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类注释如读音、文义、校勘、名物、典故、地理等,乃是一般注书的内容。至于所注价值如何,就要看注书者之学问是否博大精深。有关这方面内容,在《通鉴注》中同样也是占相当大的比重,而所有注文,一般都能做到广引博征,穷波讨源,解释也比较精确,读者从中可以获取丰富的历史知识。就如地理方面而言,明末清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就非常推许,认为胡三省于此已经做到“搜剔几无余蕴”的地步。因此顾氏撰著《读史方舆纪要》时,“尤所服膺,采辑尤备”[6]。乾嘉时期的张庚,在作《通鉴纲目释地纠谬》和《通鉴纲目释地补注》时,其主要依据就是《通鉴注》和《读史方舆纪要》二书,《通鉴注》价值如何,自然可想而知。只要打开《通鉴》,这些内容随处可见,无需列举。值得指出的是,就在这部分注释中,胡三省仍有自己的独创性,除了单纯的字义解释外,他还一再指出,阅读史书必须注意理解其精神实质,千万不能拘泥于字面之浮义。如在《通鉴》“唐穆宗长庆二年(822)”,“王庭凑围牛元翼于深州,官军三面救之,皆以乏粮不能进,虽李光颜亦闭壁自守而已。军士自采薪刍,日给不过陈米一勺”。胡三省注曰:“陈,旧也。经年之米为陈米。勺,职略翻,又时灼翻。《周礼》:‘梓人为饮器,勺一升’。按一升之勺,乃饮器也,非以量米。凡量,十勺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以量言之,则一人日给一勺之陈米,有馁死而已。作史者盖极言其匮乏,犹《武成》‘血流漂杵’之语。”[7]这里既注了读音,又解释了字义,并特别指出“勺”有两义,这里用作量器,作史者用此来形容当时口粮供应十分匮乏,倒不一定每天真的只有一勺,正如同史书上常用“血流漂杵”来形容死人之多一样。但谁也不会相信,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死人再多,也不可能“血流漂杵”,又如《通鉴》记陈宣帝太建十四年(582),隋“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将兵二千,与突厥沙钵略可汗遇于周槃,沙钵略有众十余万,军中大惧。长儒神色慷慨,且战且行,为虏所冲,散而复聚,四面抗拒。转斗三日,昼夜凡十四战,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骨见”。胡三省在这条下面注曰:“见,贤遍翻。《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五兵咸尽,士卒奋拳击虏,以言死斗则可;若虏以全师四面蹙之,安能免乎!史但极笔叙长儒力战之绩耳,观者不可以辞害意可也。”[8]史书的夸张叙述,旨在宣扬英雄人物的勇敢精神,读史者应当领会此意,决不能死扣字面,否则便会“以辞害意”。这实际上是给人们指出了读史的方法和应注意的事项,对于史书的记载,切不可全盘相信,必须持慎重态度。因为史书所载,除了史家的过分夸张外,还有史料来源与取舍问题。关于这点,他在注中亦曾多次指出,如汉献帝建安十年(205),《通鉴》记杜畿治河东事,言“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接着胡三省就在注中提醒人们不要轻信,“杜畿之子为杜恕,恕之子为杜预。其守河东,观其方略,固未易才也。余窃谓杜氏仕于魏、晋,累世贵盛,必有家传,史因而书之,固有过其实者”[9]。这里提示人们,读史不仅要善观其意,而且必须注意史料之来源,善辨其真伪,对于有些记载,不能轻易相信。即使像司马光这样十分审慎的史家,曾用考异的方法来鉴别史料,对史料之取舍,做到了“计较毫厘”,但《通鉴》所载,亦并非条条可信。如《通鉴》在晋孝武帝太元七年(373)记曰:“是岁,秦大熟,上田亩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亩收百石,下者五十石。”这一记载,不仅夸大其词,而且也不在情理。所以胡三省注曰:“物反常为妖。蝗之为灾尚矣,蝗生而不食五谷,妖之大者也。农人服田力穑,至于有秋,自古以来,未有亩收百石、七十石之理,而亩收五十、三十石,亦未之闻也。使其诚有之,又岂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无之,则州县相与诬饰以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10]这个批评是相当尖锐的,哪有蝗虫不食五谷的道理?亩产100石、70石,自古以来所未有,自然都是反常的现象。下级竟然敢如此虚报产量,确实是足以亡国的不祥之兆。历来对史书的注释,一般都是按文释义,就事论事,像胡三省这样的注法自然是不多见的,所以我们说他有自己的独创性思想。(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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