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封建社会后期的进步思潮

大抵说来,“六经皆史”说是明以来才大为宣扬的一个命题。有人说,“六经皆史”早在先秦的老子就提出来了。不错,老子是说过那样的话,就连孟子也有这种意思。隋朝的王通在《文中子中说》、《王道》中亦有类似的说法。元代的著名学者刘因亦有“古无经史之分”的提法,以为“《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24]。明清之际的学者利用这些思想资料,提出“六经皆史”说,并赋予它崭新的含义。这时,它才成了离经叛道之论。

明清之际提出“六经皆史”的当首推王阳明。他继承宋代心学家陆九渊的“六经注我”的思想,十分反对拘泥经传的学风。他的理论特点是“反求诸己”,“不假外求”。所谓“不假外求”,就是不提倡诵习经典。他说:“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所以“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他要弟子们从本心良知出发做事,而不要遵循经传去行,经典学得愈多,越不明真理。所以他说:“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25]他甚至于说,秦始皇焚书要是更彻底一些,倒反而更好,“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盖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26]。他认为死死地抓住六经,以之作为恒久之至道,加以繁文注训,这种做法最违背天理,圣人之道不是万古不变的真理。一切真理都要随世而变,所以不可拘泥于古圣王之道。他的学生徐爱问:“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王阳明答:“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皇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文、武之治,则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舜、尧何不尽为之而待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27]王阳明所讲的道理就是“世变则事异”,治世的法则也是因时制宜的,绝不是一切都依古圣贤预先制订好的法则办事的,圣贤也是“遇此时方有此事”。既然如此,后人就不能将古圣人的著作奉为万世不变的经典来崇拜,更不能拘泥于经典教条。隋王通模拟经典作《文中子》,主张儒、佛、道三家合流,世人批评王通“有拟经之失”。可是王阳明却说:“拟经恐未可尽非。”“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28]他认为将经典作繁文注训,反而背离了经典。他对于王通的“拟经”,“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它能启发人的思想。王阳明从维护封建王朝出发,深怕拘守经典的学风会致使王朝的毁灭,为挽救统治危机,他要求挣脱“六经”的束缚,自由创立新的思想体系,故有“六经皆史”之说。他揭示了“六经”本来只是古先王时代的史迹。他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29]以上就是王阳明关于“六经皆史”的论述。在他看来,“六经”不过是古代不同时期的历史记载,圣人之道就体现在历史事实中,它明善戒恶,对今人自然有借鉴作用,但不是抽象的理论,更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他由“六经注我”演变出“六经皆史”,主观上的目的是为了创立心学体系,以与汉学、宋学相抗衡。但是,客观上却破除了自汉以来封建统治者树立起来的“六经”的权威,在封建的思想锁链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这对当时及后来的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阳明之后,“六经皆史”说风靡一时,有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也有代表下层人民的思想家或进步的反封建的思想家,都赞同这一观点。他们宣扬“六经皆史”的目的不甚相同,但在社会上产生的客观效果却有共同之处。

明代史学家王世贞沿用了“六经皆史”之说,以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30]他还说:“得其要则六经为吾用,而其语皆筌蹄;不得其要则吾为六经役,老死而汨汨于章句。”^[31]这就是说,你能得其要领,“六经”就可以为我所用,否则你就被它牵着鼻子走,一生一世埋头于章句。王世贞的观点,在史学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在考据上很重视对历史源流的探讨,即使对于经书,也是从辨析历史源流出发,从而得出“六经皆史”的观点,他说:“《春秋》书公,书郊禘。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32]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作了大量的发挥。他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本无神圣的意义,孔子“表章六艺以存周公之旧典”,“不敢舍器而言道”^[33]。古代“未尝有著述之事”,更不曾有“专称载道之书”,有的只是“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34]他把“六经”看作历史资料,孔子删订而成的“六经”是古代政教、典章、历史事实的记录,而不是空疏的理论教条。当然,他也承认孔子删订“六经”的目的在于“存道”、“明道”、“以训后世”,让后人从先王的政典中得知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但决不是把它当作圣经来敬奉,因为“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35]。人们只能根据“六经”的精神,随时势之变去求治世之道。章学诚大谈“六经皆史”,是要把学术研究从脱离现实生活、无裨国计民生的古董,变为切合实际、切合实用,有益于当前社会风教的活的学问。因此,重发挥、贵创造,反对死守经句,力主通经致用。这种主张对学术发展是有作用的。特别应指出的是,在乾嘉时代思想专制甚严的条件下,重提“六经皆史”说,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批评“经精史粗”说,同样含有重史的精神。清代文学家袁枚也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也,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36]明清两代众多的史学家、思想家,甚至文学家都围绕这一问题发议论,这些事实说明,“六经皆史”说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已形成一股思潮,人们有了新的觉醒,逐渐从对经的迷信中解脱出来了。

“六经皆史”的命题也适应下层人民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家的需要。代表下层人民的思想家、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就有离经叛道的倾向。他“讲说经书,多发明自得,不泥传注”^[37]。实际上就是跳出经学的正统的圈子,用自己发明的新意作异端说教。王艮之学,不事《诗》、《书》,唯贵心悟,唯重实际,认为“百姓日用是道”。王艮明确表示“经所以载道,传所以释经,经说明,传不复用矣。道既明,经何足用哉。经传之间,印证吾心而已矣”^[38]。公开宣扬经传不足为用,只不过可以作为“我”的理论根据。他曾表示,他不必研究“六经”,只需治“总经”即可。实际上,“总经”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他巧妙地以“总经”抵制“六经”。王艮的离经叛道思想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市民阶级开始抬头的时代思潮,反映了下层人民自发的反封建统治思想的倾向。王艮受王阳明的影响很大,这种“异端”思想与王阳明贬低经学的“六经皆史”说是不无关系的。泰州学派的后学李贽,比王艮更激烈地反对封建正统思想。他的反封建性集中地表现在对“六经”和《论语》、《孟子》的批判。他尖锐地指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39]这就是说,学了“六经”、《论语》、《孟子》,必然会成为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所以,他对儒家经典十分轻蔑,把它们与“稗官小说,野史国乘”相提并论。说《论语》不过是“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的东西,“纵出于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40]李贽在理论上反对独尊儒学的传统,为诸子百家翻案。他说:“申、韩何如人也?彼等原与儒家分而为六。既分为六,则各自成家。则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墨子、商鞅、申子、韩子、张仪、苏秦等,“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各周于用,总足办事”。“独儒家者流汜滥而靡所适从”,六家要旨以“博而寡安,劳而少功”八字言之,“可谓至当不易之定论矣”。^[41]在诸子百家中,他尤为推崇墨子,对儒家荀孟学派取崇荀抑孟态度,因为荀子“更达通而不迂”。他指斥后世的道统说甚为荒谬,声言“道统”无非是道学家“好自尊大标帜”。认为“道之在人,犹水之在地”,如果说,从秦朝到宋朝,中间千数百年,“人尽不得道,则人道灭矣,何能长世也?”如果说,直到宋儒才得道统之传,则“何宋室愈以不竟,奄奄如垂绝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传者哉”。^[42]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南宋国势危亡的时刻,享有盛誉的朱熹,“当必有奇谋秘策,能使宋室再造,免于屈辱,呼吸俄倾,危而安,弱而强,幼学壮行,正其时矣。乃曾不闻嘉谋嘉猷,入告尔后,而直以内传为言,是为当务之急与?”^[43]得到道学正宗的朱熹又于国何补?李贽贬抑儒学,指斥道学,否定“六经”,实质是反对封建的思想专制。值得一提的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章炳麟亦持此论,他说:“六经皆史之方,治之则明其行事,识其故制,通其时言。”^[44]这些非圣、非经的思想,无疑是对封建正统思想的挑战。

“六经皆史”说产生于明清时代并不是偶然的。这个时代正是我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制度走向腐朽没落的时代,虽然主张“六经皆史”说者多数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史学家,但是,他们是一些较有远见的人,他们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矛盾,意识到旧的正统的封建思想已经落后于现实,无法按常规进行思想统治了。因此,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企图突破旧的思想枷锁,寻求真理。然而,明清的统治者违背历史的潮流,死命地提倡理学,高唱尊孔读经,但时代的潮流不可抗拒,士人的思想终于无法钳制,“六经皆史”的思潮与批判儒家经典、反对八股取士、视理学为砒霜的反封建思想应运而生。这一思潮的出现,有不可轻视的社会影响,它是挣脱经学束缚、追求思想解放的先声,也可以说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先导。它也为学风的转变开创了范例。中国传统的学风是训诂、解经,这个传统将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引向故纸堆,而轻视了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研究,这是使我国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持“六经皆史”论者大抵反对“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他们主张把视线转向社会现实。这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六经皆史”说对史学的发展亦有重要的作用,正如侯外庐所指出的那样,“六经皆史”说将“六经”作为古代典章制度的源流演进来处理,这不仅扩大了史学的视野,而且启发史学家用科学的态度研究历史,使史学科学化。

现在我们归结到本文所讨论的主题,看看那种以为“六经皆史”说并无多大意义的论点是否有道理呢?看来那种论点是不大站得住脚的。假如“六经皆史”是一个称谓问题,那么怎么会形成一种思潮呢?怎么能被李贽等思想家利用来做反封建的斗争呢?有人引了《谈艺录》,论证“六经皆史”说在先秦就已有之。《谈艺录》一书我们也拜读了。它对“六经皆史”说的发展作了考证,搜集了秦汉以来的有关资料,这当然是有价值的。但《谈艺录》也有局限性,它对“六经皆史”说的考证是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它论述“‘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指道家)”,以此来贬低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的意义。现在有些同志又拿出《谈艺录》来,论证“六经皆史”说古已有之,不足为奇。因此,我们不得不对此种观点略作分析。关于“六经皆史”说肇端于道家之说,我们应持科学的态度去分析它。春秋战国时期,正是封建制产生、发展的时期,道家持倒退的历史观,对现实不满,诋毁一切礼义,否定儒家经典,并没有进步意义。老子提出“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如实地反映了历史事实,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但他对儒家经典的否定,是属于学派之间的争论,虽然亦有政治意义,但不具备明清时期思想家的反封建性。明清时代,统治者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因此,王阳明、章学诚等人提出“六经皆史”说就有否定独尊儒术的意义。这是道家所不能比拟的。再说,章学诚讲“六经皆史”,虽不是首创,可是在乾嘉时代思想专制甚严的社会条件下,重提“六经皆史”的口号,是有新的意义的。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论点,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已经提出过,可是现在重新宣传这一观点,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相同的道理。《谈艺录》断定章学诚提“六经皆史”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学术之空乏,“沾沾焉以识力自命,或有先人怵我,掩蔽隐饰”。那倒不尽然,不过,我们在此不作辩论。总之,用以上一些理由来否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是没有说服力的。相反的,《谈艺录》中所列出的持“六经皆史”论者,大多属于明清之际的人物,这就进一步证明我们的论断是有一定根据的。“六经皆史”说确实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思潮,也可以说是近代启蒙思想的一个来源吧!正如有些同志的著作中论及近代大思想家魏源、龚自珍、章太炎等人的改良思想,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章学诚思想的影响,这就是明证。所以,我们认为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一命题产生的社会意义,对我们认识、了解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动态是不无裨益的。

(原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注释】

[1]《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509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2]喻博文:《两则史料辩证》,载《学术月刊》1981年第5期。

[3]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4]《老子•道德经上篇》第十八章。

[5]《老子•道德经上篇》第十九章。

[6]《庄子•天下篇》。

[7]《孟子•离娄下》。

[8]《十三经注疏》卷二六,《周礼•春官•宗伯》。

[9]《汉书•韦贤传》。

[10]有些字与今本《淮南子》稍异。

[11]《旧唐书•薛放传》。

[12]《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二年六月。

[13]《旧唐书•儒学传上》。

[14]《宋史•陈公辅传》。

[15]《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

[16]《汉书•艺文志•六艺类小序》。

[17]《三国志•魏书•杜畿传》。

[18]《三国志•魏书•董昭传》。(www.xing528.com)

[19]皮锡端:《‹经学历史›序》。

[20]《困学纪闻》卷八。

[21]《困学纪闻》卷八。

[22]《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八,《易童子问》。

[23]《容斋续笔》卷十六。

[24]《静修先生文集•叙学》。

[25]《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

[26]《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

[27]《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

[28]《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

[29]《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

[30]《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四四。

[31]《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一四。

[32]《日知录》卷三,《鲁颂商颂》。

[33]《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原道》中。

[34]《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一,《诗教》上。

[35]《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原道》下。

[36]《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史学例议》下。

[37]《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年谱》。

[38]《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

[39]《焚书》卷三,《童心说》。

[40]《焚书》卷三,《童心说》。

[41]《焚书》卷五,《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42]《藏书》卷三二,《德业儒臣前论》。

[43]《藏书》卷三五,《赵汝愚传》。

[44]《国故论衡下•明解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