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地位起落：封建统治的兴衰反映

经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这根支柱是建立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它又反过来为封建的经济基础服务,并受经济基础所制约。所以经的地位之起落往往反映封建统治的兴衰。

自汉以来,经学的地位有过起落。经学第一次衰落是魏晋时代。鱼豢的《魏略》云:“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15]魏初,读经通经的人少到这样可怜的程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说来,一方面是汉代经学繁琐的注疏必然要走向反面。这一点古人早有定评,班固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16]桓谭的《新论》也说:“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楷古’三万言”。班固与桓谭对繁琐经学的批评,十分深刻地说明了经学由于教条化,无以致用,所以遭到毁灭性的厄运。不过,三国时经学衰落尚有更重要的原因。杜恕说:“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蔽。”^[17]董昭上疏云:“窃见当今少年,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18]杜恕与董昭从反面提供了当时轻视经学的情况。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后,封建政权遭到打击,分崩离析,旧的统治制度难以维持下去,三国的君主为了富国强兵,遂用商韩刑名之术,废弃儒家学说,这是经学衰落的政治原因。它的衰落,也就反映了统一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的一度破败。(www.xing528.com)

经学经过魏晋南北朝的衰落,到了唐朝,有所复兴。这是由于唐朝出现了一个全国统一的局面,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需要再度重视经学。但到了宋代,又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衰落现象。这次的衰落,并不是取缔经学,放弃穷经,而是保留经学的形式,在内容上加以篡改。近人周予同称北宋庆历之后的经学家为怀疑学派^[19]。北宋王朝建立不久就潜伏着危机,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要循规蹈矩地按照经学办事是难以做到的。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企图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提出改革,他的政治改革就从经学改革着手,他和他助手编修了《三经新义》,对《诗》、《书》、《周礼》作了新解。他将新法的内容如青苗法、保甲法、均输法、市易法等统统归之于仿效《周礼》而订立,以此证明他的改革不过是恢复周公之制。可见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实以己意解经,篡改经的本意,因而遭到经学正统派的非议。南宋末年学者王应麟曾指出,“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20]。北宋时期篡改经义的不独王安石和刘敞,可以说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王应麟曾引陆游的话来证明:“陆务观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讯《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既不难于疑经,况于传注。”^[21]排《系辞》者指欧阳修,他大胆提出《易》之《系辞》非孔子之作,就连“《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22]。他认为《十翼》系后世研究《易》者之作,不成于一时,非出于一手。怀疑《周礼》的有欧阳修、苏轼、苏辙及洪迈等,洪迈说:“《周礼》一书,世谓周公所作,而非也”^[23]。吴棫、苏轼怀疑《尚书》中的《胤征》等篇系后人伪作。宋人既怀疑这些经典非出于圣人之手,当然经典也就不成其为权威了。于是对经学的神圣性产生怀疑。宋代庆历以后疑经学者的出现,说明所谓“恒常不易”之道,在矛盾重重的封建社会已行不通,但长期的尊经观念又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这才出现了以解经为名,行篡经之实的怀疑派。到了南宋,经学出现了三派:以朱熹为领袖的“归纳派”,以陆九渊为领袖的“演绎派”,以陈傅良、叶适为领袖的“批评派”。这三派都以不同的方式毁坏经学。朱熹的归纳法不仅任意解经,甚至开创任意造经的手法,他作《大学章句补格物传》则为一例。陆九渊的演绎法实际上是将“六经”作为“我”的“注脚”,即“六经注我”。陈傅良、叶适则整个儿地怀疑、否定“六经”的正确性。宋代经学衰落正是封建社会由鼎盛转向衰落的反映,而这些思想的出现,亦是明代提出“六经皆史”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