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戴震是“汉学大师”,他攻击宋学,而章学诚则抨击汉学很激烈,又批评戴震,所以长期以来,几乎众口一致认为章学诚批评戴震是出于“维持宋学”,抱“门户之见”。这种结论不是从史实中得出,而是用推理的方式引申出,不能令人信服。我们认为,戴震攻击宋学是事实,章学诚指责汉学、批评戴震也是事实。但由此而得出章学诚批评戴震是“维持宋学”、抱“门户之见”的结论则不是事实。
只要我们稍作研究就可发现,指责章学诚“维持宋学”的说法由来已久。在他生前,此说已相当流行。并且还有人批评他某些文章,实“蹈宋人《语录》习气”。邵晋涵曾说:“是篇(指《原道》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僧,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移书相规诫者。”[24]后来胡适、姚名达在所著《章实斋先生年谱》中亦因其说,认为“戴氏攻击朱子”,“先生维持‘宋学’的人,故对此事最不满意”。因为胡适非常欣赏考据学家的所谓“治学精神”,把它吹捧成什么“近代的科学方法”,有此议论,不足为奇。为了辨明真相,这里不妨看看章学诚对汉学和宋学所持的态度究竟如何。
众所周知,乾嘉之际正是汉学大盛的时代,真有如丽日中天,考据之风弥漫着整个学术界。正如章学诚所言:“近人之患,好名为盛,风气所趋,竞为考订,学识未充,亦强为之。”[25]清朝当局为了利用它来巩固其统治,又大力提倡与奖励。戴震就曾说过,“值上方崇奖实学,命大臣举经术之儒”[26]。这么一来,“于是四方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学之标,盖骎骎乎移风俗矣!”[27]梁启超在讲到乾嘉考据学的势力时说:“乾嘉间之考证,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皇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28]这段话相当生动地刻画出当时的整个学术界的风气和精神面貌。既然清朝统治者对这种汉学方且尽力提倡,并且很快就跃居于官学地位,这就很自然地使人们感到,好像只有这种考据,才是实在的学问;只有“《尔稚》名物,六书训故”,才“足尽经世之业”;只有“襞绩补苴”,才“足尽天地之能事”,因而只有搞点考据,才是发迹的唯一出路,舍此则无以自立。凡是探讨义理的,则一律被指责为“蹈宋人《语录》习气”的空疏玄谈。因此很多人一头钻入故纸堆中,整日埋头于训诂名物、寻章摘句,严重地阻碍了进步思想和科学的发展。于是竟出现了“但知聚铜,不能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之而已”[29]这种令人作呕的奇怪现象。无怪乎章学诚大有感慨地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30]这种坏的社会风气和不良学风,使他感到极大的义愤。他猛烈抨击汉学家们逃避现实、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傲世作风,指出:“尊汉学,尚许郑,今之风尚如此,此乃学古,非即古学也,居然唾弃一切,若隐有所恃”。[31]讥笑汉学家们“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32]。这些批评,全是针对当时社会风气而提出,有何值得非议,有什么理由要横加指责?如果大家都“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的考证订补,终日为古人著作添花弥缝,自己没有独立思考,不谈发挥创造,要想学术得到发展,那是不可能的。章学诚在学术宗旨上贵创造发明,反对因循守旧。他劝导学者们千万不要争名,凡争名者必然要去迎合社会风气。所以正当考据之风盛行的时候,他强调要学者们不应忽视宋学的作用。宋学讹误,本当校正,“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只是宋学末流之大弊,不能因末流之弊而置宋学不谈,甚至因噎而废食,采取“一切抹杀,横肆诋诃”的态度。他说:“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轻重;宋学末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谈也。”[33]他认为对于宋学的一些长处,作为做学问的人来说,都需要继承下来。对此,邵二云亦持有同感。“往在京师,与邵先生言及此事,邵深谓然。……邵言即以维持宋学为志。吾谓‘维持宋学,最忌凿空立说,诚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君家念鲁志也,宜善成之’。……尔辈此时讲求文辞,亦不宜略去宋学;但不可堕入理障,蹈前人之流弊耳。”[34]非常明显,章学诚所反对的是汉学末流,所维持的是宋学有用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谈维持,那么他又何尝不可以说也在“维持汉学”呢?他对宋学末流所进行的抨击同样是很猛烈的,坚决反对束书不观,毫无意义、喋喋不休、玄而又玄的空谈。他认为,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就是因为“空谈义理以为功”[35]。它的流弊就是“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有见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36]。特别对于宋儒那种“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37]的恶劣学风,他更是深恶痛绝。他批判宋儒轻视考据、忽视文辞,有所谓“玩物丧志”、“工文则害道”的荒谬观点,指出这些观点对于学术研究极为有害,所以痛骂他们是一批“陋儒”。同样,我们也看到,就在考据之风盛行的时候,章学诚也并没有全盘否定考据的作用。就如典章制度、六书、七音等等,还是主张应当研究。但必须知道,博古是为了通今,为了致用,而不是装装门面用来吓唬人。所以对于有意义的考据照样提倡。他承认“考索之家,亦不易易,大而《礼》辨郊社,细若《雅》注虫鱼,是亦专门之业,不可忽也。阮氏《车考》,足下以谓仅究一车之用,是又不然。治经而不究于名物度数,则义理腾空而经术因以卤莽,所系非浅鲜也”[38]。就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他把考订、辞章、义理三者多次并提,而在其他地方还说了考据亦是“道中之实积”,“学问之要务”,绝对没有要把考据学一概骂倒。对此我们必须本着事实说话。(www.xing528.com)
至于把章学诚说成是抱“门户之见”,我们觉得则更属无稽之谈。他在当时的境遇,是“一时通人亦多不屑顾盼”,“人微言轻”,“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讲话都无人听,还谈得上树立什么“门户”?这种情况自然使他十分义愤。正因如此,他曾大声疾呼反对“门户之见”。他认为“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39]。为什么会产生“门户之见”?主要是有些人旨在争名而不去真正研究学问,偏偏又要抬高自己学派的地位,以凌驾于其他学派之上,这就是章学诚所说的“学问不求有得,而矜所托以为高”[40]。不问是非得失,盲从于一家之言,抱残守缺,狂妄否定其他一切。这种恶习,归根结底还是起于“好名”。所以章学诚非常气愤地说:“盖好名之习,渐为门户,而争胜之心,流为忮险。学问本属光明坦途,近乃酿成一种枳棘险隘,诡谲霭昧,殆于不可解释者。”[41]在宋学、汉学之争激烈进行的时候,他发表了《言公》、《说林》诸篇,希望对于“纷争门户,势将不可已”的“风俗人心”能够有所补益。[42]被当时汉学家们指责为“蹈宋人《语录》习气”的《原道》篇,不仅不是“维持宋学”,反而正是“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43]他强调“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闲习,皆学也,皆求道之资,而非可执一端谓尽道也”[44]。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事非有异,何为纷然!”[45]他一再劝导学者们在做学问上,应本着“经世致用”,“学问经世,文章垂训,如医师之药石偏枯,亦视世之寡有者而已矣”[46],切忌趋于时好。但是,好争名的则必然“趋风气而为学业”,这样在学术上就自然不可能有所建树。他是生活在人人竞言考订的时代,毅然能顶住那股歪风,坚持搞自己所好的文史校雠之业,坚定走自己主张的经世致用之路,“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47]。决不愿“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48]。总之,由于他在当时那种学术风气当中,能别开生面,独树一帜,这种战斗精神本身就是很可贵的。何况他还留下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这样在学术上有贡献的著作。他在史学理论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独特看法,也很想按自己的看法去实践。可是,“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藉笔墨营生,往往为人撰述传志谱牒,辄叹寒女为人作嫁衣裳,而己身不获一试时服”[49]。他早有用新史体改造《宋史》的愿望,美志始终未遂。为了编修规模宏大的《史籍考》一书,先后曾借助于毕沅、谢启昆两人的经济力量,当时的苦衷实有难言之处。这里我们不妨用他在评论郑樵时的一句话来评论他本人,似乎相当确当:“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班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实不副名。”[50]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