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门户之见的重要性

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提出: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

这就说明,浙东学派的史家们虽然有自己的宗主,但却反对树立门户,主张学派之间相互尊重,互相推服,因此对于毛西河的囿于门户,不以为然。众所周知,学术上一旦存在门户,必然产生相互攻击。宋明以来,程朱、陆王两派之间交相攻讦,到了清初一变而为汉学、宋学之争,至乾嘉之世,越演越炽。但浙东学派的史家们却主张在学术上要兼取朱陆之所长,并蓄汉宋之精华。黄宗羲对于程朱、陆王学问之不同,有这样两段议论:

非尊德性则不成问学,非道问学则不成德性,故朱子以复性言学,陆子戒学者束书不观。周、程以后,两者固未尝分也。^[12]

……先生(陆子)之尊德性,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紫阳之道问学,何尝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学之入门各有先后,曰“此其所以异耳”。^[13]

他在《明儒学案》一书发凡中又说:“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这都说明他主张对不同学说都应加以研究。他在《清溪钱先生墓志铭》中提出:“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虽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谓无与于道也。”^[14]这说法其实就是反对树立门户,反对学术垄断。所以他认为,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所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的主张,正是兼收并蓄,会通汉宋之长的具体表现。梁启超在论述学术史著述时说:

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个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个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学案》,总算具备这四个条件。^[15]

可见《明儒学案》的编纂,基本上是按照作者反对宗派、反对门户之见的精神在实践的。当然,门户之见与学术宗旨是两回事,反对门户之见,不等于连学术宗旨也不要了,也不等于反对所有学派。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发凡中论述得非常明白。他说:

大凡学者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

这番论述说明要研究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必须抓住其学术宗旨之所在,所学才能算是有所得,否则,即使将其著作全部背熟,也只不过是学究而已。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得意门生,学术上无门户之见,更胜过其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著《儒林宗派》,凡汉后唐前传经之儒,一一具列,持论独为平允”。可见前人早已定论。邵念鲁曾亲承黄氏之教,又以推弘王学为己任。然于朱子之学,也备加推崇,亦无门户之恶习。曾谓:“阳明致良知之旨,无殊朱子存心致知之教。”^[16]他对于从黄宗羲处所得之教益,一直铭于心中,“尝以《读史百则》呈正黄先生,后又蒙授《行朝》一编,殷勤提命,难忘是恩”。而对于当时学派之间相互攻击的不良学风,则视若仇敌,他说:(www.xing528.com)

立名真伪,学术异同,海内后贤自有定论,吾党不任其责。至于随事得师,虚心广见,何所不宜。……若近梨洲门庭者,便谤晚邨(吕留良,治程朱之学,故宗程朱而攻陆王者多附之)；依晚邨门庭者,专毁梨洲,且非诋阳明以和之。先生以其人为何如人也。^[17]

邵念鲁在姚江书院主讲时,立志要扫除朱陆之辩之“客气”,在为书院所订《训约十则》中,为此专列一条,题曰“识量宜弘”,其条文说:“从来朱陆之辩,洛蜀之党,此等客气,俱要扫除。好学之士,只问自家得力何如,过失何如,安得道听口传,坐论他人是非同异,坦怀相遇,平心观理,何彼何此,会见万物皆备于我。”^[18]看来他的所谓“师惟希圣,何纷纷朱陆之异同;道在证人,讵仅仅文章之工拙”^[19]这两句话正是他讲学的宗旨。全祖望对于汉宋门户之见,更能破除无余。他替黄宗羲续成之《宋元学案》,能够做到不定一尊,在表章遗献方面,无论宋代大儒,还是清初经师,都能并为重视。在如何对待朱陆上,同样有其看法。他说:

夫圣学莫重于躬行,而立言究不免于有偏。朱陆之学皆躬行之学也。其立言之偏,后人采其醇而略其疵,斯真能会通朱陆者也。若徒拘文牵义,哓哓然逞其输攻墨守之长,是代为朱陆充词命之使,即令一屈一伸,于躬行乎何预?^[20]

至于章学诚,是否也反对门户之见呢?这在学术界看法就完全不同了。由于他在著作中很多地方批评了当时的“汉学大师”戴东原,而抨击汉学的流弊又很激烈,故长期以来,几乎众口一辞认为他在“维持宋学”,抱有“门户之见”,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章实斋评戴东原》一文中已作了比较详尽的辩论。我们认为,章学诚与浙东史学的前辈们一样,也是反对门户之见的。这里我们有必要说明的是,既然柴德赓先生说章学诚与全祖望“无共同点”,“摆在一起很不相称”,那么,也许会有人说,章学诚反对门户之见的观点,只不过与浙东几位大师在观点上偶尔巧合而已。其实不然,只要仔细研究其学术思想,就会发现浙东诸大师的学术思想对他不仅有直接影响,而且这一影响是多方面的,特别是邵念鲁的学术文章,对他影响极大,而他对邵氏亦推崇备至。他在家书中自述其学术上承受关系时说:

祖父生平极重邵思复文,吾实景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者也。盖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子之书,自有宋欧曾以还,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于乡党,祖父独深爱之,吾由是定所趋向。其讨论修饰,得之于朱先生,则后起之功也,而根底则出邵氏,亦庭训也。^[21]

邵氏对其影响之大于此可见。由于他当时“人微言轻”,因此对于那些自我标榜、树门立户的风气非常气愤,他说:“盖好名之习,渐为门户,而争胜之心,流为忮险。学问本属光明坦途,近乃酿成一种枳棘险隘,诡谲霭昧,殆于不可解释者。”在宋学、汉学之争激烈进行的时候,他发表了《言公》、《说林》诸篇,希望对于“纷争门户,势将不可已”的“风俗人心”能够有所补益。^[22]尤为可贵的是,他在批判门户之见时,能够揭示产生门户之见的根源是争名争利,指出“好名之甚,必坏心术”,“好名之心,与好利同。凡好名者,归趣未有不俗者也”。^[23]他还说明当时被汉学家们指责为“蹈宋人《语录》习气”的《原道》篇,亦正是“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24]。又明确认为“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闲习,皆学也,皆求道之资,而非可执一端谓尽道也”^[25]。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说:“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事非有异,何为纷然。”^[26]对于宋学、汉学之争论,他认为应本着取其所长而去其流弊的精神。他说:

训诂名物,将以求古圣之迹也,而侈记诵者如货殖之市矣。撰述文辞,欲以阐古圣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异端曲学,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为斯道之得失也；记诵之学,文辞之才,不能不以斯道为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纷纷忘所自也。宋儒起而争之,而谓是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诵而厌辞章,何以异乎?然其析理之精,践履之笃,汉唐之儒未之闻也。^[27]

总之,他在辩论这些问题时,都围绕着史学这一中心,指出“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28],还痛骂那些“陋儒”并无真才实学,只会装腔作势,树立门户。这可说是章学诚一大发现,也说明他对扫除门户之见做得极为彻底。

上述事实说明,清代浙东史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反对学术研究上有门户之见,主张不同学派之间应当取长补短。因此,这不仅对史学的发展,而且对整个学术界也是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