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中指出:“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这确是道出了浙东史学的另一大特点。所谓“贵专家”,其实就是贵有独创精神,不停留在单纯为前人著作的注释考订上。他说:“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29]当然,要成专家之学,必然要有渊博的知识为基础,择一而专。对这两者关系,章学诚说:
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博学强识,自可以待问耳；不知约守而只为待问设焉,则无问者,儒将无学乎?且问者固将闻吾名而求吾实也；名有由立,非专门成学不可也,故未有不专而可成学者也。[30](www.xing528.com)
这段议论把博约的辩证关系论述得十分透彻。清初浙东诸家,于学问莫不博大而精深,自成一家之说。作为一代大师黄宗羲而言,其学识之博大精深是不言而喻的。阮元说他“博览群书,兼通步算,能古文词,尤工为诗”[31];全祖望亦说他“于书无所不窥者”,“兼通九流百家……然皆能不诡于纯儒,所谓杂而不越者是也。故以其学言之,有明三百年无此人,非夸诞也”。[32]特别是历史,对“二十一史”以至明十三朝实录所载史实都很熟悉,而对于学术思想史上各家流变离合更是了如指掌,自云“自濂洛至今日,儒者百十家,余……皆能知其宗旨离合是非之故”[33]。可是他在学术上不是以渊博而享盛名,而是以多方面的专精而著称。他的《明儒学案》开创了学术思想史编纂的先河,在中国史学史和思想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梁启超说黄宗羲“在学术上千古不磨的功绩,尤在两部学案”。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具有浓厚启蒙思想的杰作,在清末的民主革命运动当中,该书被用来作为传播革命思想的工具,起过很大的作用。万斯同博闻强识,尤长于史,“自两汉以来,数千年之制度沿革,人物出处,洞然腹笥。于有明十五朝之实录,几能成诵。随举一人一事问之,即详述其曲折始终,若悬河之泻”[34]。黄氏在明史研究上的成就,几乎全数由他所继承。清代《明史》的编纂,他实际上起到了主编的作用。他的著作很多,其中《历代史表》60卷、《纪元汇考》40卷,单从体例而言,这两书亦都具有开创性质。全祖望在学术上之贡献亦是多方面的,“其学渊博无涯涘,于书靡不穿贯”,他的学问有“今之刘元父”之称[35]。阮元在《鲒埼亭集序》中极口称赞其经学、史学、词章三者之长,确是“百尺楼台,非积年功力不可”。严可均亦说:“余观古今宿学,有文章者未必本经术,通经术者未必具史裁,服郑之于迁固,各自沟浍,步趋其一,足千古矣,祖望殆兼之,致难得也。……自祖望没后至今五十余年,其遗书出而盛行,知不知皆奉为浙学之冠。”[36]声誉之高,影响之大,于此可见。他一生中贡献最大的亦在史学方面,一者是搜集晚明文献,表彰明季忠烈,《鲒埼亭集》中所载文字,强半皆为明清间掌故,可视为明末史料之汇集,亦是治清初思想史的最好资料;再者为以十年时间续编了《宋元学案》,这项工作虽说是替黄宗羲续作,但在体例和组织上比《明儒学案》都有很大发展,完全体现了他的独创精神和专家之学。这一精神到了章学诚,就更加得到发扬光大。章学诚总的精神是“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要做到“博而不杂,约而不漏”。[37]他所著《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两书,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独到见解,无论是在史学史还是学术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所以清代浙东史学的几位大师,都是各有所长、各有贡献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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