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以求治为导向

中国的传统史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良传统,即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这一优良传统在唐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表现得最为明显。而这种“经世”思想,最早应当是从“殷鉴”发展而来。《尚书召诰》就曾明确提出:“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意思很清楚,西周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之后,时刻提高警惕,把夏、商的灭亡,作为一面镜子来警示国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51]。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史学价值在社会功能方面最早的体现。到了春秋时期,这种意识就越来越明显了,当时许多政治家和史官在论及国家兴亡盛衰和当前政治时事的时候,既不是海阔天空的议论,也很少再援引天命或神意,而是列举他们所掌握的历史知识为论据。他们还强调王者施政要以过去的历史为鉴。《国语周语》下所引太子晋那段话可谓典型。他说,“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正是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不仅如此,在当时,历史著作也成为贵族们教育弟子的重要教材。楚庄王曾问申叔时,教育太子应当用哪些书籍,申叔时回答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故志,使知兴废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52]西汉建立不久,汉高祖刘邦便命其谋士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53]。东汉人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中亦云:陆贾《新语》,“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稍后出现的贾谊《过秦论》,则更为典型。文中总结了秦朝兴亡的原因,目的就是提供给汉文帝作为改革政治、避免社会危机爆发的借鉴。文章指出,秦朝所以能够实现统一,主要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天下长期战乱,人民反对诸侯割据战争,要求统一安定,过和平安定生活;而秦的统一政策,正符合了广大百姓的要求,所以能够成功。而它的迅速灭亡,则是由于“赋敛无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繁刑严诛”,“仁义不施”。一句话,就是行暴政,失民心,因此“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亡”。陈胜只是振臂一呼,各地便纷纷响应。这就说明秦王朝的成功和失败,都是人心背向所决定。总结秦王朝兴亡历史,为的是汉朝施政有所借鉴,所以文中反复分析强调“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前车覆而后车鉴。治理国家,应当吸取历史经验。唐朝开国君主李渊于武德五年(622),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就曾明确提出,编撰史书,必须做到:“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54]这实际上也就是唐代统治者修撰史书的指导思想。唐太宗李世民曾多次对大臣们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55]可见他对历史的重要性是何等重视。贞观十年(636),房玄龄、魏徵等上所修《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五部史书,唐太宗十分高兴地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56]他们所以如此重视历史,都是为了通过了解历代兴亡的历史,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借鉴。历史学家吴兢在总结贞观年间一代君臣治国施政基础上,写了《贞观政要》,其中记载魏徵作于贞观十一年(637)的一篇奏疏,有几句话就是告诫君主应当借鉴何种历史:“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57]该书所载类似内容当然很多,足见这是为君臣们如何治理国家提供重要的论据。

司马光编修的《资治通鉴》,对后世影响很大,正如清代著名史家王鸣盛所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58]司马光著这部1362年的编年史,在于“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59],有选择地论述史事,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所以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就明确告知当今皇上,他写此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希望宋神宗“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之名,还是由宋神宗所定。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司马光进《通志》(《通鉴》之最初名称),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60]。足见宋神宗对这部史书内容之关注。明清之际大思想家、史学评论家王夫之在读了这部书后,还专门著了《读通鉴论》。书中指出,编著历史,必须让人从中得到“经世之大略”,否则就失去著史的意义。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61]他在解释《资治通鉴》这个书名时,阐明“资治”两字的含义,对于“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又作了进一步说明,提出“资治者,非知治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这就是说,研究历史,不仅在于“知治知乱”而已,更重要的是以此作为“力行求治之资”。如果读了历史,而不起任何作用,那必将变成“玩物丧志”。但是,要从历史中得到“资治”,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历史上的善恶是非、成败兴亡往往互相依伏,变化多端,必须用心推敲,以做到“得可资,失亦可资;同可资,异亦可资。故治之所资,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可见能否从历史上得到资治,关键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都能收到“得可资,失亦可资;同可资,异亦可资”,左右逢源、运用自如的效果。因为历史毕竟只是一面镜子,“照之者”还是在人,所以他说:“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易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62]至于开一代新学风的顾炎武,不仅大力倡导学术研究必须具有“经世致用”的价值,而且身体力行。他曾遍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把学术研究与对古今历史的探讨结合起来,密切关注社会状况与国计民生,这个书名就足以反映他研究的是天下郡国的利与病,企图从这些方面入手来了解明末衰弱的原因,以便针对“时弊”进行改革。他曾提出,“凡文不关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63]。他还认为,如果能够精通历史,就可以更好地洞察现实,了解现实。他说:“人苟遍读《五经》,略通史鉴,天下之事自可洞然。”^[64]为此,他十分强调:“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65];“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66]“引古筹今”,“鉴往训今”,乃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在史学研究中的具体发挥与运用,既指出了史学研究如何经世致用的途径与方法,又指出了史学本身的作用与任务。他著的《日知录》,就是为了探讨吏治、赋役、典制等来龙去脉,“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以达到“规切时弊”的目的。他在《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中,讲述这两个府老百姓深受重赋之苦的情况。文章开头便说:“丘濬《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这些地方的农民赋税之重自然就可想而知了。文章又说:“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亩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如此重的盘剥,农民已经到了无法生存下去的地步,长此以往,哪有不起来反抗的道理!可见这位大学者的研究,面对现实,言行一致。因此,他在该书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中大声疾呼:“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乎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谈,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这就告诉人们,研究学术,撰写文章,必须注意社会效益。我们今天社会风气如何?离此要求看来相差还很远呢。众所周知,浙东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主张学术必须经世致用。作为浙东史学殿军的章学诚,他又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从理论上多次论述史学著作必须做到“经世致用”。他对其弟子史余村说:“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67]为此,他在《说林》一文中曾反复举例加以论述。他说:“人生不饥,则五谷可以不艺也;天下无疾,则药石可以不聚也。学问所以经世,而文章亦期于明道,非为人士树名地也。”^[68]正因如此,他更直接提出:“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69]至于史学,他在《浙东学术》一文中就果断地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并以带有自豪口气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70]总之,这样一个优良传统,在今天来说,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并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足以看出中国传统史学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并且具有许多可贵的优良传统,笔者根据自己学习和研究概括出七个方面。当然,并不是说只有这七点,也可能会有人概括出更多的方面。总之,我们应当很好地珍视、爱护它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和研究,该剔除的剔除,该批判的批判,该肯定的肯定,该发扬的发扬,以便为发展新史学提供养料,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而决不应当笼统地一笔否定,千万不要让20世纪80年代那股“文化热”中所产生的争相诋毁传统史学的闹剧再度发生。在那几年中,有些搞文化的人,似乎不骂几句中国传统史学就显示不出其“英雄本色”,一时间奇谈怪论纷纷出场,如说中国传统史学家只重视微观研究,而不重视宏观研究;中国传统史书都是剪刀加浆糊而成,等等,喧闹一时,真有点不把传统史学骂倒、骂臭决不罢休之势。当时我粗略作过统计,那些大骂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来并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大骂中国传统史学的人,本人也并不研究中国传统史学。也许就为了表现“英雄本色”而出来亮一手而已,否则是无法说明这一怪现象的。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史学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对此,我这个不识时务者在1988年为自己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71]所写的《前言》中已经作了回答,这里自然就没有必要再作重述,但其中有几句话我想引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有一个历史事实,大家不应当忘记,即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是在骂倒自己的传统文化之后,而能立足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的。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却经历了数千年而一直独立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之林,其生命力之长久,内涵之丰富和独特,在世界文化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世界学者所公认的。”

(原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注释】

[1]《通志•总序》。

[2]《廿二史劄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

[3]《至正集》卷七一。

[4]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十二。

[5]《史通•古今正史》。

[6]《晋书•孙盛传》。

[7]《新唐书》卷一三二《吴兢传》。

[8]《史通•杂说上》。

[9]《汉文学史纲要》。

[10]《史通•叙事》。

[11]《十七史商榷》卷一〇〇,《资治通鉴上续左传》。

[12]《史通•载文》。

[13]《史通•覈才》。

[14]《史通•论赞》。

[15]《史通•杂说》下。

[16]《史通•言语》。

[17]《文史通义新编》外篇六。

[18]《文史通义新编》内篇六。

[19]《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一,《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

[20]《十七史商榷》卷三八,《党锢列传总序》。

[21]《文史通义新编》外篇四,《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22]《章氏遗书》卷十七,《刘氏三世家传》。

[23]《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24]《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5]《史通•论赞》。

[26]《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五,《史注》。

[27]上引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28]《‹资治通鉴›究竟附有多少“史论”?》,载《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29]《资治通鉴》卷七三。

[30]《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31]《资治通鉴》卷一四〇。

[32]《资治通鉴》卷一。

[33]《资治通鉴》卷一〇二。

[34]《资治通鉴》卷一〇〇。(www.xing528.com)

[35]《资治通鉴》卷五七。

[36]《资治通鉴》卷七九。

[37]《资治通鉴》卷一四。

[38]《资治通鉴》卷一五九。

[39]《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40]载《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41]《墨子•公孟》。

[42]《论语•子路篇》。

[43]《论语•为政篇》。

[44]《论语•为政篇》。

[45]《论语•先进篇》。

[46]《论语•八佾篇》。

[47]《史记•五帝本纪》。

[48]《史记•货殖列传》。

[49]《史纪•大宛列传》。

[50]分别载《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五、外篇六。

[51]《诗经•大雅•荡》。

[52]《国语•楚语》上,《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

[53]《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54]《唐大诏令集》卷八一。

[55]《旧唐书•魏徵传》。

[56]《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

[57]《贞观政要》卷八,《刑法》。

[58]《十七史商榷》卷一〇〇,《资治通鉴上续左传》。

[59]《资治通鉴》卷六九,《附论》。

[60]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61]《读通鉴论》卷六,《东汉光武》。

[62]《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

[63]《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

[64]《亭林文集》卷六,《与杨雪臣》。

[65]《亭林文集》卷六,《答徐甥公肃书》。

[66]《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四。

[67]《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史余村》。

[68]《文史通义新编》内篇四。

[69]《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答沈枫墀论学》。

[70]《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

[71]《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上中下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