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早就指出,不论是探求古代历史,还是研究现实问题,都切忌主观臆测而下结论。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在于:它“不是从对象本身中去认识,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去作逻辑的推论”,“它不是从现实本身去演绎现实,而是从观念里去演绎现实”。众所周知,不论是探求古代历史,还是研究现实问题,都切忌主观臆测而下结论。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在于它不是从对象本身中去认识,而是以臆测做逻辑推理,当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评论历史人物,研究历史事件,都只有通过调查研究,从丰富的材料分析对比中,才能得出接近于真实的结论。“知人论世”,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既然如此,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是非结论同样需要这样做才对。
现存的章学诚全部著作中论及戴震的文字确实很多,我们觉得,他对戴震的评论可以说是褒扬多于批评。由于学术见解上有分歧,章学诚对戴的批评确实不少,但同他对戴的学术造诣的赞扬推崇程度相比,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首先,章学诚肯定戴震是一位大考据学家,深通训诂名物,“能识古人大体,不愧为一代巨儒”。他的考订,“将以明道”,与那些“无所为而竞言考索”者大不相同,既有征实,又有发挥,“其所考订与所发挥,文笔清坚,足以达其所见”,“实有见于古人大体”。[51]因此,结论是“近日言学问者,戴东原氏实为之最”[52]。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戴震是考据之风盛行时出现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然而当时能从这方面认识和肯定的人并不多。“众所推尊”的,仅在“训诂解经”,殊不知戴氏杰出之处并不在此。而章学诚则明确指出:“生平闻见,而求能深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惟戴氏可与几此。……戴氏笔之于书,惟辟宋儒践履之言谬尔,其他说理之文,则多精深谨严,发前人所未发,何可诬也。”[53]不仅如此,他还说:“有如戴东原氏,非古今无其偶者,而乾隆年间,未尝有其学识”。[54]这里所指的学识自然不是考据。他并进一步肯定“戴氏识精”。这些评价不能说不高吧。非常明显,章学诚当时已经看出戴震的贡献绝不单纯是考据,更不单纯是位“汉学大师”。因为他“非徒矜考据而求博雅”。其著作《论性》、《原善》诸篇“精微醇邃”,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而一般学者则称这些都是“空言义理,可以无作”[55],就是戴震的至亲密友看法也都如此,还“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众所周知,这些文章偏偏都是研究戴震学术思想极为重要的资料,而《原善》篇又是其得意之作。段玉裁说:戴震“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56]。对于这些重要著作,别人指责,章学诚却多次向人推荐,极力赞扬。他对戴震的学术思想究竟是褒是贬,难道还需争论吗?
章学诚还认为,戴震研究学问,学术思想既学于古,又不拘泥于古,也没有蔑古,完全具有自己独创的精神。在章学诚的眼光里,当时学者中足以成家的并不多见,而戴震“成家实出于诸人之上”。他在《郑学斋记书后》一文中,对戴震还有这样一段评论:“戴君说经不尽主郑氏之说,而其《与任幼植书》,则戒以轻畔康成,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大约学者于古,未能究其所以然,必当墨守师说,及其学之既成,会通于群经与诸儒治经之言,而有以灼见前人之说之不可据,于是始得古人大体而进窥天地之纯。故学于郑而不敢尽由于郑,乃谨严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57]在这篇文章中,章学诚批判了墨守陈言、因袭旧说,为戴震进行辩护,指出“学于郑而不敢尽由于郑”,正是戴震高明之处。章学诚在学术上向来贵创造发明,反对因循守旧。文中还指出,在做学问上,与其“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不如自求心得者十之一二”。至于必要的师承关系固不可缺少,但只能作为在做学问上“自求心得”的过渡而已。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种要求无疑是高标准的,同时也应当说是合理的。在章学诚看来,戴震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章学诚对戴震的学术成就,肯定大于否定,褒扬大于贬斥。尽管批评的地方是相当激烈的,有的地方当然也批得不对,但总的精神还是为了“攻瑕而瑜益粹”,不是要把他批倒。除上面列举的以外,章学诚还认为戴震“不解史学”,“记传文字,非其所长,纂修志乘,固亦非其所解”[58]。这些批评也确实符合戴震的实际情况,无可非议。绝对不应因为他批了戴震而就不经分析地给他扣上“维持宋学”、抱“门户之见”等罪名。否则就会使人感到学术权威是批评不得的,不然戴震为什么不能批评呢?当然,在封建社会,文人相轻,这是通病。但具体问题仍需具体分析,不能一言以蔽之。
(原载《开封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后收入《史家史籍史学》时有修改》)
【注释】
[1]周予同、汤志钧:《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载《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
[2]柴德赓:《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载《光明日报》1963年5月8日。
[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戴东原先生传》。
[4]《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史余村》。
[5]《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
[6]《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答邵二云书》。
[7]《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答邵二云书》。
[8]《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
[9]《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答邵二云书》。
[10]《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史余村》。
[11]《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答邵二云书》。
[12]《戴东原集》卷三,《尔雅注疏笺补序》,中华书局1980年版。
[13]《戴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
[14]《戴东原集》卷十一,《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15]《戴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
[16]《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二,《说文字原课本书后》。
[17]《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又与正甫论文》。
[18]《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又与正甫论文》。
[19]《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又与正甫论文》。
[20]《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二。
[21]《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又与朱少白书》。
[22]《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陈鉴亭论学》。
[23]均见《文史通义新编》外篇四,《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24]《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原道》下附。
[25]《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族孙守一论史表》。
[26]《戴东原集》卷十二,《江慎修事略状》。(www.xing528.com)
[27]《章氏遗书》卷十八,《周书昌别传》。
[2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29]《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邵二云书》。
[30]《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汪龙庄书》。
[31]《文史通义新编》内篇四,《说林》文内自注。
[32]《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博约》中。
[33]《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家书》五。
[34]《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家书》五。
[35]《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浙东学术》。
[36]《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家书》五。
[37]《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五,《史释》。
[38]《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答沈枫墀论学》。
[39]《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浙东学术》。
[40]《文史通义新编》内篇四,《说林》。
[41]《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又与朱少白》。
[42]《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又与朱少白》。
[43]《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陈鉴亭论学》。
[44]《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朱少白论文》。
[45]《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46]《文史通义新编》内篇四,《说林》。
[47]《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
[48]《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家书》二。
[49]《章氏遗书》卷二九,《与宗族论撰节愍公家传书》。
[50]《文史通义新编》内篇四,《申郑》。
[51]《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答沈枫墀论学》。
[52]《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又与正甫论文》。
[53]《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答邵二云书》。
[54]《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史余村》。
[55]《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书朱陆篇后》。
[56]《戴东原年谱》,四部丛刊本。
[57]《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二。
[58]《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答沈枫墀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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