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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书的编修:详近略远

时间:2023-07-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古代史家写史大多注意详近略远这一特点,多写当代之事。[21]又说:“历观前史记载,每详近而略于远事,刘知幾所谓班书倍增于马,势使然也。”[23]可见在章氏看来,中国古代史书的编修确实都是详近略远,因此他认为这一优良传统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

中国古代史书的编修:详近略远

中国古代史家写史大多注意详近略远这一特点,多写当代之事。对此,著名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就曾有过概括性的论述:“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太史公书详于汉制,其述虞、夏、商、周,显与《六艺》背者亦颇有之,然《六艺》具在,人可凭证史迁之失,则迁书虽误,犹无伤也。秦楚之际,下逮天汉,百余年间,人将一惟迁书是凭,迁于此而不详,后世何由考其事邪?”[21]又说:“历观前史记载,每详近而略于远事,刘知幾所谓班书倍增于马,势使然也。”[22]后来他在替毕沅为《续资治通鉴》一书给钱大昕写的信中,再以《左传》和《通鉴》为例进行论述:“史家详近略远,自古以然。即如《左传》一书,庄闵以前与僖文而后,不可一概为例;涑水身生宋世,其所阅涉,自详于唐而略于汉、魏以上,亦其理也。”[23]可见在章氏看来,中国古代史书的编修确实都是详近略远,因此他认为这一优良传统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我们不妨仍以《史记》为例,司马迁汉武帝时期之人,而其书就有《今上本纪》,他能够把历史一直写到汉武帝。以朝代而言,夏、商、周三代各成一纪,到了秦朝,既有《秦本纪》,又有《始皇本纪》,至于汉代,从高祖到武帝,则每人各为一纪;在十表中,三代作《世表》,十二诸侯作《年表》,秦楚之际则为《月表》。全书130篇,其中专记汉代历史的就有62篇,兼记汉代及秦代的有11篇。自天下并起而亡秦到《史记》成书约百年时间,这百年的历史,在全书分量的比重上要比过去几个时代的总量还大得多。这种重今思想,不仅表现在具体篇章数量的比重上,更主要的还直接反映在内容中。对此,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就已经大加称赞:“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我们再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全书记载起自三家分晋,止于周世宗淮南,共记1362年史事,分载294卷,其中战国秦汉622年,共68卷,约占全书的23%;魏晋南北朝369年,共108卷,约占全书37%;隋唐五代371年,共118卷,约占全书的40%。从这年代、卷数分配的比例来看,就足以说明司马光在史书编写上的略古详今思想了。当然,如果单从形式来看,似乎只有编修通史,这一思想才得以体现,其实不然。若是从一个时代来看,照样可以体现出来。只要稍作留意就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编修当代史的史学家特别多,往往一个国家的史书,就有很多史家在同时编修,其中晋书的编修最为突出,竟达十八九家之多。而宋代史学发展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亦就是整理、编写当代历史的风气很盛行,并且取得相当大的成就。王称的《东都事略》就是典型的代表,这是一部私人所修的纪传体北宋历史,所记内容上起宋太祖,下迄宋钦宗,是本朝人所写本朝历史比较完整的一部。其他如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亦都是当代人写当代历史成功的著作。再如有明一代,由于两次政变和党争等一系列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不断发生,史事记载严重失实,特别是实录被一再篡改,于是民间自行写史的人大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特别是到了明清之际,整个社会又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这就促使野史更进一步发展。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很快冲垮了明王朝的统治,起义风暴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北部,于是围绕这次农民起义就出现了许多记载,有的是记载农民起义军在各地的斗争情况,有的则是记载明清两代统治者如何镇压农民起义军。随后由于清军入关,各地又掀起了大规模抗清斗争,于是以记载各地抗清斗争为题材的史书又纷纷出现。与此同时,南方还有偏据一隅的南明王朝,这个小朝廷的更替,也成为许多人记载的对象。总之,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封建政权失去了控制力量以后,面对复杂多样的社会内容,编写野史的风气空前盛行。清代史家全祖望在《与卢玉溪请借钞续表忠记》一文中就曾指出:“明野史,凡千余家。”[24]史籍之多,可以想见。而这些史籍写的又都是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正因为有这些史籍,如今我们才有可能对那些重大的社会变革从中理出一些头绪来,可见记载当代历史比研究古代历史更为重要。因为当代所发生的事情,若不及时加以记载,将来研究就无所凭据。所以史学理论家总是要求历史学家发扬古代史家写史中详近略远的优良传统,注意多写当代历史。当然,长期以来的历史事实也在说明,写当代历史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在古代有的还会有灭族的危险。司马迁是怎么死的?至今尚无结论,我一直在想,很可能还是被汉武帝治死的。他的《史记》一直写到当今皇上,其中还说了许多“坏话”,特别是开国皇帝刘邦,被写成一个“大流氓”,对这种大不敬,汉武帝能够容忍吗?因此,对司马迁下毒手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没有史料作为根据,当然也就无法下结论。尽管写当代史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而古代许多历史学家出于史家的责任感,他们还是尽心尽责,完成自己的写史任务。因此,我们对于这一优良传统,应当加以继承和发扬,为写好当代历史做出贡献。(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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