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辨伪学的首要条件：胡应麟的大量藏书、读书和校书

胡应麟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以笔者之见,是他在辨伪学上的建树,撰著辨伪学专著《四部正讹》,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伪书产生的原因及辨别伪书的方法。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部书的产生,为我国辨伪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无论对史学、文学的研究还是古籍的整理都功不可没。那么他为什么能够系统地提出这套理论,写出这部辨伪学专著呢?看来也有其特定的因素或条件吧。首先,他是明代江南地区著名的藏书家,家有藏书4万多卷,这就使他有机会大量接触各种著作和不同版本,这无论是对考证还是辨伪都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先决条件;其次,他自幼爱好阅读杨慎著作,杨慎著作的“疏卤百出”和喜爱制假作伪从反面为他提供了教材;再者,他能吸取和总结前人在辨伪方面所取得的经验。由于他一生从未做过官,因而便一心一意扑在藏书、读书、交游和做学问上面。

胡应麟自幼受其父亲影响,就爱好书籍,稍长,便开始他的藏书生涯,最终竟成为浙江著名的藏书家。但是在整个搜集过程中,自然是历尽艰辛。吴晗先生所作《年谱》在胡应麟22岁这一年,专门记述了其“性嗜古书籍”的情况:

夏,束装南返,便道还里中。宋宜人顾从宦日久,田园芜,又先生体素羸,因请留处家,而副宪公入楚督漕粮。命下束装日,宦橐无锱铢,而先生妇簪珥亦罄尽,独载所得书数箧,累累出长安。自是先生奉母宋宜人里居十载,中间以试事入杭者三,入燕者再,所涉历金陵吴会钱塘皆通都大邑,文献所聚,必停舟缓辙,搜猎其间,小则旬余,大或经月,视家所无有,务尽一方乃已。市中精绫巨轴,坐索高价,往往视其乙本收之。世所由贵重宋梓,直至与古遗墨法帖并,吴中好事者悬赀购访。先生则以书之为用,枕籍揽观,今得宋梓而束之高阁,经岁而手不敢触,其完好者不数卷,而中人一家产立尽,无论弗好,即好之胡暇及也。至不经见异书,倒庋顷囊,必为己物,亲戚交游上世之藏,帐中之秘,假归手录,卷帙繁多,以授侍书,每耳目所值有当于心,顾恋徘徊,寝食俱废,一旦持归,亟披亟阅,手足舞蹈,骤遇者率以为狂,而家人习见,弗怪也。自先生为童子至今,年日益壮而嗜日益笃,书日益富,家日益贫。副宪公成进士,剔历中外滋久,乃敝庐仅仅蔽风雨。而先生所藏书,越中诸世家顾无能逾过者,盖节缩于朝哺,展转于称贷,反侧于寤寐,旁午于校雠者,二十年于此矣。

这段文字告诉人们,胡氏的藏书实在是来之不易,其中酸甜苦辣,鲜为人知,为了书籍,宁可节衣缩食。而搜集选购书籍的标准,全在实用,这与一般藏书家大不相同,藏书的目的在于阅读,在于求得知识,而不在于观美。因此,他在《经籍会通》一书中,批评了历史上许多藏书家其实都只是“好事家”而已,他说:“博洽必资记诵,记诵必藉诗书。然率有富于青缃,而贫于问学,勤于访辑,而怠于钻研者,好事家如宋秦、田等氏弗论,唐李邺侯何如人?天才绝世,插架三万而史无称,不若贾耽辈之多识也。扬雄、杜甫,诗赋咸征博极而不闻畜书,雄犹校雠天禄,甫僻居草堂,拾橡栗,何书可读?当是幼时父祖遗编,长笥胸腹耳。至家无尺楮,藉他人书史成名者甚众,挟累世之藏而弗能读,散为乌有者又比比皆然,可叹也。若刘向父子张陆诸人,庶几兼之矣。”^[6]为此,他把藏书家分为“好事家类”与“赏鉴家类”两种:“画家有赏鉴,有好事,藏书亦有二家。列架连窗,牙标锦轴,务为美观,触手如新,好事家类也;枕席经史,沈湎青缃,却扫闭关,蠹鱼岁月,赏鉴家类也。至收罗宋刻,一卷数金,列于图绘者雅尚可耳,岂所谓藏书哉!”这里不妨看看李邺侯何许人也。文献记载,唐李泌积书3万余卷,经史子集,分别用红、绿、青、白四色牙签标之,韩愈有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皆牙签,新若手未触。”这样的藏书究竟有什么价值呢?自己不看,当然更不会给别人看了,所以胡氏在《经籍会通》最后曰:“书好而弗力,犹无好也,故录庐陵《集古序》;夫书聚而弗读,犹无聚也,故录眉山《藏书记》;夫书好而聚,聚而必散,势也。”^[7]藏书的目的在于阅读和研究,聚而不读,迟早是要散失,这是古往今来许许多多藏书家兴亡史所证实的。而他的《经籍会通》一书,正是论述书籍的撰著流传与收藏的情况。他毕生收藏图书42384卷,其中除日积月累收藏的以外,还有万卷是从金华藏书家虞守愚后代所购得。筑室山中,名曰“二酉山房”,王世贞为之作《二酉山房记》一篇,不仅记载了胡应麟搜集藏书的过程及收藏情况,更记下了他爱书、读书的情况:“元瑞自言,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韵頀,览之可以当夷施,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性既畏客,客亦畏见,门屏之间,剥啄都尽,亭午深夜,坐榻隐几,焚香展卷,就笔于研,取丹铅而雠之,倦则鼓琴以抒其思,如是而已。……元瑞既负高世之才,竭三余之晷,穷四部之籍,以勒成乎一家之言,上而皇帝霸王之猷,贤哲神圣之蕴,下及乎九流百氏,无所不讨核,以藏之乎名山大川,间以余力游刃,发之乎诗若文,又以纸贵乎通邑大都,不胫而驰乎四裔之内,其为力之难,殆不啻百倍于前代之藏书者,盖必如元瑞而后可谓之聚,如元瑞而后可谓之读也。噫,元瑞于书,聚而读之几尽矣。”^[8]这些材料都说明胡应麟藏书,是完全为了读书。由于读书多,见识广,加之又勤于校雠,精于考证,因而就有可能发现伪书,他在明代藏书家中是以藏书富而又鉴别精享盛名的。由于他对古籍版本有很高的鉴别能力,所以谢在杭就曾这样说:“求书之法,莫详于郑夹漈,莫精乎胡元瑞。”^[9]我们叙述这些内容,实际上就在向人们展示,胡应麟的大量藏书、读书和校书,就成为他建立辨伪学的首要条件。当代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文献学》一书第六编第五章《辨伪》一节中指出:“辨伪工作,一开始便和校雠工作结合在一起。汉代学者们,原来也是通过校书来考定古书的真伪和时代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农家,有《神农》二十篇。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商君所说。’可知刘向在西汉末年校定图书时,便疑这书是伪托的,并且这书内容是谁所说,也假定出来了。我们根据这一线索,去探寻由刘向的儿子刘歆删《别录》而写成的《七略》,也还可考见不少有关辨伪的言论,《七略》虽早已佚,但绝大部分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根据《七略》写为《艺文志》,凡班氏自注之辞,多半是从《七略》中节取来的;也就是刘歆从《别录》中删略下来的,无疑这是刘班二家共同的结论。我往年写《广校雠略》时认为:‘审定伪书之法,至刘班而已密’。”可以想见,假使胡应麟也和许许多多藏书家一样,只是藏而不读、不校,对伪书自然也无从加以辨别,更谈不上建立辨伪学了。(www.xing528.com)

杨慎在明代中叶的文坛上也称得上大家,著作多,影响大,“牢笼当世”。但是,不仅“疏卤百出,检点不堪”(王世贞语),而且还故意作伪,制造混乱,给学术界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为此当时不少人都有批评,陈耀文的《正杨》最为典型,书中罗列150条,“皆纠杨慎之失”。而胡应麟自云受杨慎著作影响很大,“少癖用修书,求之未尽获,已稍稍获,又病未能悉窥。其盛行于世而人尤诵习,无若《艺林伐山》等数十篇,则不佞录丹铅外,以次卒业焉”^[10]。在阅读过程中,也就发现了杨慎著作中存在的问题,加之又受到陈耀文《正杨》一书的启发,遂先后作《丹铅新录》、《艺林学山》各8卷,根据杨慎两部著作,逐条加以驳斥。杨慎所以会犯这么多错误,胡应麟在《丹铅新录序》中作了概括性指出:“余尝窃窥杨子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论太果。太高则迂怪之情合,故有于前人之说,浅也凿而深之,明也汩而晦之。太果则灭裂之衅开,故有于前人之说,疑也骤而信之,是也骤而非之。”^[11]以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手段来研究学问,自然就是非失主,真伪莫辨了。所以胡应麟在书中尤其对其主观性、随意性都作了严肃的批评。鉴于杨慎对朱熹的著作,往往断章取义就发议论,胡应麟在《丹铅新录》六里批评说:“凡用修指摘紫阳语,皆割截首尾,不会全文,今详考录之,则文公之意,千载可白,用修诸诬,不辩自明”,“杨摘其发端未尽之词,而骤讥讪之,岂天下皆可欺乎!”作为一位学问渊博的资深学者来说,对于前辈学者的著作和观点,应当很好研究,作全面理解,而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便断章取义,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绝不是单纯的“识”的问题,这已经涉及道德人品问题。看来杨慎或许正是后者,因为他还伪造了好几种书籍,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都是有案可查的,在卷一七二《升庵集》提要中这样说杨慎:“论说考证,往往恃其强识,不及检核原书,致多疏舛,又恃气求胜,每说有窒碍,辄造古书以实之,遂为陈耀文等所诟病,致纠纷不可解。”至于伪造之书,据《四库提要》所列就有《石鼓文音释》、《异鱼图赞》、《汉杂事秘辛》、《广夷坚志》等。如《汉杂事秘辛》,“杨慎序称得于安宁土知州万氏,沈德符《敝帚轩剩语》曰,‘即慎所伪作也’。叙汉恒帝懿德皇后被选及册立之事,其与史舛误之处,明胡震亨、姚士粦二跋辨之甚详。其文淫艳,亦类传奇,汉人无是体裁也”^[12]。又如《广夷坚志》:“其为依托,已无疑义,及核其书,乃全录乐史《广卓异记》,一字不异,可谓不善作伪矣。”^[13]这就太可悲了,“不善作伪”,却又爱作,于是每作必被行家捉住,看来作伪似乎也会成瘾。胡应麟既然自少就“癖用修书”,这些伪书自然也在其中,这就从反面教育他辨别伪书的重要性,加之陈耀文《正杨》一书的启发,便萌发了对杨慎著作进行纠谬和对其他书籍辨伪之意。他在《与王司寇论‹丹铅诸录›》一文中就曾明确地说:“曩读用修书,绝叹以为国朝不可无。比读晦伯书,则又绝叹以为用修不可无。惜绳纠所得,仅十之三。因取厥义例,增而广之,得失是非,方册具列。不敢俾用修之误,复误后人。”^[14]众所周知,纠谬和辨伪是文献整理与研究上相互关联的两种手段,它们之间往往起到互补作用。因此,我们认为,胡应麟对杨慎著作进行大量的纠谬正误工作,其中自然少不了有许多工作就是在辨伪。这就是我们说胡氏因爱读杨慎著作而成为他建立辨伪学的因素之一。

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学者早就对伪书引起注意。汉代刘向父子因校书而辨伪;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平日读书过程中,还认真进行辨伪工作,他在《答李翊书》中就曾说过:“……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到了宋代,辨伪风气就颇为盛行,这也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宋代学者治学风尚。著名的如朱熹,曾指出伪书达60余种,他曾感叹道:“天下多少是伪书,开眼看得透,自无多书可读。”^[15]他还谈了自己辨别真伪的经验:“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16]这里既讲了途径,又讲了方法。他还曾想写一部辨伪专书而未能如愿。又如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辨别古书真伪的宝贵经验,为辨伪学做出很大贡献。书中分别从书目不载、文字不类、内容不确、称谓不妥、别人不引、避讳不当诸方面进行评论,通过辨正,被确定为伪书者有10余种。《周礼》一书长期来被说成是周公所作,《容斋续笔》卷十六有《‹周礼›非周公书》1篇,用十分肯定语气否定了《周礼》为周公所作。主要理由是:“《汉书儒林传》尽载诸经专门师授,此独无传。”这就是说,既然为周公所作,为什么汉代无“专门师授”?在汉代,许多儒家著作都被推上经典的神圣宝座,就连《论语》方且首立学官,而光武帝命“虎贲之士皆习《孝经》”,而周公所作之《周官》居然无人问津,这简直不可思议。如果真是周公所作,能够被如此冷落吗?《容斋三笔》卷十“孔丛子”条首先指出,“《汉书艺文志》不载,盖刘向父子所未见”,因为刘向父子受命整理皇家图书馆藏书,不仅作了提要性的序,而且分类编目,因此,这个书目自然就成为辨别汉以前书籍真伪的重要依据。洪迈接着指出:“今读其文,略无楚汉间气骨,岂非齐、梁以来好事者所作乎?”众所周知,语言文字的时代性是很强烈的,每个时代语言文字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个时代烙印,常为人们用来衡量书籍真伪的重要依据,而洪迈则是运用比较早的学者。关于《尹父子》,《容斋续笔》卷十四讲,此书不仅《汉书艺文志》有著录,而且刘歆讲得很肯定,“其学本于黄老”,但后来流传的本子已是东汉末年仲长统所编定过了的,“其文仅五千字,议论亦非纯本黄老者”,“详味其言,颇流而入于兼爱”。“兼爱”乃墨家思想,其书真伪也就无需多辨了。又如社会上流传的《别国方言》,皆曰为扬雄所作,因为书后还附有汉成帝时刘子骏给扬雄之信及扬雄回信,好像确有其事。洪迈在《容斋三笔》卷十五中指出:《汉书扬雄传》于“雄平生所为文尽于是矣”,并不言及《方言》,《汉书艺文志》亦不载《方言》;而所谓答刘子骏书,其避讳方式与雄《法言》等著作所称不类;再从语言看,更是“汉人无此语也,必汉魏之际好事者为之云。”《三笔》卷一“武成之书”条则从文章称谓及其用辞,论其书不可尽信。诸如此类,都说明洪迈在古籍辨伪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所采用的方法,已达六七种之多,虽然未能作条理化和理论化工作,但毕竟为后人建立辨伪理论和辨伪学创造了条件。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自汉以来,许多学者对于辨伪工作提出了许多问题,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却没有人把那些辨伪方法系统化,更没有总结成规律性知识,当然,没有体系,没有规律,也就形成不了一门学问。胡应麟正是在总结前人丰富的经验基础上,使之系统化、条理化、规律化,写成专门著作,建立起专门的学问——辨伪学。我们所以举朱熹、洪迈两人为例,不仅因为他们在辨伪工作上成绩显著,而且在于胡应麟对他们著作的研究似乎也更为深入,他在《丹铅新录》中,对杨慎歪曲或误解朱熹的语录逐条加以辩驳就是明证。为了寻求洪迈《夷坚志》全本,曾“遍寻诸方”,“至物色藏书之家”,容易获得的《容斋随笔》,自然不可能不阅读、不研究,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

综上所述,我们从三大方面进行研讨以后,可以这样说,胡应麟能够建立起辨伪学,实属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