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发展：传信存疑的典范

传信存疑也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优良传统。自古以来,许多史家写史就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对于不太清楚的事件,宁可存疑,以待后人去解决。在这个问题上,孔子确实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尽管在当时,他已经被公认为“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41]的杰出人物,但他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就回答不知道,从来都不强不知为自知。他再三教导自己的学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42]。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43]平时就当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44]。子路曾“问事鬼神”,他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敢问死”,他又答道:“未知生,焉知死!”^[45]请看回答多么干脆,不知道就回答“不知道”。对于历史研究,孔子抱着同样的态度,他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足不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46]意思是说,夏代的典章制度,他还能够说出,但是作为夏朝后代的杞国没有证据;殷的典章制度他也能够说出,但作为殷商后代的宋国同样没有证据。主要是因为文献不足,如果有足够的文献,对这两个小国的历史文化,他照样可以解说清楚。可见,在没有足够文献证据情况下,他决不轻易发表看法,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学家所具有的高贵品德。我们再看一直被后代史学家推崇为“实录”的《史记》,正是司马迁以传信存疑的态度所写成。司马迁在掌握了丰富的史料以后,并没有为史料所役使而随便引用,凡是采录的,都经过一番考订选择的工夫,有可疑的则存疑,写作态度十分审慎。“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训”^[47],既然不雅训,他就不采纳;“神农以前,吾不知已”^[48],自己不知道,就不随便写;“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49],许多古书记载的奇谈怪物,他更不随声附和。他在《史记三代世表序》中对自己撰写本书的态度讲得十分清楚,“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旨在说明,三代以前,由于时间久远,尚无确切年代可记,诸侯都还无法按年代来为之列表(不可得而谱),因此,只好作《三代世表》。就是如此,尚有好多残缺不全,无法记录,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慎重起见,对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能“疑则传疑”。又如他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再次申述了这个意思,因为即使是近代、当代之事,有时也未必都能了解清楚,故序文最后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始终,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尽管他想把这些诸侯得宠与废辱的始终都予以表述,但是仍“颇有所不尽本末”,再次表明要“疑者阙之”。如此审慎的著史态度,传信存疑,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典范。后来班固著《汉书》,陈寿作《三国志》,亦都使用了存疑之法,限于篇幅,这里就从略了。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一书中,提出在方志人物传的编修中,应当设立《阙访列传》,把许多姓名可知而事迹不详的人物材料保存下来,以待后人进一步搜集和研究;同时对那些有怀疑、有争论而难以判断的人物,亦可列入此传,保存其材料,待后人搜集更多材料再行研究,以便得出公正的结论。为此,他在修《和州志》和《永清县志》时均立有《阙访列传》,如今还保留有《和州志阙访列传序例》和《永清县志阙访列传序例》两文,收在《文史通义》一书中。^[50]文中一再强调,设立《阙访列传》是采用孔子《春秋》阙疑之意旨。章氏这个创意,无疑可以有意识地保存那些悬而未决的和一时很难作出判断的重要史料,待后人有了新的发现再作定论,这就可以避免许多草率论定而成为冤假错案,不愧为史学理论家的见解。(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