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通鉴注》中,关于这方面的文字,从总的比例来说,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涉及的面却相当广泛,因为胡三省开始对《通鉴》作注时,曾“著《论》十篇,自周讫五代,略叙兴亡大致”。可见起初于史论,他是有专著的,后同注释稿一道散失,于是二次再注时,便将评论亦散注于有关条文之下。这些评论,有的是对统治阶级人物罪恶的揭露和抨击;有的是出于爱国热情所发出的感叹;有的是对一些制度利弊得失所作的议论;有的则是对某些历史事件发表的评论。数量尽管比较少,但却是《通鉴注》内容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直接反映了胡三省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通鉴》在“梁武帝大同十一年(545)”记载梁武帝称“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这自然是十足的欺人谎言,封建帝王与封建国家的利益能够截然分开吗?对此,胡三省在注中曾无情地加以揭露,指出:“帝奄有东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宫,不由佛营,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国来,有不出于东南民力者乎?惟不出于公赋,遂以为不食国家之食。诚如此,则国家者果谁之国家邪!”[15]在这里,作者并未用高深的理论,而只是以人所共知的事实,就深刻有力地揭穿了梁武帝的骗人鬼话。尤其可贵的是,他说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国家上下衣食住行,无不出于“民力”!又《通鉴》于同卷中载梁武帝晚年“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一个明明是好杀成性的屠夫,偏偏装出一副慈悲的观世音面孔,对这种虚伪的做作,胡三省便在注中引证大量历史事实,以还梁武帝刽子手的真面目。他说:“梁武帝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此好生恶杀之意也。夷考帝之终身,自襄阳举兵以至下建康,犹曰事关家国,伐罪救民,洛口之败,死者凡几何人?浮山之役,死者凡几何人?寒山之败,死者又几何人?其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南北之人交相为死者,不可以数计也。至于侯景之乱,东极吴、会,西抵江、郢,死于兵、死于饥者,自典午南渡之后,未始见也。驱无辜之人而就死地,不惟儒道之所不许,乃佛教之罪人;而断一重罪乃终日不怿,吾谁欺,斯天乎!”像这样的揭露,确实做到淋漓尽致,锋利辛辣,读后使人感到无比痛快!不过像这类性质的评论,一般都不太长,每每只用三两句话,短而有力,一针见血就点出了问题的实质,真如同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寒光逼人地直指那些封建昏主暴君和贪生怕死背叛祖国的丑类。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七月壬寅,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至肆州,“见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驾慰劳,给衣食终身”。胡三省注曰:“此亦可谓惠而不知为政矣。见者则给衣食,目所不见者,岂能遍给其衣食哉!古之为政者,孤独废疾者皆有以养之,岂必待身亲见而后养之也。”[16]又《通鉴》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记“上种麦于苑中,帅太子以下亲往芟之”。对于此事,胡三省注中评论说:“种艺之事天有雨旸之不时,地有肥硗之不等,而人力又有至不至,故所收有厚薄之异也。若人君不夺农时,人得尽其力,则地无遗利矣,岂必待自种而观其实哉!”[17]这无异是对所有最高统治者矫揉造作丑态的无情鞭笞和严厉谴责。历史事实正如胡三省所说,封建统治者若能真正做到“不夺农时”,让人民有一个较为安定的生产条件,使得人人都能尽其力,社会生产自然可以得到发展。南宋灭亡以后,胡三省生活在元朝统治之下,他目睹蒙古贵族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人民生活的极端困苦,因此,在《通鉴注》中,他就借题议论,以伸张正义。如《通鉴》在“晋穆帝永和二年(346)”记石虎“又立私论朝政之法,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觐以目相顾,不敢复相过从谈语”。胡三省注曰:“石虎之法,虽周厉王之监谤,秦始皇之禁耦语,不如是之甚也。”[18]又如“晋武帝太康元年(280)”,《通鉴》记吴主孙皓降晋事,胡三省注曰:“武王伐纣,斩其首,悬于太白之旗。如孙皓之凶暴,斩之以谢吴人可也。”[19]武则天长寿元年(692),“五月,丙寅,禁天下屠杀及捕鱼虾。江淮旱,饥,民不得采鱼虾,饿死者甚众”。胡三省注曰:“后禁屠捕而杀人如刈草菅,可以人而不如物乎!”[20]如此等等,一方面反映了胡三省对暴虐统治的痛恨,同时也可看出他对广大人民所受痛苦的同情。在这一类评论当中,我们看到胡三省具有超人的史识。他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论,一般都能通过现象揭示出本质。他对秦攻赵上党之事说:“秦有吞天下之心,使赵不受上党,而秦得之,亦必据上党而攻赵。故赵之祸不在于受上党,而在于用赵括。”[21]这就是说,他是从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来分析这个问题的,既然秦有“吞天下之心”,不管赵如何处置,总是避免不了。他又说:“古人有言,‘盗亦有道’。然盗货者小盗也,盗国者大盗也。”[22]在胡三省看来,“盗货”与“盗国”都是一样,它们之间只有大小之别,并无实质之异。至于对那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注中几乎都有评论。
综上所述,可见胡三省对《通鉴》所作的注释,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除我们列举的几方面外,还有评述典章制度的源流及其利弊得失,指出《通鉴》记事前后呼应等等,限于篇幅,这里都略而不谈。总之,《通鉴注》已经成为人们研究、阅读《通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在史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然也必须指出,《通鉴注》也并不是十全十美,因此明清以来,已陆续有人为之补正,其中著名的有陈景云《通鉴胡注举正》和钱大昕《通鉴注辨正》等书。前者所正以地理居多,后者于声音文字、职官氏族,亦多所发明,皆足补《通鉴注》之失。但以胡三省一人之力为《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作注,存在一些缺陷和错误,其实在所难免,不必以此苛求前人。(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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