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和戴震第一次见面是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这时戴氏已是声重京师的学界名流。这次会见是因郑成斋之言,章学诚前往戴氏馆舍拜访,“询其所学”。后来为了学术上的问题还当面进行过辩论。会见、交往和争论,自然是他们之间得以相互了解的好机会。戴震对章学诚的为人及其学术宗旨是否了解,今天已不得而知,因为他流传下来的文章中,都不曾涉及此事。而依章学诚自己所讲,真正了解他学术宗旨的只有他的老师朱笥河、好友邵二云两人而已。至于章学诚对于戴震,自称是“真知戴氏”第一人。
戴震是乾嘉时期一流学者,是考据之风盛行时出现的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唯物主义思想家。然而当时大家都把他当作汉学大师来推崇,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思想家。梁启超说“当时学者虽万口翕然诵东原,顾能知其学者实鲜”[3],确是实话。正因如此,章学诚很想为戴氏申辩,他在给史余村的信中曾说:“近三四十年,学者风气,浅者勤学而暗于识,深者成家而不通方,皆深痼之病,不可救药者也。有如戴东原氏,非古今无其偶者,而乾隆年间,未尝有其学识,是以三四十年中人,皆视为光怪陆离,而莫能名其为何等学,誉者既非其真,毁者亦失其实,强作解事而中断之者,亦未有以定其是也。”[4]又在《书朱陆篇后》一文中指出:“戴君下世,今十余年,同时有横肆骂詈者,固不足为戴君累;而尊奉大过,至有称谓孟子后之一人,则亦不免为戴所愚。身后恩怨俱平,理宜公论出矣;而至今无能定戴氏品者,则知德者鲜也。”[5]在这是非失主、公论未定之际,章学诚毅然肩负起评定戴氏的任务。他在给其好友邵二云一封信中,曾表白了自己批评戴震的用心。他说:“夫爱美五者,攻其瑕而瑜乃粹矣,仆之攻戴,欲人别瑕而择其瑜,甚有苦心,非好掎摭也。”[6]
章学诚为什么急于要为戴震申辩?一者要辩明戴氏学术造诣之真迹,证明其学术造诣不在训诂名物,而在“于天人理气,发前人所未发”。章学诚认为,在当时“不知诵戴遗书而得其解者,尚未有人,听戴口说而益其疾者,方兴未已,故不得不辩也”[7];再者章学诚早期学习上曾受过戴震很大影响,这在乾隆三十一年两人会见交谈后,曾有《与族孙汝楠论学书》[8]表述甚明。这时章学诚仅29岁,其书云:“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诶,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
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指虽有异,理实无殊,充类至尽,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卒业,可为惭惕,可为寒心!”尽管这仅是第一次见面,而戴震对其学术宗旨的介绍,亦仅“粗言崖略”。他已深感“在朱先生门,得见一时通人,虽扩大生平闻见,而求能深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惟戴氏可与几此”。他还发觉当时即使与戴震关系甚密、推崇至深的人,亦“不足以尽戴君”,他们所推尊的,并不是戴震学术之全貌,就连“大兴朱氏(笥河)、嘉定钱氏(大昕),实为一时巨擘,其推重戴氏,亦但云训诂名物,六书九数,用功深细而已”。当他们看到《原善》诸篇,“则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这种情况,使章学诚感到惶恐不安。为此,他曾“力争朱先生前”,认为他们对戴氏的评论,“似买椟而还珠”。他的力争没有得到任何人支持,“人微言轻,不足以动诸公之听”[9]。尽管他想为戴震申辩,并且写了“专篇”文章,然而毕竟还担心社会舆论的压力太大而不敢示人,深深感到“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他在给史余村、邵二云两人信中都曾谈到此事,“别有专篇,辨论深细,此时未可举以示人,恐惊一时之耳目也”[10],“已别具专篇讨论,筐藏其稿,恐惊曹好曹恶之耳目也”[11]。写好文章,不敢公开拿出示人,当时的遭遇和心理状态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章学诚为什么要批评戴震,他自己讲得很明白,是“攻其瑕”而使“瑜乃粹”。他的批判有下列几个方面:
1．批评戴震夸大考据学的作用。我们知道,考据是进行学术研究(主要是文史方面)中的一个环节,是做学问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种手段,如材料的辨别、鉴定,典章制度的辨伪、考订等。对于它的作用,应当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不应夸大,也不要抹杀其应有的作用。正如章学诚所说,它是做学问的“功力”,本身并不就是学问。可是戴震在当时不确当地夸大其作用,全然以权威自居,摆出一副霸主的面孔,危言耸听地训斥道:“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故训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也,妄谓通其心志。”[12]在戴震看来,所谓识字就“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13]。他还振振有词地说:“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尹’,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失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14]总之,一句话,如果对于六书、训诂不作研究,古代典章制度不搞清楚,那么就没有读“五经”的资格。他根据这种主张,并提出了“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15]的一套治学方法。似乎只有通过这一渠道,才是求得学问的唯一正道。(www.xing528.com)
章学诚对戴震这些主张逐条加以驳斥。首先他指出,六书、七音自可成为专门学业,由少数专门人员去研究,一般人粗通大意即可。如果说“六书不明,五经不可得而诵”,那么,“数千年来,诸儒尚无定论,数千年人不得诵五经乎?”况且即使那些“专门名家”,“竭毕生之力”,尚且“莫由得其统贯”,他们之间“犹此纠彼议,不能画一,后进之士,将何所适从乎?”[16]至于古代典章制度,同样属于“专门绝业”,更不能“以此概人”。因此,他严厉地回答:“必如其所举,始许诵经,则是数端皆出专门绝业,古今寥寥不数人耳,犹复此纠彼讼,未能一定,将遂古今无诵五经之人,岂不诬乎!”[17]寥寥数语,把戴震大言欺世、垄断学术的学阀作风批得淋漓尽致。章学诚还列举历史事实,非常辛辣地讽刺说:“孟子言井田封建,但云大略;孟献子之友五人,忘者过半;诸侯之礼,则云未学;爵禄之详,则云不可得闻。使孟子生后世,戴氏必谓未能诵五经矣。”[18]在批判中间,对于戴震把马班之史、韩柳之文,一律称“谓彼皆艺而非道”的错误论调亦予以驳斥。他说:“马班之史,韩柳之文,其与于道,犹马郑之训诂,贾孔之疏义也。戴氏则谓彼皆艺而非道。此犹资舟楫以入都,而非陆程非京路也。”[19]
2．批评戴震为人“心术未醇”。《书朱陆篇后》一文劈头就说:“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巨儒,而心术未醇,颇为今日学者之患,故余作《朱陆》篇正之。”[20]“心术未醇”究竟指的是什么?实际就是说戴震“忘本”。他在给朱少白的一封信中曾有明确的注脚。信中说:“戴君之误,误在诋宋儒之躬行实践,而置己身于功过之外。至于校正宋儒之讹误可也,并一切抹杀,横肆诋诃,至今休、歙之间,少年英俊,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则真罪过,戴氏实为作俑。其实初听其说,似乎高明,而细核之,则直忘本耳。夫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反约,即朱子之教。……至国初而顾亭林、黄梨洲、阎百诗皆俎豆相承,甚于汉之经师谱系,戴氏亦从此数公入手,而痛斥朱学,此饮水而忘其源也。”[21]
章学诚批评戴震心术不正,饮水忘源,这应当说批得不对。因为戴震的唯物主义思想的突出贡献之一正是表现在抨击程朱宣扬的反动理学,揭露它“以理杀人”,比“以法杀人”更残酷。而章学诚在《朱陆》等篇中,确是有些地方存在替朱熹辩解之词,反映了他的封建卫道士思想色彩,这种糟粕也无需替他隐讳。尽管他自述著作《文史通义》目的,在于“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22],当然,可以肯定,他所校雠的不可能都是正确,就像对袁枚、汪中的批评,几乎全出于他封建卫道士的立场(在另篇中将有叙述)。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也不应当只根据某个论点或某篇文章的正确与否就轻下谁优谁劣的结论。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戴震还骂郑成功为“海寇”,又该如何理论呢?所以必须以一个人的全部著作和整个学术主张、贡献,以及对当时和后世所起的影响作为标准,否则评论一个历史人物也就太容易了。就以章学诚对宋学所持的态度来说,还是有可取之处。
3．对戴震在修志看法上的批判。章学诚与戴震在地方志的编修问题上,看法分歧是很大的。他们曾针锋相对地当面进行过论战。戴震将方志看作地理书类,因此主张“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对此,章学诚曾予以有力的反驳,指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况且,“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他们争论的焦点,看来不过是方志的性质和内容,但其实质仍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治学方法和学术宗旨。按照戴震的主张,其后果就是把当时考据学家那种专务考索、轻视文献,埋头书本、不问政治的不良学风带到修志领域。材料既是来自古籍,内容自然“厚古薄今”。章学诚本着“经世致用”的观点,认为一方之志,要“切于一之实用”,既要对社会能起教育作用,又要能为国史编修提供材料。因此,它的取材必须来自当时的一方文献。他说:“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23]就此争论而言,两者相较,章学诚的主张显然比戴震高出一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