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中的史论：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及未来研究机遇

史论结合,自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之日起,随着史书的不断增多,这一优良传统就一直伴随着传统史学的成长而不断在发展。《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其后“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譔,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25]后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称“臣光曰”等。这些论赞,自然都是属于史学理论。当然,也有在史书内容的叙述中间借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而展开的议论,那就更加丰富了。除此之外,史书注释之中,书目提要之中,也都包含丰富多彩的史学理论,只不过长期没有人去专门加以总结、研究和探索而已。因而有些外国学者在未作深入了解和研究之前,就认为中国的史学没有理论,于是国内学术界也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随声附和。虽然1988年白寿彝先生已经对此加以批评,指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我们自己下功夫进行深入研究和发掘确实做得很少,自然就会让人们产生某些错觉。值得高兴的是,瞿林东先生在前不久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已经适当突出在史学发展过程中“理论成就的积累”。当然,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这里笔者先从如下几方面做点尝试。

关于《史记》的史论,一般只是讲“太史公曰”,其实这是不全面的,因为《史记》中还有序23篇、《太史公自叙》1篇,这些都是属于史论性质,特别是后者,乃是全书的总论性质。对此,章学诚早就指出:“太史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及‘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26]按照章氏的说法,这些序论,或“明述作之本旨”,或“见去取之从来”,总的都在述“百三篇之宗旨”,都是属于史论性质。我们随意列举,就足以得到证实。上文我们讲了《史记》编写是详近略远,他在《六国年表序》中有一段话正反映了这一思想,他说:“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由于司马迁的着眼点是在秦取天下,“世异变”,“成功大”,因而对那些不识时代变化而“牵于所闻”、以古非今的思想提出了批评。这段议论谁能说不是很好的史论呢?众所周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宏伟目标。如何看待天人关系,这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正统思想家宣扬天人感应,鼓吹天有意志并享有绝对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提出要“究天人之际”,自然是有现实意义的。他是一位具有丰富科学知识修养的学者,精通天文历法,他根据天文科学知识,说明自然界的发展、天体的运行都有其规律,而这种规律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且必须按照这种规律去行事。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就说明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天道”不是永恒不变的,“《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之行,故长于变”,他强调的是天地的变化,这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对立的。我们再看他关于治理国家的理论,他创立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史体,本身就在于突出各种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他在《楚元王世家》中就这样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乱臣贵。”这就是说,只要“君子用而小人退”,政治就上轨道,国家就会兴旺;“贤人隐,乱臣贵”,政治必然腐败,国家肯定危亡。这充分表明人谋在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凡是研究过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人都很了解,他对当时国家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发展状况是非常关切的,他在《史记》中写了《平准书》、《货殖列传》的专门篇章来论述,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两篇高水平的经济学论文。他试图从经济的发展来寻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在《货殖列传》中,他分析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发展情况时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符,而自然之验邪?”这里一方面说明物质生产的历史有其自身规律可循,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方面说明社会的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而决定的,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又是由于各人为满足物质需要而从事工作的结果。这些论点都表明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且还力图用这种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历史观。这难道不是史学理论吗?2000多年前能够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作这样的分析,在中国历史上确是罕见的。要特别指出的是,他还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要求是合理的,认为人们关心自己的生活,谋求个人的利益,是人的“天性”,他总结了“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的社会现象。他还形象性地指出:“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针对当时统治者利用仁义道德来抹杀人民物质利益的重“义”轻“利”思想,书中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27]可见司马迁把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放在首要地位,一个人如果连吃穿问题都无着落,你对他谈仁义道德自然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很含蓄地说:“何知仁义,已饗其利者为有德。”“由此观之,‘……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有钱有势就有仁义,这是司马迁所发现的真相,也是对封建统治者的道德虚伪性与片面性的无情揭露。当然,司马迁所发现的真理并非在任何时候都适用。通过上述简单的评介,就足以看出,司马迁的伟大著作《史记》,其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史学理论,那些怀疑中国史学没有理论的中外先生们,这部伟大著作你们阅读过吗?

我们再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通鉴》中所发表的史论,一般都认为有两种形式:一是“臣光曰”,二是引前人的史论。据宋衍申先生统计,前者为119条,后者为99条,两者总数为218条。^[28]其实除这两种形式外,司马光在书中还常常借历史人物之口来发表议论,表示自己的观点。限于篇幅,仅列举“臣光曰”中关于治国用人方面的一些史论加以评介。司马光以为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于能否选拔一批得力的人才,他说,“为国之要,莫先于用人”^[29],所以他在《通鉴》中非常注意并突出叙述了举贤用能、信赏必罚的史实。在用人问题上,他主张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他说:“臣闻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察。”^[30]他还反对以门第、族望、资历等为取人的标准,指出:“选举之法,先门第而后贤才,此魏晋之弊而历代因之,莫之能改也。”^[31]而在用人的标准上,司马光认为必须以德为本,德才兼备的人,才称得上“贤”。所以他说:“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谓之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32]在众多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的思想深处,是把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大臣,视为国家的无价之宝。这一点在他评论王猛谋杀慕容垂时所说的话中充分体现出来:“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33]为此,他在《进历年图论序》中对选人、用人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辩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我觉得这个用人主张,即使在今天都非常适用。选拔时要广开门路,挑选时要慎重审查,选好后要分配以合适的岗位,使用时就该大胆放手,让他有职有权。他还告诫君主,对于有功之臣千万不要猜忌,“知其不忠,则勿任而已”;如果“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也”^[34]。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司马光还要求君主必须做到刑赏严明,持法公正,亲疏如一,“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35]。在司马光看来:“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36]他还提出,要使法令行之有效,君臣上下必须执法如一。因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37]。如此等等,单是用人方面的理论就十分丰富,其他方面的史学理论可想而知。

对于“史注”,在许多人看来,这纯粹是史料性的东西,根本谈不上什么史学理论。我认为这完全是对“史注”一无所知的表现。现以胡三省的《通鉴注》为例,说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只要认真阅读过《资治通鉴》的人都知道,《通鉴》“胡注”,不仅在文字方面作了详细注释,辨证前人注释的错误,考辨史事上记载的讹误,而且对以前的历史学家、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有很多评论,这些评论都具有很高的史论价值。《通鉴》卷六四“汉献帝建安十年(205)”记载了“秘书监、侍中荀悦作《申鉴》五篇,奏之”。胡三省即在注中评论说:“荀悦《申鉴》,其立论精确,关于国家兴亡之大致,过于彧、攸;至于揣摩天下之势,应敌设变,以制一时之胜,悦未必能也。曹操奸雄,亲信彧、攸,而悦乃在天子左右。悦非比于彧、攸,而操不之忌,盖知悦但能持论,其才必不能辨也。呜呼!东都之季,荀淑以名德称,而彧、攸以智略济,荀悦盖得其祖父之仿佛耳!其才不足以用世,其言仅见于此书。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尚论其世,深味其言,则知悦之忠于汉室,而有补于天下国家也。”这200多字的议论,将荀悦一生言论、德行、立身、处世都作了概括。在胡三省看来,荀悦仅仅是位理论家,而不是政治家,他在政治上不会有什么作为,但其言论,对于君主治理国家却很有价值。又如《通鉴》卷一〇四“晋孝武帝太元七年(328)”有这样一条记载:“是岁,秦大熟,上田亩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亩收百石,下者五十石。”在这条记载下面,胡三省注曰:“物反常为妖。蝗之为灾尚矣,蝗生而不食五谷,妖之大者也。农人服田力穑,至于有秋,自古以来,未有亩收百石、七十石之理,而亩收五十石、三十石,亦未闻也。使其诚有之,又岂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无之,则州县相与诬饰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也。”这里胡三省未用多少大道理,而是采用一般常理来推断其妄,并且很具有说服力。《通鉴》在梁武帝大同十一年(545)记梁武帝称“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这自然是十足的欺人之谎言,封建帝王与封建国家的利益能够截然分开吗?对此,胡三省在注中曾加以无情揭露,指出“帝奄有东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宫,不由佛营,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国来,有不出于东南民力者乎?惟不出于公赋,遂以为不食国家之食。诚如此,则国家者果谁之国家邪!”^[38]我们再看一条,《通鉴》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记“上种麦于苑中,帅太子以下亲往芟之。”对于此事,胡三省在注中评论道:“种艺之事天有雨旸之不时,地有肥硗之不等,而人力又有至不至,故所收有厚薄之异也。若人君不夺农时,人得尽其力,则地无遗利矣,岂必待自种而观其实哉!”^[39]这无异是对最高统治者矫揉造作之丑态的无情鞭笞和严厉谴责。历史事实正像胡三省所说,封建统治者若做到“不夺农时”,让人民有一个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得人人都能尽其力,社会生产自然可以得到发展。(www.xing528.com)

以上所举,虽然都是短小的议论,但毕竟都是史论,并且相当丰富。至于政书体,因记载多典章制度历史,因而在有些人看来,这些史籍都不过是些史料汇编而已,自然更谈不上有什么史学理论可言。其实不然,只要读过这类史书的人都会发现,其中同样蕴藏着丰富而宝贵的理论。就以《通典》而言,杜佑编写此书,目的在于寻求“富国安民之术”,所以书中辑录了许多治理国家的各方面理论。难怪瞿林东先生在《‹通典›评介》一文中将“重议论”列为该书三大特点之一,而“重议论”“在具体表述上有三种不同形式”^[40]。限于篇幅,这里我们就不再展开了。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知世人,中国的传统史学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而中国的传统史学理论也同样是丰富多彩的,那种认为中国史学没有理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当然,为了说明中国的史学理论表现是多方面的,因而“史论结合”这一问题讲得自然就多一些,只得请读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