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康与袁文术：重评与澄清

可见自宋以来,历明清至近代,许多学者都致力于探讨《越绝书》的作者为何人。尽管杨慎析隐语之说流传颇广,但许多治学严谨的学者不仅不为其所囿,而且提出了与杨氏完全不同的结论。可惜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引起当代学者的重视,因而绝大多数有关论著,仍将该书冠以袁康、吴平所著。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有责任将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澄清,杨慎那种算命先生式的拆字所得结论,显然不应当再堂而皇之地流传。因此,根据以上所述,归纳为如下看法:

第一,析隐语就如同考证,析出以后必须具备旁证,胡应麟称之“佐验”。杨慎在他的论述中,为了取得人们的相信,先说明这是东汉末年文人间一种风气,接着列举了孔文举、蔡中郎、魏伯阳三人为例,他们都曾用过隐语。要知道,孔融、蔡邕都是鼎鼎大名人物,他们不仅在当代的正史《后汉书》中有传,其他许多文献乃至诗文中都能找到他们的名字。杨慎自然也深知不能没有这个旁证,最后总算从王充《论衡》中找到了那几句话,于是便大做文章。一者是把袁文术与袁康拉到一块,认为袁文术就是袁康,却忘记了前者是临淮人,而他所析的袁康是会稽人。再者是抓住吴君高的《越纽录》,硬说《越绝书》是《越纽录》之误,于是君高又变成吴平的字了。本来析出之袁康应是主角,而吴平仅是配角,但是为了做吴君高的文章,竟然又将袁康抛在一边。可悲的是,不管他怎么做文章,总是漏洞百出,始终不能自圆其说。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所析出的两个人物,总是无案可查,无书可证,如何能取信于人?

第二,他这析隐语之法,从文字学上来讲,似乎也不那么科学。清代学者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已经指出:“而袁字隐语乃曰:‘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吴字隐语乃曰:‘以口为姓,承之以天。’……而以‘’为‘袁’,以‘吳’为‘吴’已大谬六书之旨。”“袁”、“吴”两字,在汉代显然不是作如此写法,而不应当用经过多年演变的字形去解释古代的字形,否则就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第三,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袁康、吴平是否作《越绝书》,而是,东汉时代,会稽究竟有无袁康和吴平这两个人?为什么史书里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不仅范晔的《后汉书》中没有,就连专门记载会稽地方先贤的虞预《会稽典录》也没有。也许有人会说,这两个人没有做过官,所以史书不会记载。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即使是正史,记载不做官的人物也不是少数。就以本文已经提到的王充与范晔,都仅仅做过小吏而未任过像样的官职,《后汉书》仍为其立传,更何况那专记本地乡贤耆旧的地志了。就以《会稽典录》为例,所记人物即如此,今引数例如下:

董黯:会稽句章人,“以孝闻名”。

陈业:会稽山阴人,“以高风亮节著称”。

皮延:会稽山阴人,“养母至孝”。

任奕:会稽句章人,“以文章称”。

卓应:会稽上虞人,“为人笃信,言不宿诺”。(www.xing528.com)

张立:会稽人(县籍原缺),“为人刚毅,志意慷慨”。

以上所列6人,从历史上来看,的确都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总是以某一个方面闻名乡里,或以孝闻名,或为人守信,或高风亮节,或为人刚毅,因而《会稽典录》对他们这些乡贤都一一予以立传,以传后世。可是杨慎析出的袁康、吴平,不仅口口声声称为吴越贤者,而且还是“百岁一贤”,按理便应为史所书,尤其是地志一类著作所大书特书了。然而他们的事迹,哪怕就是个名字,竟然在所有史书、方志及其他典籍中均未留下蛛丝马迹,乃至影踪全无,这当如何解释?尽管杨慎自己声称“非臆说也”,但也是拿不出证据来,不得已只好抓住吴君高的《越纽录》大做文章,玩弄文字游戏。既然全是出于臆测,试问何足取信于人!陈桥驿先生在《点校本越绝书序》中也指出:“不能认为解释了这段所谓‘千载隐语’以后,《越绝书》及其作者的问题就算全盘解决了。实际上自从明代学者开始解释这段隐语以至《提要》把它作为结论以后,一直有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而其中有些问题,至今仍然有待商榷。”可见隐语之说,实在无法令人信服。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1997年3月号)

【注释】

[1]《杨升庵全集》卷十。

[2]《杨升庵全集》卷十。

[3]《田叔禾小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