头以趋时好。他生活于考据之风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时代,而能不为此风所囿,坚定地走自己所主张的经世致用道路,“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48]。更可贵的是,自己既无所长,就不强不知以为知,更不愿“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49]。这种在做学问上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称颂和发扬的。他说:“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50]他在《说林》一文中,对此曾反复举例加以论述。他说:“人生不饥,则五谷可以不艺也;天下无疾,则药石可以不聚也。学问所以经世,而文章期于明道,非为人士树名地也。”[51]这就表明,他要求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上要与当前社会之需要密切结合起来,而不要脱离社会现实去闭门造车。他说:
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52](www.xing528.com)
他自己长于史学,因此提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浙东史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上面我们简要评述了浙东史学三个主要特色。就从这三个特色来看,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与浙东史学诸大师都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他们不仅共同生活在浙东地区,更重要的在于学术思想上有着明显的师承关系,因此,我们认为他的史学思想与浙东诸大师绝不是偶尔的巧合,而完全是属于同一个学派;他们之间并不是全无共同点,而是大有共同之处。这就说明章学诚乃是名副其实的浙东史学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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