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通常所说的“六经”,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著作。它们托始于西周。相传文王演《周易》,周公作《周礼》,《春秋》则“遵周公之典以序事”,《尚书》是夏、商、周三代文书档案汇编。但一般认为“六经”是经孔子删削,才成定本的。(史学界对此有争论,本文暂采此说。)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肯定了孔子删定“六经”的功绩。他说:“《书》传、《礼记》自孔子始。”“古者诗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六经”虽然成之于孔子之手,可是在春秋战国时代,除儒家外,并没有被诸子百家尊奉。先秦的墨家、道家、法家等几大学派对“六经”的精神都是非议的。墨家以“兼爱”对抗“亲亲”,以“非乐”“节葬”对抗“礼”、“乐”。道家的老子和庄子则大肆攻击仁义、孝慈,以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4],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5],视仁义为乱世之祸根。法家也反对讲仁义,主张以利作为调节君臣上下的关系,一切断之以法。汉之前,人们将“六经”看作是先王时代的典章制度。老子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6]就连儒家的孟子也承认“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7]。总之,老子、孟子都认为“六经”不过是记载先王史迹的书。
“六经”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是封建大一统局面巩固之后的汉朝才出现的现象。在汉朝及以后的典籍中,经、史才作了明确的区分。东汉刘熙撰写的《释名》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其意谓“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汉王符作的《潜夫论》称:“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烛,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籍”,将经典看作指路的明灯。西晋张华的《博物志》曰:“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记,曰章句,曰解,曰论,曰读。”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曰:“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可见,汉以来的典籍均把经看作是圣人之作,永恒的真理。至于史,其定义亦非常明确,那只不过是记事之书。《周礼》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郑玄注曰:“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8]《说文》曰:“史,记事者也。”《文心雕龙》曰:“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谓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尚书》、事经《春秋》也。”各国史官记录之政事,后世就成了史籍。经被定为从政者必须尊崇的最高原则,史则只是记事的书策。经、史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
据皮锡瑞《经学历史》载,汉代尊经的风尚是自文景时代开始的,到武帝始昌盛。汉初原来崇尚黄老无为思想、刑名之术,提倡君主专制。这对于大乱之后安定国内统治局面是起了作用的。但是,随着统治地位的逐渐巩固,统治者更需要以仁义来欺骗臣下与人民,而黄老是反对仁义的,讲刑名之术的法家又“刻薄寡恩”,如果单纯以利作为维系君臣关系的手段,那就难以欺骗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君主卖命。而儒家所尊崇的经学是主张尊君抑臣、定名分、正纪纲的,这些东西很迎合统治者的口味。为了将统治者神化,西汉的儒学大师们又将阴阳五行学说掺入经学。这样一来,西汉经学就成了统治者最得力的工具。文帝开始提倡经学,设置《诗经》博士。景帝时出现《春秋公羊传》,宣扬“大一统”,“为尊者、贤者、亲者讳”的微言大义。武帝时的董仲舒利用《春秋公羊传》讲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宣扬“《春秋》之义,以贵诏贱”,向武帝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武帝采纳,开始设立五经博士,专讲授“五经”。五经博士有弟子50人,成绩优良者给以仕进。公孙弘治《春秋》,为丞相封侯。于是,五经博士成为重要的“利禄之路”。凡得博士经说的才得仕进,否则一概排斥于仕进之外。自元、成至后汉,经学的发展更是达到极盛时代。儒生能通一经者皆复其身,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儒生只要通明经术,即使要做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三公官,也易如俯拾地上之草芥,故当时有“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9]之语。人们竞相读经,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汉末太学生至3万人,为古来未有之盛事。汉王朝就是用读博士经的办法搜罗知识分子为其所用,使知识分子热衷于“五经”的研究,从而有利于它的统治。
汉崇经术,还能见之施行。元、成以后,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依据,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董仲舒就曾以《春秋》取代法律,作为审理案件之准绳。《汉书艺文志春秋家》载有董仲舒《春秋折狱》16篇。《后汉书应劭传》曰:“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赵翼在《廿二史劄记》卷二就有“汉时以经义断事”一条。这些史实说明,经在汉代不仅一般地作为指导思想、言行准则,而且直接取代政府的典章制度和法律,其作用之大,由此可见。
经也是封建社会的教科书。王侯的读物《太平御览》引《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曰:“五行异气而皆和,六艺异科而皆道。温惠淳良者,《诗》之风也。纯元敦厚者,《书》之教也。清净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揖让者,《礼》之为也。宽和简易者,《乐》之化也。刺讥辩议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也鬼,《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愚,《书》之失也劫,《礼》之失也乱,此六者,圣人兼用而裁制之。”[10]这就是说,“六经”可以教育人民温惠纯良、恭敬礼让,使他们服服帖帖地作臣民,不思犯上作乱。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六经”的精神教育,那么尊卑贵贱就要失去秩序,天下就不能太平了。为此,汉、唐、宋、元、明、清各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读经,“汉朝《论语》首立学官,光武令虎贲之士皆习《孝经》”[11]。东汉建初四年(79),汉章帝亲自召开了白虎观会议,讲论“五经”同异。章帝亲自裁决,制成定论,确定了解释“五经”的标准答案,在全国推行“五经”教育。上至公卿,下逮掾吏,莫不通经。唐太宗亦自称喜好尧舜周孔之道,声称此道“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12]。他下令在京师国子学立孔子庙,尊孔子为“先圣”,亲临国子学听讲,并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名曰《五经正义》,颁行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出现了“儒学之盛,古昔未有”的盛况[13]。明朝永乐十二年(1414),敕胡广等修《五经大全》颁行天下。清康熙御纂《周易折中》22卷,钦定《书经传说汇纂》24卷、《诗书传说汇纂》20卷、《春秋传说汇纂》38卷。乾隆时代,御纂《周易述义》、《诗义折中》、《仪礼义疏》、《春秋直解》等。直至近代的袁世凯还高唱尊孔读经的调子。“六经”实为封建社会最基本的教育内容,是统治人民的精神支柱。(www.xing528.com)
我们再从目录学发展看经史地位的轻重。西汉末学者刘歆所撰的《七略》,将图书分为六类,此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中,将“六艺”列为第一位,史部根本没有地位。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基本因袭刘歆之书。晋初秘书监荀勗与中书令张华整理书籍,著《中经新簿》,总括群书分为四部,一曰甲部,记“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记古诸子及近世子家;三曰丙部,记史记旧事,皇览籍杂事;四曰丁部,记诗赋图赞及汲冢书。四部第一次将史学著作独立分类,但位居第三。后来李充因荀勗四部分类,造《四部书目》,始易荀氏之旧例,定“五经”为甲部,史籍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史部虽升居第二,经部仍居首位。唐朝官修之《隋书经籍志》,根据学术发展,亦采用四部分类。从此以后,四部分类遂成为千百年来图书分类不变之成法。乾隆间修《四库全书》亦用经、史、子、集四部分法,经部始终居于首位。这绝不是编纂者任意的排列,而是经被定于一尊的结果。且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对经所下的定义:“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这就充分说明了中国自古以来的目录学总是将经部置于首位的道理。
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各种途径巩固经学的统治地位,致使经学成了中国的正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革新的、进步的人士,亦不得不披上宣传经学的外衣。比如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撰写了《三经新义》,打着颂扬《周礼》、《诗》、《书》的旗号,为政治改革服务。近代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也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作为变法维新的张本。很明显,在经学统治的时代,离经叛道是最大的罪名,不披上经学的外衣,任何革新都寸步难行。
在封建社会里,谁要是背离了经学的宗旨,谁就要遭致厄运。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以“先黄老,后六经”的指导思想写《史记》,遭到班固父子为代表的正统派史家的非议,他们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东汉的思想家王充的《论衡》,因有《问孔》、《刺孟》之论,遭到攻击。唐刘知幾的《史通》,因有《疑古》、《惑经》,因而被指斥为谤书。宋代王安石指责《春秋》为“断烂朝报”而废弃之,另作《三经新义》,亦遭到时人抨击,以为“以意说经,诋毁先儒”。南宋初陈公辅上疏云:“臣谓安石学术之不善,尤甚于政事。政事害人才,学术害人心。《三经》、《字说》,诋诬圣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14]明代的思想家李贽因非议孔子与“六经”,竟遭逮捕入狱,以至身死。统治阶级将离经叛道者视同洪水猛兽,以为人心之变易,比政事之败坏更为危险。
综上所述,经在封建社会的地位,绝不是史可以比拟的。作为史书,即使是官方编纂的,得到钦定的,也并不是上自公卿、下至掾吏都必须诵习的。比如宋代司马光奉旨编纂的《资治通鉴》,也只是供皇帝借以吸取历代统治经验的借鉴,而不是士子的必读书。所以,经与史绝不是称谓不同、实质一致,而是存在实质性的重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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